 《宋代诗画中的政治隐情》，(美)姜斐德著，中华书局2009年12月版，58.00元。 张君卓 □在读博士生，北京 中国文人历来有借诗言志、托物咏怀的传统，所以中国古代的诗歌、散文、绘画中经常体现了某一类或某个人的隐秘幽情，而这种在诗歌、散文、绘画之中隐而不显的寓意，其实是通过层层叠叠的典故来暗示，因此如果想要理解中国古代文人们的隐秘幽情，就必须对这些典故及其暗示的寓意的传统非常熟悉，方能对古人的情怀有同情的了解。而对于今天的人来说，要了解这些隐情，必须在古诗文中去寻幽探秘，美国学者姜斐德女士的《宋代诗画中的政治隐情》一书就是对中国古代文人某一类的借诗言志、托物咏怀传统进行寻幽探秘的典型成果。 《宋代诗画中的政治隐情》，从题目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本书是对宋代诗画中体现的政治态度的分析。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文人经常具备多重身份，既是诗人画家，又是政府官员，中国历史上对这些人的称呼是士大夫，他们的一生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士大夫们仕途无论得意、失意，都会用手中的笔将心中的情绪表达出来，所以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中，与政治相关的诗文异常丰富。从而也形成了中国诗文传统中非常重要的类型，即政治讽喻诗。 对政治的讽喻在中国历朝历代、不同地区均存在，而姜斐德女士认为，政治讽喻传统的形成，潇湘地区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潇湘地区因舜帝与湘妃的传说闻名，这一地区从公元前3世纪起，就成为受到朝廷惩处的士人的流放之地，千年悠悠，潇湘地区容纳着历朝历代在党派斗争中失败，或是因“大不敬”的罪名而被驱逐的政治流放者。在这一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屈原、宋玉、贾谊、王逸、庾信、沈佺期、张说、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等博雅而雄辩的伟大作家，在流放过程中，他们将蒙冤受屈的心情与当地的风物联系在一起，完成对自己所受委屈的宣泄，同时表达对听信小人谗言的君主的责备和对朝廷的批评。 渐渐的，潇湘地区成为蒙冤受屈者的流放之地的典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文学艺术的原型，即姜斐德女士所说的潇湘文学范式，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作品为谨慎地抗议和批评提供了许多历史悠久的榜样”。 士大夫们运用不同的方式对朝政进行批评在中国整个历史上成为非常常见的现象，并且成为一种文学艺术的传统。姜斐德女士通过检视中国历史中的这种传统，敏锐地发现在对政治进行批评的传统中，“11世纪的宋代，一些士大夫探索出了一种表达不满的优雅而微妙的方式———绘画”。宋代被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视为中国文化发展的顶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在诗词、散文、绘画等方面均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文人。姜斐德女士对11世纪宋代的绘画以及绘画标题、同时代题跋的研究发现，这一时期的绘画广泛地表达了政治讽喻的文学主题。 11世纪的宋代，最著名的政治事件就是熙宁变法，更熟悉的名称是王安石变法，在这次变法过程之中与之后，改革派和保守派进行了持久而激烈的斗争，牵涉的人员非常广泛。变法将文官们分为两大阵营，从而使1060年到1080年这段时间，政治文化转变为紧张的党争，对朝政进行评议可能带来叛国的罪名，因此文官们都谨小慎微。但“物不平则鸣”，在神宗变法时代，当几百名达官显宦因反对变法而被惩处时，诗歌、绘画就成为承载无声怨抑的媒介。 熙宁变法时期，失意的文人们通过诗歌、绘画抒发内心的愤懑及对朝政的批评，在表达政治寓意方面最为著名的则是宋迪(约1015—1080)所作的《潇湘八景图》。宋迪在变法时期，担任度支员外郎官职，相当于现在财政部的副司长，与司马光为友，后卷入新旧党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栽赃暗算，遭到朝庭罢黜。《潇湘八景图》是宋迪被罢黜官职之后所作，立意与杜甫流落楚地时写的忧愤之诗相关，包括“平沙雁落”、“远浦归帆”、“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其中每一幅画中的物象均有其政治上的寓意。 所以《潇湘八景图》除了作为风景画本身的审美价值外，实则暗含了另外两重意义，一是隐，二是谏。隐乃穷则独善其身，有忿怨之情；谏乃达则兼善天下，含讽喻之功。而在绘画之外，题画诗成为另外一种表达政治见解的工具，但是要将诗画联接起来，作为某种理念的表达，需要一类人对这一主题具有一种共通的认知。因此围绕“潇湘八景”，出现了包括苏轼、王诜等与其他人之间相互唱和、表达同一理念的大量诗作，从而使以“潇湘八景”为代表所体现的政治隐喻主题得以完成。 《宋代诗画中的政治隐情》以《潇湘八景图》为发端，对文学的象征含义、绘画的标题、同时代的题词以及历史背景进行了层层发掘，“像一位杰出侦探对谜案的调查”一样，对11世纪北宋时期绘画、诗歌、政治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非常有洞见性的梳理和解读，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诗画之间的关系及传统文化提供了一种非常有帮助的思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