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出版报》：戚其章：客观认识甲午战争
□本报记者 冯威 通讯员 张荣国
甲午战争是一场引起中国社会大变局的近代战争，留下了许多待破解的历史谜团。甲午战争专家戚其章的新著《甲午战争新讲》近日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试图以通俗的笔法逐步解开这些谜团。日前，《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就有关话题采访了戚其章先生。
坚持史料先行 着力推陈出新
问：作为一本写给普通读者看的书，它和您以前的著作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戚其章：长久以来，我常想，史学专著读者面太窄，应该解决这个问题。最近一个时期，通俗历史图书热销，大家认识不一。有媒体说：专业评价和市场反映，真可谓水火两重天。我认为，史学专著和通俗历史图书，有着不同的分工：史学专著，为发展历史科学所必需，而据知史学界所取得的新研究成果并没有有效地传播到社会大众中去，顶多被影视剧本采纳，才间接地为人们所了解。通俗历史图书能够引人入胜，为许多人所爱读，但往往极力放大某些细节，把表象当做实质，甚至以个人想象代替历史事实，反而起到误导读者的作用。我要走的可以说是一条中间道路。这本书，除继续坚持严格的学术性之外，还要力求大众化，将二者融为一体，做到雅俗共赏。这是与我以前著作的最大区别之处。
问：在50多年的治学过程中，您最深切的体会是什么？
戚其章：我在治学过程中有许多体会，但最深切的是研究必须坚持史料先行的原则。我研究甲午战争就是从开展社会调查开始的。占有材料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占有史料不厌其多，要力求详细和充分。研究者掌握的史料越是全面详尽，他的研究越会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应该说，从辨析史料开始，研究者才真正地进入研究进程。研究过程也就是认识历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最重要的工作是处理好史（史料）与论（论点、结论）的矛盾关系。在坚持史料先行的前提下，自觉地运用史与论的矛盾运动形式和规律，可有助于保证研究过程的顺利进行和有效完成。
问：您在这部新著中特别重视一个“新”字。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
戚其章：说本书重视一个“新”字，主要是基于以下4点：一、追踪学术前沿的新问题。如日本发动战争是因为偶然因素还是蓄谋已久，如何评价丰岛海战中济远舰的功过等。二、搜集和挖掘新史料突破难题。如用西方及日本战地记者的报道查实当时旅顺的常住人口和被害的具体人数，用日本台湾总督府旧档中的日谍报告证明丘逢甲“未战先走”说之不实等。三、从新的角度讲述事件。如丰岛之战师期暗泄之所以发生，固然是由于日谍活动之猖狂，但换个角度看，便可知泄密的主要渠道就在李鸿章的北洋大臣衙门里；马关议和的结局人所共知，但只有转换视角，将中日双方当局议和期间的幕后活动揭露出来，才有可能对马关议和的研究有一个新的发现，即原来李鸿章所争的结果正是日方谈判的底线。四、将个人研究过程中的某些曲折经历插入书中，与读者分享，也是一个新的尝试。
坚持历史态度 客观评价人物
问：甲午战争研究在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居于怎样的地位？怎样理解甲午战争是近代民族觉醒的重要转折点？
戚其章：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我曾把甲午战争比喻为中国近代史之网的纲，抓住了它，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脉络就清楚了。这次战争，大大加速了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化过程，同时也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进程中的转折点。甲午战争将维新运动推向了其发展的高潮，从而迅速形成了一次群众性的爱国救亡运动。与此同时，还促成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可以说，是甲午战争第一次把中国资产阶级推上了政治舞台，并促成了晚清社会的近代化改革思潮由前期的不完全形态向后期的比较完全的形态转变。因此，我认为，就其严格的意义来说，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真正起点。
问：曾经有那么一段时期，史学研究中“制造”了许多完美无瑕的“好人”，也“制造”了一些一无是处的“坏蛋”。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改变了；但是，又陷入了巨大的争议中，往往存在观点极端对立的情形。您如何评价甲午战争中的历史人物。
戚其章：评价历史人物应该坚持历史的态度，将研究对象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考察，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不溢美，不苛求，要防止片面化，力求做到实事求是。以李鸿章为例，过去有人把他作为卖国贼，现在又有人为他大唱赞歌，各走极端，都未免失之偏颇。李鸿章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对他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不能全盘否定。他的问题是对日本的野心估计不足，认为日本决不会悍然发动战争，因此备战不力，在军事上一开始便处于被动地位。马关议和前，是慈禧太后点名要他东渡，起初他也是反对割地的，即使条约签订后还试图说服英国施以援手，能够保住台湾。在整个战争中，他始终指望西方列强，尤其是俄、英两国出面调停或干涉，幻想用“以夷制夷”手段以威慑日本，化干戈为玉帛，最终完全落空。因此，虽然不能说李鸿章有心卖国，但时人批评他既“误战”又“误和”不是没有道理的。从实践的观点看，对他在甲午战争时期中的表现不宜评价过高。
问：甲午战争中，中国不是完全没有取胜的希望。如果中国没有打败这场战争，清政府的命运是不是会有所不同？
戚其章：说中国有可能取胜，是基于对各种因素进行分析而做出的一种推测，而转败为胜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就是要实行持久作战的战略方针。对于清廷来说，这在当时是做不到的。如果中国没有失败，清政府的命运是否会有所不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给人以很大的想象空间。我曾跟一位美国历史教授讨论过这个问题。他的意见很简单：如果中国打胜，只会进一步巩固清朝的封建统治，使中国继续落后下去。我不太同意他的观点。我认为，全面地看，如果中国最终获胜，没有割地赔款，元气不曾大伤，清政府确实不会在16年后垮台；但另一方面，其后也不会发生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日本也不可能因一夜暴富而大肆扩军备战，踏上军国主义飞轮，成为东亚的战争策源地。更应该注意的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登上政治舞台，维新派也好，革命派也好，他们所从事的活动也只会加强，并逐渐形成社会运动。因此，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仍会继续向前发展，而不可能终止或倒退。至于清政府的命运决定于它将如何抉择：是顺应历史潮流推行社会改革，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镇压进步社会力量？说中国打胜只会进一步巩固清朝的封建统治，未免太简单化了。
问：对于现在的中国而言，应当从那场战争中记取些什么？
戚其章：甲午战争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历史教科书，它生动地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落后必定挨打，自强才能自立。这个道理对于今天的世界也是适用的。19世纪60年代中国启动的近代化，先后提出了“自强”、“求富”两大口号，但始终以军事近代化为中心，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却未能显著地提高综合国力。任何真正的社会改革都是一个系统工程。晚清的近代化改革阻力很大，举步维艰，只能浅尝辄止，长期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没有能够进一步深化下去，最终未能发展成为一场广泛的社会改革运动。这次历时30年的近代化改革，并未真正实现“自强”、“求富”两个目标，终于导致甲午战争的失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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