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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商报》:发现史籍中未载的史实 新出土吐鲁番公私文书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华书局 newdu 参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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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出土吐鲁番文献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家对吐鲁番阿斯塔那、喀拉和卓墓地大规模发掘之后,截至到目前为止陆续出土及收集来的文书、墓志、碑铭等原始资料。这批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1980年代吐鲁番棉花厂墓地出土文书;2.1990年代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出土碑铭;3.1990年代鄯善县洋海十六国时期墓地出土文书;4.2003年鄯善县达浪坎乡墓地出土文书;5.2004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文书及墓志;6.2004年吐鲁番木纳尔村墓地出土文书及墓志;7.2004年吐鲁番巴达木村墓地出土文书及墓志;8.2004年吐鲁番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出土墓志;9.2005年吐鲁番台藏塔出土文书;10.2005年文物爱好者捐赠一批吐鲁番文书。上述文献资料总数在500件以上,绝大多数为社会文书,许多内容为以前吐鲁番出土文献所未载,故极具史料价值。该书在整理、释读上述文献资料的同时,结合墓葬的时代和随葬品的组合,力求更加全面准确地揭示出有关文献所承载的历史信息,以期超越20世纪对吐鲁番出土文献的研究水平。
    ○闵 欣(书评人)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两册煌煌巨著日前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与以往的文献整理与出版相比较,它体现了新史料出现的重要动向,也代表了文献整理与出版的崭新高度。
    吐鲁番文献的发现历程
    “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王国维语)新出吐鲁番文献是上个世纪轰动世界的西北出土文物热潮在新世纪中的重要延续,也是开启文明史研究的重要渠道。
    中国西北内陆地区的一个个绿洲,连缀成古代中国与西方交往的丝绸之路。干旱的气候成为得天独厚的条件,成全了大量尘埋在历史的废墟和墓葬中的古代文献。20世纪初期被誉称为“出土文献四大发现”中的汉晋木简和敦煌文书都出自西北地区,由此而出现的简牍学与敦煌学热潮,体现了文书新发现给予古代文明研究带来的新气象。
    吐鲁番的文书大多是从寺院遗址的沙土中或墓葬中发掘出来的,早期的吐鲁番文书发掘也出现过类似敦煌的被外国列强掠夺的情况。敦煌与吐鲁番文书的相似性往往掩盖了各自的独特性。就吐鲁番而言,大量的墓葬文书出自利用废弃的世俗文书作为丧葬用具这一吐鲁番盆地的独特风俗,必将使文书随着新的考古发掘而不断浮现;同时,吐鲁番盆地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在东西文化中左右逢源,保留的文书也体现出文明的多样性和历史的连续性等等特点。从1959年到1975年的13次吐鲁番墓葬发掘,其2000多件文书的整理工作由唐长孺先生主编,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三家合作,最终的成果是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四卷,成为吐鲁番文书整理在20世纪的里程碑。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以2004年以来新出土的文书特别引人注目,文书的时间也从最早有确切纪年的前秦建元二十年(384)的户籍到元至元十五年(1278)之后的金箔包装纸,几乎跨越了丝绸之路上千年的历史。它使我们在新的世纪里看到了开启新学问的新材料。
    从吐鲁番世俗文书发现历史
    从时间上来说,《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的大量文献主要偏重在十六国到唐西州时期。这批文献是自1997年以来,特别是2004~2006年度,吐鲁番地区新出土的文献,此外,还有部分征集文书。这些文献包括300多件写本文书和一些墓志砖。大量的文献除了出现在以往的发掘点哈喇和卓和阿斯塔那两个古墓群以外,一些新的考古地点也开始出现古代写本文书,如木纳尔、巴达木、洋海、交河等。出土地点的扩大预示着吐鲁番出土文献出现了新的增长点。2005年以来,由吐鲁番文物局牵头,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合作,成立了“新获吐鲁番文献整理小组”,对这批吐鲁番文献进行了整理。
    这批文献主要以世俗社会的公私文书为主,丰富的文书内容中存在着以往没有出现过的大量资料,增加了我们对于许多历史重大事件与制度、文化的了解。出土的文书最早有《前秦建元二十年(384)三月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籍》,它是目前所见纸本书写的最早户籍,为我们认识十六国时期高昌郡的户籍实际面貌提供了极其直观的实物数据,也将成为深入探讨中国古代籍账制度的发展演变不可或缺的材料。新出的北凉时期的计赀出丝、计口出丝账对于此前研究非常薄弱的北凉时期的赋税制度提供了宝贵的例证。《唐龙朔二年(662)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则是首次发现的僧籍,为我们理解唐代的相关制度,提供了绝无仅有的信息。《神龙二年(706)七月史某牒为长安三年军粮破除、见在事》等,则为唐代地方的勾征制度提供了实际的例证。凡此种种,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或提高了我们以往的认识。
    新出的吐鲁番文书也再次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如阚氏高昌送使文书体现了五世纪下半叶高昌在柔然汗国控制西域期间交通南北时所扮演的不可替代的角色;《唐龙朔三年(663)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安稽哥逻禄部落事》不仅使我们了解到史籍未载的史实,也澄清了哥逻禄部与燕然都护府的关系及地理位置上的一些问题,加深了我们对当时西域复杂的民族关系形势的理解。同批整理的还有一件粟特文文书残片,是钤有汉文官印的正式官文书,再次证明了粟特民族在东西交往之间承担的重要作用。又如在交河沟西、巴达木两处墓地都发现了属于胡人的墓葬,使我们对于高昌粟特及其它中亚胡人在高昌的生活状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而《唐天宝十载(751)交河郡客使文卷》的发现则使我们对唐朝和阿拉伯历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怛逻斯之战有了更多的认识。
    无论从内容到形式,《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必将成为吐鲁番文献新的起点,而为历史与文明的学术新潮流开辟新的空间。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荣新江  李 肖  孟宪实主编/中华书局2008年6月第1版/1800.00元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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