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1913年5月11日—2002年7月11日)
    
    孙犁作品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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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鼻子里有些酸，但她并没有哭。只说：
    “你明白家里的难处就好了。”
    水生想安慰她。因为要考虑准备的事情还太多，他只说了两句：
    “千斤的担子你先担吧，打走了鬼子，我回来谢你。”
    这是《荷花淀》中的对白。《荷花淀》如一首隽永的叙事诗，文字简洁留白，气韵生动，余味无穷。这样的文字理应出自感性而浪漫的具有诗人般气质的年轻作家，这正是青年孙犁的文字。孙犁是个真诚的作家，他的文字是他内心世界的一面镜子。他浪漫而多感，含蓄而深情，尽管他老年的文字理性、平淡，他的多愁善感仍找得到踪迹。如他在《题〈蒿里遗珍拾补〉》中说：“在一张‘地券’的说明中，有这样的记述：这个砖券，在水灾后冲出，一个农民拾到，想叫人看看卖了，后来一想，怕人说是‘盗墓’（他深知这是大罪过），又反悔了，‘放回原处’去了。这是一个典型的朴实农民的心理写照，看过后有久违之感。”行文至末，他又叹道：“看一本破书，引起没用的感慨，非读书之原意也。此所谓多愁善感欤？”
    又如，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书衣上，他写道：“昨晚台上坐，闻树上鸟声甚美。起而觅之，仰望甚久。引来儿童，遂踊跃以弹弓射之。鸟不知远引，中二弹落地，伤头及腹。乃一虎皮鹦哥，甚可伤惜。此必人家所养逸出者。只嫌笼中天地小，不知外界有弹弓。鸟以声亡，虽不死我手，亦甚不怡。”这样隽永而深情的句子，必定出自温柔而多情的人！
    孙犁早年写了大量的诗化小说，塑造了“水生嫂”等艺术形象。如同沈从文后期从小说创作转向文物研究，张爱玲后期从小说创作转向研究、考据与译注，孙犁晚年也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阅读史籍与写作读史笔记上。除了时代原因，与个人的阅历和志趣不无关系。
    孙犁在《我的史部书》中说：“我在青年时，并不喜好史书。回想在学校读书的情况，还是喜欢读一些抽象的哲学、美学，或新的政治、经济学说。至于文艺作品，也多是理想、梦幻的内容。这是因为青年人，生活和经历都很单纯，遇到的，不过是青年期的烦恼和苦闷，不想，也不知道，在历史著作中去寻找答案。”又说：“有了一些人生的阅历和经验，我对文艺书籍的虚无缥缈、缠绵悱恻，不再感兴趣。即使《红楼》《西厢》，过去那么如醉如痴，倾心的书，也都束之高阁。又因为脑力弱，对于翻译过来的哲学、理论书籍，句子太长，修辞、逻辑复杂，也不再愿意去看。我的读书，就进入了读短书，读消遣书的阶段。中国的史书，笔记小说，成了我这一时期的主要读物。”这说明孙犁的文风从早年的恬淡、隽永向晚年的理性、平淡转变，是有其思想根源的。他不是不再相信人间的纯美与真情，而是面对烦难世事，主动在史书里寻求答案。
    孙犁在《读〈旧唐书〉记》中借文人之命运浇自己心中之块垒。世事变迁，桑榆晚景，抚今追昔，他不免感叹：
    我少年时，追慕善良，信奉道义。只知有恶社会，不知有恶人。古人善恶之说，君子小人之别，以为是庸俗之见。及至晚年，乃于实际生活中，体会到：小人之卑鄙心怀，常常出于平常人的意想。因此，惧闻恶声，远离小人。知古人之论，并不我欺。变化如此，亦可悲矣！
    每每读这段话，都会感叹孙犁的善良和不谙世事。内心有多善良和纯真，才会“只知有恶社会，不知有恶人”，才会怀疑古人的“善恶之说”“君子小人之别”是庸俗之见。对人性恶的发现，恐怕是他无意中效仿陶渊明“息交绝游”的原因吧。虽然同时代的许多人评价他“刻薄寡恩”，但深入他的内心世界，你会发现他只是用冷漠作盔甲，守护他清净的书斋生活。
    北宋诗人梅尧臣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大文豪苏东坡也说过：“大凡为文当使其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孙犁晚年的文风真正做到了“渐老渐熟”。
    孙犁藏书、修书、护书、读书、写书，实为当仁不让的书痴。他的后半生就是在书斋中度过的。书籍既是他的生命源泉，又是他的异类知己，还是他的避风港湾。作为传统文人，他从陶渊明和苏东坡身上汲取了精神养料，成为他精神气质的一部分。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归隐，每日耕作、饮酒、遐观，乐夫天命，自谓羲皇上人。他既有“万物皆有托，孤立独无依”的孤独之叹，又有“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的怡然之乐。他“息交绝游”的交友宣言，自觉将自己与异化的现实社会隔离开来。孙犁如陶渊明，也在仕途和交友方面最大限度地做到了“不以心为形役”。孙犁早年靠着一支生花妙笔，歌颂劳动人民的勤劳淳朴，歌颂革命事业的正义力量，为革命事业的宣传工作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孙犁并没有居功自傲，他尽心在书斋里煮字鬻文。
    苏东坡一生仕途坎坷，却未消沉意志。他随缘任运，与其所自号的“东坡居士”名实相符，真正做到了禅宗的“担水砍柴，无非妙道”，将日常生活审美化，将逆境化成人间的风景。孙犁自觉选择了书斋生活后，没有患得患失，没有失意文人庙堂与江湖之间的进退维谷，他完全安于自己的选择，像苏东坡一样做到了无悔无惧。
    比之陶渊明和苏东坡，孙犁既有陶渊明的清贞决绝，又有苏东坡的达人知命。如同他的读史心得所说的“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宽容的，并不以人废文。文人并无力摆脱他所处的时代。也不是每个文人，都能善处自己的境遇的”，孙犁在他的时代里最大限度实现了善处自己的境遇。这是他的深邃，也是他的睿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