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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的伊拉克战争引发了世界舆论对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外政策的广泛关注，而被视为新保守主义“教父”的施特劳斯也因此声名远播。围绕施特劳斯与美国新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学界众说纷纭，争论激烈，以至于有的论者将施特劳斯与新保守主义的关系之争列入2003年西方知识界十大重要事件之中。 &n bsp; 不过，早在施氏的名字因伊拉克战争而备受争议之前，施氏的著作就已引起中国学术界关注。近年来，施氏的《自然权利与历史》、《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先后被移译为中文。最近，施氏晚年著作《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也翻译出版。该书是施特劳斯颇为得意之作，被施氏弟子视为最能代表其师思想的成熟作品，是被马基雅维里研究界忽视甚至“误读的杰作”。 传统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马基雅维里： “罪恶的导师”VS共和主义的伟大讴歌者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马基雅维里的名字并不陌生。他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巨匠，因著有《君主论》、《佛罗伦萨史》和《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书》（《李维史论》）等名著而闻名遐尔。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很少有人像马基雅维里那样受到截然不同的评价。据以赛亚·伯林统计，在四百多年中，马基雅维里至少获得二十多种头衔：诸如“恶魔”、“强权政治的维护者”、“失意的官场政客”、“共和主义的理论家”、“唯科学主义者”等。惟其如此，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克罗齐曾感慨马基雅维里是“或许永远解不开的谜”。 不过，撇开关于马基雅维里争议的种种细节，我们可以发现两条清晰可见的主线。其一是将马基雅维里视为欲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冷酷政治家，将其指斥为“罪恶的导师”；其二是将他看成一名热诚的爱国者与共和主义的伟大讴歌者。 这两种评价都有充足的依据。“恶魔说”可以从马氏的《君主论》中找到佐证。《君主论》是作者献给当时佛罗伦萨的洛伦左·美第奇殿下的小册子，它是一本典型的君王宝鉴。在书中，马基雅维里以十分露骨而直白的方式劝诫君主应当集狮子与狐狸的品质于一身，为了达成目的不惜使用残忍的手段，不惜背信弃义，不惜运用谎言与欺骗。正如施特劳斯所言，在西方几千年的政治发展中，鼓吹赤裸裸无道政治的观点并不少见，但是，马基雅维里是一个绝无仅有的著名哲学家，将自己的名字与邪恶的政治行为联系在一起。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这种对马氏的解读。不少人倾向于将马氏置于佛罗伦萨当时所处的复杂政治环境中去理解。他们强调《李维史论》中表达的对罗马共和主义的讴歌，注意到《佛罗伦萨史》流露的对共和主义在现实中的无奈。他们宁愿将《君主论》中的权术看作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共和主义者面对无奈的“命运”所做的无奈的选择。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将这种观点表达无遗。他写道：“马基雅维里自称是在给国王讲课，其实他是在给人民讲大课。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乃是共和党人的教科书。”稍后英国内战时期共和主义的代表人物哈林顿在《大洋国》里，更认为马基雅维里对于“古代经纶之道”充满了共和主义的真知灼见。 如果用施特劳斯的说法来表述的话，前一种观点是所谓的“老派”的观点，后一种观点则是“新派”的观点。前一种观点在二十世纪之前占主导地位，后一种观点则在二十世纪之后大行其道。实际上，在整个二十世纪，马基雅维里研究的主流一直是所谓“新派”观点。其中最重要的当属两个学派。一派以一批意大利史学家为代表，如齐亚佩里（Chiap?鄄pelli）、赫克斯特（Hexter）、魏特菲尔德等，该派以史料翔实见长。另一派是20世纪中叶之后在西方思想史研究中如日中天的剑桥学派，其代表人物包括斯金纳与波考克诸人。剑桥学派借助所谓“历史情境主义”（Historical Contextualism），将思想史上重要人物置于历史之中来解读，勾勒出以马基雅维里为中继的西方共和主义传统。根据该派的分析，西方古希腊与罗马传统中存在共和主义内涵，这一内涵由于基督教的兴起而衰落。马基雅维里是近代第一个伟大的共和主义者。经过马氏的创造性转换，共和主义传统开始具有现代特征，这种共和主义影响了英国哈灵顿等思想家，更由此影响了美国独立战争与制宪时期的思想家，构成美国宪法的基础。 施特劳斯对马基雅维里的文本解读： 回归古代人的视野 在“老派”与“新派”的争论中，施特劳斯显然站在“老派”一边。不过，施氏并非简单地重复老派的道德指责，而是在新的基点上、以更宽广的视角重申“老派”观点的基本内涵。 施氏解读马基雅维里的方式十分独特。他的出发点并不是简单的道德指责，而是对马氏原著字斟句酌的文本解读。更为重要的是，施氏尽管批评政治哲学中的历史主义传统，但他对历史背景的重视丝毫不逊于剑桥学派的历史情境主义。惟一不同的是，施氏并不简单地满足于理解马基雅维里公开的著述，而是致力于揭示马氏著作中隐含的“隐讳式教导”，揭示马氏的真实意图。 为了理解马氏的真实意图，施特劳斯声称，“必须从一个前现代的视角出发”而不是从现代的视角出发来理解马基雅维里。原因在于，现代人是“马基雅维里的学生”，马氏的视野阻碍了现代人的视界。“除非我们摆脱马基雅维里的影响，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看清马基雅维里思想的真实性质”。 摆脱现代人视野的方法是回到古代人的视野，用希腊哲学与基督教哲学的视野透视马氏的学说。这种透视使施氏得以将马氏认定为现代政治哲学的创始人。此前，尤其是在关于霍布斯的著作中，施氏明确将霍布斯视为现代性的始作俑者。在这部关于马基雅维里的论著中，施氏修正了此前的观点，将马氏描述为近代第一个开启现代性计划的思想家。这一计划的实质是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否定。古典政治哲学的核心是政治哲学从属于道德，政治哲学的目标是追求美好的生活。而马基雅维里使道德从属于政治。不论这种政治是以爱国主义还是以共和主义的方式出现，一旦政治成为目标，道德成为从属于政治的手段，人类的自然的终极目标便在政治哲学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只是秩序与权力。 经过对马基雅维里的分析，施特劳斯最终完成了他对现代政治哲学的批判。现代政治哲学的发展是在否定古代政治哲学的基础上进行的。它经历了三次大的浪潮，马基雅维里代表了第一次浪潮的开端。经过三次浪潮，西方的道德虚无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而造成政治哲学的巨大危机。 施特劳斯以古代思想家的视角透视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哲学固然可以揭示马氏思想中常人难以发现的隐秘主题，但此种研究方法全然拒绝与当代马基雅维里研究者对话。施特劳斯的学生们更公开诋毁那些在马基雅维里研究中举足轻重的意大利学者们不过是以历史的手法表达对马基雅维里的狂热崇拜而已。这种态度不仅展示了施氏及其学派所特有的道德与智识优越感，而且也阻碍了施氏以一种历史的、全面的方式展示马基雅维里学说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其结果是，对马基雅维里的研究变成施氏自己逻辑的又一次图解。惟其如此，英国著名政治学者克里克（Bernard Crick）断言，施特劳斯的著作作为理解施氏思想的重要文献显然是不可或缺的，但作为研究马基雅维里的著作显然偏狭得多、单薄得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