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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回溯历史，中外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双方文化在不断的接触与碰撞中，相互学习，相互补充，在融合中共进。《中国来信》（大象出版社）就是这样一部关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 18世纪捷克耶稣会士严嘉乐，是迄今为止我们已知捷克最早的一位汉学家，他以毕生精力深入研究了汉语和博大 精深的中国文化。他与其他耶稣会士和欧洲一些学术界人士的通信分散在法、英、意、俄、捷克等国的图书馆、档案馆中。30年代捷克耶稣会士约瑟夫·符拉什吉尔对其收集整理，将之从拉丁文译成捷克文，1935年出版。近代捷克汉学家约瑟夫·科尔马什（高马士）又对这一通信集做了专业校订和补充注释，收集了严嘉乐与欧洲天文学家的通信，译为捷文，1995年以《严嘉乐：从中国寄回祖国的信及与欧洲天文学家的通信（1716—1735）》为名出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汉学研究中心邀请翻译家丛林、李梅把它翻译为汉语，由大象出版社作为“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系列著作中的一部出版。这是严嘉乐的著作继拉丁文、捷克文之后的第三个版本。它表明中国学者在汉学文献的研究整理方面已在某种程度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这部书的第一部分收集了严嘉乐的八封私人信件，反映出他对中国语言、文化和道德风尚的认识及传教活动在中国的情况。第二部分的十几封信件则是严嘉乐同巴黎和圣彼得堡著名天文学家的学术通信，阐述了他在测绘学、天文观察等方面的成就。这些信件内容充实，言简意赅，行文流畅。因此，《中国来信》成为反映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著作，也为中国海外汉学研究提供了一份极有价值的资料。 严嘉乐在《中国来信》中表现出教士、汉学家、学者三重身份。首先，他是耶稣会传教士。自1583年利玛窦入华开教，采用“补儒易佛”的传教方针，对中国祭孔祀祖等传统礼仪采取宽容态度。而其他教派及传教士对待这种传教方法存在着不同看法，因而导致了近百年关于中国礼仪问题的讨论和争执。传教士的角色使他们来自一种文化却生活于另一种文化，处于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的最前沿。正是这种角色、地位决定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方针和认识中国文化的角度。严嘉乐1716年来到中国，此时礼仪之争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受到重挫。严嘉乐的信件中对礼仪之争的性质及当时中国基督教的状况都有记录。除给我们提供客观材料外，他还对问题的实质提出自己的观点。 其次，严嘉乐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汉学家。汉学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的对话，西方学者自身的文化语境、价值观念、学术背景都会折射在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认识之中。耶稣会“人文立会”的宗旨和知识传教的路线，决定了耶稣会士具有深厚的理性传统，并且注意科学、哲学、文学、论理学等世俗学科。严嘉乐自1716年来到中国，至1735年辞世，穷19年精力，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在汉语、中国历史学、历法学、天文学和音乐方面都有较深的造诣。这使他能够从一个汉学家的角度展开研究。例如他在著作中指出：“汉语的字音少，而能确定词义的汉字却很多。一音多义在书写时可由汉字的写法不同而得到限定。但在口语中各种重音和五声往往还不足以区别全部不同的词义……”（原文15页，第2号信），言及汉语音节数量少而表示词汇多，词汇系统中同音词众多等特点，可谓一语中的。在18世纪，西方对中国文化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角度：一种是长期生活在中国文化中的传教士，他们或多或少地对中国文化产生认同，另一种则是同时代的本土欧洲人，他们则力图将中国文化融入本土经验。两者都难免存在文化误读。严嘉乐反对一些欧洲学者蔑视东方文化的傲慢态度，为捍卫中国古代文化的真实性和科学性仗义执言。 最后，严嘉乐是位学者。耶稣会历来有着知识传教的传统，所以来华传教士多是饱学之士。严嘉乐作为耶稣会士的一员，也是一位出色的学者，他精通数学和西方音乐，作为数学家和乐师为宫廷服务。他还通过一系列实地测量，绘出数张比较精确的北京地图。 严嘉乐的身上和作品中体现着深厚的救世热情和渊博学识的结合，他的《中国来信》为后世汉学家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是中捷文化交流的里程碑，它集合了耶稣会传教士、汉学家和学者三个不同的角度，使之更加深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