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欢喜腾》的写作有关青春，那么周李立的第二本中短篇小说集《透视》则与青春无关。在这部作品中，周李立多关注那些在都市生活中伤痕累累的人，故事隐去了伤口的形成原因以及痛不欲生的伤害，她要写的是“结痂后的疤痕在意外的天气里突然隐隐作痛”。生活中有意的隐藏和忘却以及突然觉醒的瘙痒和隐痛，你是否也在经历着这般的孤独和无力？
    问：《透视》收录了七篇小说，在选择的时候有特别的考虑吗？它们有什么共同点吗？
    周李立：我猜想，每个人都经历过某种微妙的时刻吧，比如一个不适宜的天气，你以为已然痊愈的伤口，突然发痒，令你坐立难安、倍受困扰。往事的蚂蚁，细小的骚动的腿脚，不安分地攀附在脊背上，成为难言之隐。
    这大概是我小说中那些人物的基本状态。
    然而坏天气终会过去，你也终将恢复平日的乐观开朗，笑脸如花、侃侃而谈，旁人看来，你嘻笑怒骂、欢天喜地，但只有你自己清楚，那种痛苦和惧怕如何存在于身体的某处，你是一个有伤口的人，你不知道哪个伤口会在某一天突然将你一击而溃。这种惧怕证实了你实质上的软弱，与你表面看起来的样子何其迥异。你实际上已经分裂为大相迳庭的两个自我。这本小说集里，几乎每篇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带着伤疤的，但那又如何，他们还得好好活着，也许还会受伤，伤口又再结痂。谁不是伤痕累累地每天吃喝拉撒着？
    就是这样，我不直接写伤口如何形成、不直接写伤害带来的痛苦如何让人痛不欲生，我写的是结痂后的疤痕在意外的天气里突然隐隐作痛。
    问：《透视》这篇短篇小说与2008年四川地震有关，但你并没有直接写地震，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处理方式？
    周李立：《透视》确实是因汶川大地震而起。作为四川人，512是我从那时至今一直耿耿于怀的数字。我不想描述那段时期我遭遇了什么，事实上，那段日子我已经在北京生活，而家人朋友们在成都所经历的，我也只是通过他们的描述来体会的。这种间接的经验，是另一种恐惧，就像人类对鬼怪的恐惧一样，因为那个东西，因为没有具体的形象，你的想象反而会更加强化它的狰狞，对，就是“脑补”。
    八年过去了，我越来越厌恶对待地震的两种倾向，一种是对苦难的消费，将灾难作为谈资，在无话可说的旅行中、冷场的餐桌上，把那场地震端上来，仿佛一盘下酒菜，引来足够的惊叹和唏嘘。另一种是泛滥的抒情，我总以为那些哀伤痛苦在极致的抒情表达中，其实反而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说到底，还都是消费。八年的时间应沉淀下足够厚实的土壤，生发出足够的理性，意识到地震造成的创伤，那是永久的，虽然此刻大地的沉稳也如一种永恒，仿佛它从来也没有开裂过。
    灾难结束的那一刻，灾难也才刚刚开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继续带着创伤活下去。我们不都是带着一道道伤疤好好活着的人么？我在《透视》中对地震的处理，是在这样一种意识的前提下进行的。
    问：《透视》是你第二本小说集，和第一本《欢喜腾》相比有什么区别呢？
    周李立:《欢喜腾》出版于2013年，收录10个中短篇小说，基本是我2008至2013年的全部作品，那是我刚刚开始写小说的时期，也是一段艰难的时期，写得很少，也很慢，一直在摸索，方向不明确，5年写10万字，十分不勤奋。
    2014年，我30岁，写作的需要突然强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2014年和2015年，我发疯一样写了三十多个中短篇小说，其中不少短篇，都只用了一天时间，而我当时根本不知道“短篇不过夜”的说法。那种感觉，就像在黑夜中，你只是想要找到一点光亮、找到一条路，然后走出去。我反而不在乎这条路通往的方向，只是想要有条路可以走。有路就意味着你无法停下来，我害怕停下来，哪怕只是片刻。
    就这样，这批中短篇陆续发表，选出七篇，汇成一本书，成为《透视》。相比较而言，我始终认为《欢喜腾》与《透视》是两个迥异的我，根本无法融合。《欢喜腾》基本是青春写作，我怀疑自己并不会写青春，才会到不再青春的时候幡然醒悟，领悟出小说应该怎么写。《欢喜腾》中的小说，现在我基本不敢翻阅，唯恐看见那个不擅长的黑暗的青春，但《透视》不一样，《透视》与青春无关，我对青春其实特别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