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阿辽沙与伊凡在酒馆的相遇和长谈构成了全书最重大、最震撼灵魂的一次精神事件，因为“宗教大法官的传奇”就包含在这场谈话之中，在这一“传奇”中提出的问题可视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临终一问，因为，据说他从年轻时就关注这一主题，而他之所以把“传奇”放入《卡拉马佐夫兄弟》，是由于他恐怕自己不能再活着完成另一部小说了。
    
    阿辽沙与伊凡兄弟俩在隔绝多时后开始互相吸引，互相理解，他们首先谈到生活，伊凡说对生活的渴求是卡拉马佐夫家的特征，阿辽沙赞同说，应当首先爱生活，而不管什么逻辑。然后他们就开始谈到上帝的问题。伊凡说俄国的青年现在一心一意地讨论永恒的问题，全宇宙的问题，那些不信上帝的就讲改造全人类，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然而这是同一问题的两面，说他也愿意承认上帝，却不能接受上帝创造的世界--人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不能接受其中到处可以见到的罪恶和苦难，尤其是加于孩子的罪恶和苦难。有许多苦难是人为制造的，人不知怎样才能做到真正爱自己，这就又把谈话的路线从上帝引回到了人，引到了人性的深处，但仍然始终不离上帝，面对上帝!伊凡感觉这样一个人的生活世界和过程就建立在荒诞上面，而且他不愿接受最终的和谐来抵消这过程的荒诞和苦难。
    我们已经粗略描述了引出“宗教大法官传奇”的谈话背景，即先谈到上帝，由讨论上帝的问题引出生活世界的问题，引出人的问题，但上帝依旧隐然地存在。整个“传奇”也都是宗教大法官在上帝面前诉说人的问题，诉说有关人的最大的困惑，其潜台词是：你为何如此造人?既然人已经如此被造，人性已然如此，你是否还有回来的必要?这是一个九十岁的老人在诉说，代表统治的少数在向上帝述说，他此时已位极人间至尊，具有极高智慧，握有极大权柄，但也曾备受艰难和迫害，到过沙漠，吃过蝗虫和树根。他以前也许一直拒绝权力，坚持一种最纯洁的信仰，坚持所有人的自由选择，后来却改变了想法。九十年来这是他第一次讲出他在这整个九十年中经过对人性的深入观察和沉思默想之后提出的最大疑问，这是代表人对上帝的提问，被造者对造物主的提问，代表衍生者对自身所由来之源的提问，所提出的问题是有关人性、人生、人间社会及其历史命运的一个根本问题。整个场景都是宗教大法官在对上帝、对“你”说话。
    
    这一由伊凡转述的“宗教大法官的传奇”是发生在十六世纪，即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又过了一千五百多年，上帝重新以人的形象，出现在头天刚烧死过异教徒的西班牙的塞维尔。他悄悄地，不知不觉地出现，可是很奇怪，大家全认出了他，围住了他。他为人们祝福，使一个盲者复明，一个死去的女孩复活，人们骚动了，这时宗教大法官本人出现了，他远远地看到了一切，然后带着卫队抓住了这人，投入了监狱，到了晚上，宗教大法官却独自一人来到囚室中。
    宗教大法官悄悄而又热烈地对囚犯说：是你么?真是你么?如果你真的是上帝，你不应在你以前说过的话上再添加什么，你也不应夺去人们的自由，这自由当初你在地上的时候曾经那么坚决地维护过。不管你新宣示些什么，因为它们将作为奇迹出现，因此必然会侵犯人们信仰的自由，而他们的信仰自由，还在一千五百年以前，你就曾看得比一切都更为珍贵。你不是在那时候说“我要使你们成为自由的”么?但是你现在看到这些自由”的人们了。我们曾为此花了极高的代价，可我们终于以你的名义完成了这件事。十五个世纪以来我们为了这自由而艰苦奋斗，现在已经完成了，完成得很彻底。你不相信完成得很彻底么?你知道，现在，正是现在，这些人比任何时候都更相信他们完全自由，而实际上他们自己把他们的自由交给我们，驯顺地把它放在我们的脚前。这就是我们以你的名义完成的工作，不知道你所希望的是这样的自由么？
    宗教大法官的这一连串问话揭示了“传奇”所围绕的主题：人类的自由及其使他们放弃自由的本性，也揭示了在现实的人们中间一个基本的区分：即宗教大法官所说的我们”和“他们”、少数和多数，这一区分将贯穿这一“传奇”的始终。所以，如果要问到这里所说的究竟是何种自由，谁之本性，那么可以简单地说是指选择的自由，即选择价值目标的自由，而非单纯摆脱限制和羁绊的自由；并且这种自由有一种只有自觉自愿地选择上帝、选择精神信仰才是真实的自由的含义，这里的人性则不仅含有人本身的局限使人与上帝有绝对的距离的含义，也意味着某种人性的差别，即大多数人可能终归要选择面包、奇迹或只是被动地、惰性地接受信仰。
    一千五百年前，耶稣说：“真理必将使你们得自由。”这是他的真理，后来他的名字被信奉了，基督教支配了世界，然而所有人真的是自由的吗?或者人类现在所达到的状态就叫作“自由”?这就是人们自由选择的结果?人们信仰基督了，然而这是他们自由选择的信仰吗?他们真的由衷地相信他们自以为信仰的东西吗?他们宁愿为这信仰放弃一切?难道他们的“自由”只是表现为自愿放弃自由的“自由”?他们最后实际上只是自由地选择了不自由?他们是否在放弃自由之后仍相信他们是完全自由的呢?宗教大法官看来认为情况就是这样。他还向上帝指出群众的反复无常：今天他们敬仰你，吻你的脚，明天在我的一挥手之下，就可能争先恐后地跑到烧死你的火堆上添柴。大法官认为他和少数跟随他的人的功绩，恰好在于他们终于接受了群众自愿放弃的自由，而且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群众的幸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为“传奇”准备的笔记本中，让宗教大法官如此对上帝说：“我们比你更人性，我们热爱大地”。“我比你更爱人性”。但是，当多数群众不自由时，少数统治者不也是不自由的么?
    这一过程是怎样发生的呢?群众为什么会甘愿放弃自己的自由呢?他们不是为了换取他们更为看重的东西才肯放弃吗?他们所更看重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宗教大法官于此指出了三种诱惑，即奇迹、神秘和权威。(出《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四章)在宗教大法官看来，再没有比在这三种诱惑中所揭示的一切更真实的了。在这三个问题中，仿佛集中预示了人类未来的全部历史，同时还显示了三个形象，其中囊括了大地上人类天性的一切无法解决的历史性矛盾。
    第一个诱惑可以说是最基本的诱惑，这就是以奇迹形式出现的广义的面包，或者说物质生活的诱惑，它诱使群众用自己本可有的精神独立和自由去换取面包，换取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宗教大法官对作为囚犯的上帝说：群众放弃自由，这是因为，对于人类和人类社会来说，从来就没有比自由更难忍受的东西了!你看见这不毛的、炙人的沙漠上的石头么?你只要把那些石头变成面包，人类就会像羊群一样跟着你跑，感激而且驯顺，尽管因为生怕你收回你的手，你的面包会马上消失而永远在胆战心惊。但是你不愿意剥夺人类的自由，你拒绝了这个提议，因为你这样想，假使驯顺是用面包换来的，那还有什么自由可言呢?所以，你说“人不能单靠面包活着”。但是你可知道，大地上的鬼恰恰会借这“尘世的面包”为名，起来反叛，同你交战，并且战胜你，而大家全会跟着他跑，喊着：“谁能和这野兽相比，他从天上给我们取来了火!"你可知道，再过一些世纪，人类将用理性和科学的嘴宣告，根本没有什么犯罪，因此也无所谓罪孽，而只有饥饿的人群，旗帜上将写着：“先给食物，再谈道德!"人们将举起这旗帜来反对你，摧毁你的圣殿
    “传奇”发生的十六世纪正好处在近代的入口，这也就是一系列革命和造反的开始，“上帝之死”的开始。宗教大法官似乎预见到了在这之后几百年间将要发生的事情，预见到了人们将到处反抗基督教的权威，并且以反叛为骄傲和自豪。人们把神殿推倒，血溅大地，但在他看来这只等于是小孩子们在课堂里造反，轰走老师，那种骄傲只是孩子和小学生的骄傲。宗教大法官在其所处的十六世纪的西班牙还是基本安全的，但他已预感到还将有一次大的造反，这次造反的旗帜将主要以面包和富裕的“人间天堂”为号召。在群众的眼里，不仅自由的精神生活，甚至对精神的仪式崇拜也将退居次要，以至于完全被物欲所代替，对物质的追求将成为最高乃至唯一的追求。而且这种物欲的引发和推动追求也可以以奇迹的形式出现，这形式在现代社会一是以某种激动人心的理由剥夺和平分，再一个更重要的、始终起作用的奇迹和崇拜则是科技。
    宗教大法官对上帝说：“你答应给他们天上的面包，但是我再重复一句，在软弱而永远败德不义的人类的眼里，它还能和地上的面包相比么?就算为了天上的面包有几千人以至几万人跟着你走，那么几百万以至几万万没有力量为了天上的面包而放弃地上的面包的，又该怎么样呢?是不是只有几万伟大而强有力的人是你所珍重的，而那其余几百万人，那多得像海边沙子似的芸芸众生，那些虽软弱却爱你的人就只能充当伟大和强有力的人们脚下的泥土么?"
    这里又明确出现了少数与多数的分别，前面宗教大法官笼统说到的“人类”看来实际就是指“多数”，指“大众”。不管他们对地上面包的追求是怎样低俗的追求，他们不是本性如此，几乎无可更改么(面对上帝的潜问则是“他们不就是如此被你造的么”)?而且，他们不是也应当有自己如此生存和追求的权利么(哪怕这种追求就意味着最终要放弃自己的精神自由)?而我们(少数)不是也要站在他们(多数)的立场上为他们想想么?看来宗教大法官正是这样想的，他说：我们也珍视弱者。他们没有道德，他们是叛逆，但是到了后来他们会成为驯顺的人的。他们将对我们惊叹，将把我们看作神，因为我们作为他们的领袖，竟甘愿把他们惧怕的自由承担下来而统治着他们，--因为他们到后来觉得做自由人真是太可怕了!但是我们要说，我们服从你(上帝)，我们是以你的名义进行统治的。我们要继续欺骗他们，因此我们将永不放你走近我们的身边。我们正因为要做这种欺骗而忍受着痛苦，因为我们不能不说谎。这就是沙漠里第一个问题的大意。这就是你为了你认为高于一切的自由而加以拒绝的。在这问题里包含了这世界上的伟大的秘密。
    自由的高扬的精神与充分饱餐地上的面包、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两者是否可以兼得呢?克鲁泡特金写过一本书叫《面包与自由》，认为自然资源与工业技术足以使一切人得到所需要的面包，只要废除私有制，实行共产公有，便可保证所有人过上安居乐业，充分享有一个无政府社会中的自由的生活。许多社会主义者也设想首先满足物质需求，以改变产权关系为号召，然而才提升人们的精神，使人们享有充分的自由，最后实现包括丰富的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
    弗洛姆也写过一本书叫《逃避自由》，他已观察和意识到现代社会的人们尽管拥有政治和价值选择的自由，却常常奇怪地要逃避这自由，宁可只注意物质生活而放弃自由，但他仍然希望能通过转变人们的心理和观念来对此进行医治。在宗教大法官看来，面包与自由这两者也许是“不可兼得的”，或者说，“天上的面包”与“地上的面包”两者是不可兼得的，因为多数人永远不善于在自己之间好好地进行分配，亦即如果集中注意于面包，他们将永远也分不平，他们将一直吵闹和争斗下去。“不可兼得”的更深理由则还在多数人也许从本性上就不愿承受自由的重负，而更喜欢不断扩大“面包”的数量以及自己所能占的份额。问题不是多少算够，而是不会有够的时候。而且，再多也会有跟他人比起来还是少的情况。尤其是在一个多数意见占支配地位的世界里，怎么可能把他们已经紧盯着面包的视线移开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1876年给阿列克谢耶夫的一封信中写道：石头和面包是当今的社会问题，即环境的问题。这并不是预言，历来都是如此。与其向那些一无所有的乞丐--由于饥饿和压迫，他们与其说像人倒不如说像动物--宣传不作恶、顺从、洁身自好，还不如先让他们吃饱肚子。这样做更为人道。这是魔鬼对基督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如今欧洲的和俄国的社会主义，人们到处都在否定基督，首先在为面包而奔波，求助于科学，断言说人间一切苦难的唯一根源是贫困，生存斗争，“环境所迫”。基督对此的回答却是：“人不单单靠面包而活着”--这就揭示了一个普遍的公理，以及人在精神上的渊源。鬼的思想只适合于那些形同动物的人，基督知道单靠面包无法使人获得新生。倘若缺乏精神生活，缺乏美的理想，人就会忧伤，死亡，发疯，自杀，或者沉湎于种种多神教幻想。由于基督本身和他的言行体现了美的思想，因而他决定：最好把美的理想播种在人们的心里，内心有了这种理想，彼此就会亲如兄弟，那时候彼此就会互助，大家也就会富裕起来。否则如果你给他们面包，他们也许会因为无聊而彼此成为仇敌。那么，假如同时给以美和面包呢?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那样的话，人的劳动、个性、为亲人做出自我牺牲的精神也还是会荡然无存，一言以蔽之，人的整个生命，生活的理想将消失殆尽。因此最好只告诉他们一个精神上的理想。这就说明，福音书的这一片断讲的就是这个问题，而不仅仅是因为基督饿着肚子，魔鬼才建议他捡起石头使之变成面包。这也就证明基督的答复就是揭示了人性的奥秘：“人不单单靠面包而活着”(也就是说人不同于动物，但人的奥秘还有另一面，在那一面他又同于动物，他有身体，身体可能就是他的原罪)。倘若事情仅仅涉及解除基督的饥饿，那又何必笼统地谈人的精神世界呢?再说也不合时宜，无需魔鬼的劝告，基督早就可望得到面包了，只要他愿意。许多青年向往社会主义也就是盼望世界上实现这样一种制度，那儿处于首位的是“面包”，而且分“面包”是人人均等，也不再有什么地产。这些社会主义者期待着那种个人无须承担责任的社会结构，他们实际上是爱财如命，其根源就是灌输给他们的那套思想。
    “面包”的问题不单纯是一个“面包”的问题，一个经济的问题，它也是一个社会问题，一个分配正义的问题，一个涉及到人间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基本问题，一个涉及到权威、崇拜以及统治的合法性的基本问题。甚至一些以面包引诱和发动群众的人也只是把这作为手段，他们所注目的是政权--夺得并巩固它。正是因为这一点，宗教大法官甚至对上帝提出了批评：他说如果你同意采用以“面包”为旗帜，你就可以解决每一个人和全体人类的那种普遍的、永恒的烦恼，那就是“该崇拜什么人”的问题。人一旦得到了自由以后，他最苦恼的问题，无过于赶快找到一个可以崇拜的人。但是人们所寻找的总是已经无可争辩的崇拜对象，最好无可争辩得使一切人都会立即同意共同对他表示崇拜。这些可怜的生物所关心的不只是要寻找一个我自己或者另一个人所崇拜的东西，而是要寻找那可以使大家信仰它，崇拜它，而且必须大家一齐信仰和崇拜的东西。正是这种一致崇拜的需要，给每一个人以至从开天辟地以来的整个人类带来了最大的痛苦。为了达到普遍一致的崇拜，他们用刀剑互相残杀。他们创造好些个“上帝”，互相挑战说：“丢掉你们的上帝，过来崇拜我们的上帝，不然就立刻要你们和你们的上帝的命!"这样的情形一直会继续到世界的末日，甚至到世界上已不再存在上帝的时候：因为人们同样还是要朝着偶像膜拜的。你不能不知道人类天性的这个根本的秘密，但是你却拒绝了对你提出的那面可以使一切人无可争辩地对你崇拜的唯一的、绝对的旗帜--那一面地上的面包的旗帜，而且是以为了自由和天上的面包的名义而加以拒绝的。
    人们深切关心的是寻找一个对象，以便把随自己这个可怜的生物与生俱来的一份自由赶快交付给他。能握有人们的自由的只有那个能安慰他们的良心的人。本来随着面包你就能得到一面无可争辩的旗帜：只要你拿出面包，人们就会崇拜你，因为面包是绝对无可争辩的东西。与此同时，假如有人越过你而占有他的良心，那时候他甚至会抛弃你的面包，去追随那掠取了他的良心的人。在这一点上你是对的。因为人类存在的秘密并不在于仅仅单纯地活着，而在于为什么活着。当对自己为什么活着缺乏坚定的信念时，人是不愿意活着的，宁可自杀，也不愿留在世上，尽管他的四周全是面包。这是对的，但是结果怎样呢?你并没有接过人们的自由，却给他们更增添了自由!难道你忘记了，安静，甚至死亡，对人来说要比自由分辨善恶更为珍贵么?对于人是再也没有比良心的自由更为诱人的了。同时也再也没有比它更为痛苦的了。你不去提供使人类良心一劳永逸地得到安慰的坚实基础，却宁取种种不寻常的，不确实的，含糊可疑的东西，人们力所不及的东西，你这样做，就好像你根本不爱他们似的，--而这是谁呢?这竟是特地前来为他们献出自己的生命的人!你不接过人们的自由，反而给他们增加些自由，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永远承受着自由的折磨。你希望人们能自由地爱，使他们自由地追随着你。你想取代严峻的古代法律，改为从此由人根据自由的意志来自行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只用你的形象作为自己的指导--难道你没有想到，一旦对于像自由选择那样可怕的负担感到苦恼时，人们最终会抛弃你的形象和你的真理，甚至会提出反驳么?他们最后将会叫嚷起来，说真理并不在你这里，因此，简直不可能再比像你这样做给他们留下更多烦恼事和无法解决的难题，使他们混乱和痛苦的了。你自己就为摧毁你自己的天国打下了基础，不必再去为此责备任何人。宗教大法官看起来是在为天主教辩护，为它以千年计的世俗化历史辩护，为它在社会层面的成功辩护，但也可说是为一种几乎命定的“精神异化”辩护，为人性辩护。
    在宗教大法官看来，尽管人心中总有一种隐隐的对于沉溺于物质生活的不安，人们还是软弱的、意志薄弱的，又是叛逆的，人世间只有奇迹、神秘和权威这三种力量可以征服和俘虏他们的良心，使他们得到幸福。这其中，“奇迹”是前面所说的“地上的面包”的“诱惑”的表现形式，同时也是一种独立的力量。在这方面，宗教大法官也对上帝表示了一种质询的态度，他问：人类的天性难道能拒绝奇迹，哪怕在生命的可怕时刻，在内心发生了触及根本的最最可怕而痛苦的疑问时，仍旧能只凭良心做自由的抉择么?你知道你的苦行将记载在圣经里，直到永远而且流传八荒。你指望人们跟随着你，就会永远留在上帝身边，并不需要奇迹。然而你不知道，人一旦抛弃了奇迹，他同时也就会抛弃了上帝，因为人寻找的与其说是上帝，还不如说是奇迹。既然人没有奇迹就没法过下去，他就会为自己去造出新的奇迹，他自己的奇迹来，就会去崇拜巫医的奇迹，女巫的邪术，尽管他也曾做过一百次叛徒、异教徒和无神派。当人们对你讥笑，嘲弄，对你喊叫“你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会信仰这是你”的时候，你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你所以没下来，同样是因为你不愿意用奇迹降服人，你要求的是自由的信仰，而不是凭仗奇迹的信仰。你渴求的是人们对你自由的爱，而不是那种囚犯面对把他永远吓呆了的权力而发出的那种奴隶般的惊叹。在这方面你对人们的估价也同样过高了，显然他们虽然生来是叛徒，却仍然是囚犯。你看看周围，自己想想，现在已经过了十五个世纪，你再去看一看他们：你把谁提得跟你一样高了呢?我敢起誓，人类生来就比你想象的要更为软弱而且低贱的。
    当然，以上所说并不包括人类的全部，并不是指所有人，区分“少数与多数”的主旋律再一次出现，并且构成一种创世的神秘。宗教大法官对上帝说：你的伟大的预言家在寓言和幻想里说，他看见了第一次复活的全体参加者，每族各有一万二千人。但即使有这么些人，他们也已经仿佛不是人，而成为神了。他们背负了你的十字架，他们几十年来在饥饿的、不毛的沙漠中受煎熬，拿蝗虫和树根作食物--你自然可以指着这些自由、自由之爱的孩子，自由而庄严地为了你的名而牺牲的孩子们来自豪。但是不要忘记：他们总共只有几千人，而且全是神，可是其余的人呢?其余那些软弱的，不能忍受强者们所忍受的事物的人，他们又有什么错呢?无力承受这么可怕的赐与的软弱的灵魂，又有什么错呢?那么难道你真的只是到少数选民这里来，而且是为了少数选民而来的么?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就是神秘，是我们所无法了解的了。既然是神秘，我们也就同样有权利来宣扬神秘，并且教他们，重要的不是他们的心灵的自由抉择，也不是爱，而是神秘，对于这种神秘他们应该盲从，甚至违背他们的内心盲从。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改正了你的事业，把这事业建立在奇迹、神秘和权威的上面。人们也很喜欢这样，因为他们又像羊群一般被人带领着，从他们的心上卸去了十分可怕的赐与，那给他们带来了那样多痛苦的赐与--自由。
    宗教大法官说：“我们拥护的不是你，而是他(指撒旦)，这就是我们的秘密。我们早就不拥护你，而拥护他，已经有八个世纪了。整整八个世纪以前，我们从他那里接受了你愤然拒绝的东西，接受了他把地上的天国指给你看时向你呈献的最后的礼物：我们从他那里承受了罗马和恺撒的宝剑，只宣布自己是地上的王，唯一的王，虽然我们至今还没有能彻底完成我们的事业。……本来你当时就可以拿起恺撒的宝剑来。为什么你却拒绝了这最后的赠礼?你如果接受了伟大的魔鬼的这第三个劝告，就可以解决人类在地上所寻求解决的一切，那就是：向谁崇拜?把良心交给谁?大家怎样最后联结成一个无可争辩的、和谐一致的蚁穴?因为要求全世界联合一致正是人们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痛苦问题。”这时，宗教大法官肯定越过了自己的界限，逾越了自己的身份，正是基于此，阿辽沙说宗教大法官实际上并不信仰上帝。伊凡也承认，也许在宗教大法官垂暮之年，他清楚地看出了惟有那个可怕的伟大魔鬼的劝告，才能勉强给这些软弱无力的叛徒，这些“为了开开玩笑而创造出来的不成熟的试验品”建立起一种最起码的生活秩序。
    但是，宗教大法官在这里至少是提出了如何安排地上王国，安排包括多数与少数的社会政治秩序，包括如何在上帝的旗帜下安排，以及如何达到所有人团结一致这样一些最困难的问题。他认为：整个人类永远渴望着一定要把自己组成一个世界性的整体。有许多伟大的民族具有伟大的历史，但是这些民族越高超，就越不幸，因为他们对全人类世界性联合的要求比别的民族更强烈。他阐明了自己的立场，一种似乎不同于上帝的立场，一种自居少数、却致力于照顾多数、照顾所有人的立场。他对上帝说你为你的选民骄傲，但是你只有选民，而我们却使所有的人得到平静。还有，在这些选民里，在本可以成为选民的强有力的人们里，有多少人由于等你等得疲倦，已经或者将要把他们的精神的力量、心的热忱转移到另一个阵地去，最后终于举起他们自由的旗帜来反对你。这旗帜本是你自己举起来的。亦即有少数精英将成为无神论者。
    这是对即将来临的“现代”的预感，宗教大法官似乎对自己统治下的现状、或者革命之后的世界还是基本上满意的。他说，在我们这里，大家都将得到幸福，不会再发生反叛和互相残杀，好像在你的自由里到处都在发生的那样。我们会使他们相信，他们只有在把他们的自由交给我们并且服从我们的时候，才能成为自由的人。他们自己会相信我们是有理的，因为他们会记得，你的自由把他们领到了多么可怕的被奴役和骚乱的境地。自由，自由思想和科学会把他们引进那么令人迷惘的丛林，使他们面对着那么多奇迹和无法解释的神秘，以至有一些不驯服而狂暴的人会残害自己，另一些不驯服而意志软弱的人会互相残害，所剩下来的其余软弱而不幸的人将会爬到我们的脚下，向我们哭诉：“是的，你们是对的，只有你们掌握了他的神秘，我们现在回到你们这里，把我们从自己的手中救出来吧!"他们在接受我们的面包时，自然会明显地看到，我们是从他们那里把他们用自己的手弄到的面包取了来，然后再分给他们，并没有任何奇迹；他们将看到我们并没有把石头变成面包，然而实际上他们将的确为了能从我们手里取得面包而高兴，更甚于单单为了面包本身!
    前面说到，处在十六世纪的宗教大法官预感将会有一场大的造反，这实际上可以说是处在十九世纪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预感。宗教大法官预感在这场天翻地覆的大造反中，那些精英的少数将被驱逐，羊群将被搅散，宗教大法官看来相信，在这场血与火的大灾难中(如果那时人类还没有自毁或者说面临最后审判的话)，他们会再寻找藏在地底下陵寝里面的我们(因为我们会重又遭到驱逐和折磨)，寻到以后，就对我们哭喊：“给我们食物吧，因为那些答应给我们天上的火的人们，并没有给我们呀。”到那时候就将由我们来修完他们的高塔，因为谁能给食物吃，谁才能修完它，能给予食物的只有我们，用上帝的名义，或者假称用上帝的名义。他们没有我们是永远永远不能喂饱自己的!在他们还有自由的时候，任何的科学也不会给予他们面包，结果是他们一定会把他们的自由送到我们的脚下，对我们说：“你们尽管奴役我们吧，只要给我们食物吃。”这样，羊群会重行聚拢来，重新服从的，而且这一次将会永远不再改变了。那时候我们将给予他们平静而温顺的幸福，软弱无力的生物的幸福--因为他们天生就是那样的生物。我们将最终说服他们不要再骄傲，你把他们抬高了，使他们学会了骄傲；我们将向他们证明，他们是软弱无力的，他们只是可怜的小孩子，但是小孩子的幸福却比一切的幸福更适宜。他们会胆小起来，望着我们，害怕地紧偎在我们的身边，就像鸡雏紧偎着母鸡。他们会对我们惊讶，惧怕，而且还为了我们这样强大、聪明，竟能制服住有亿万头羊的骚乱羊群而自豪。他们对于我们的震怒将软弱地怕得发抖，他们的思想会变得胆小畏缩，他们的眼睛会像妇人小孩那样容易落泪，可只要我们一挥手，他们也会同样容易地转为快乐而欢笑，变得兴高采烈，像小孩子似的嬉笑歌唱。是的，我们要强迫他们工作，但是在劳动之余的空闲时间，我们要把他们的生活安排得就像小孩子游戏一样，既有小孩的歌曲、合唱，又有天真烂漫的舞蹈。我们甚至也允许他们犯罪，他们是软弱无力的，他们将因为我们允许他们犯罪而爱我们。他们不会有一点秘密瞒着我们。我们可以允许或禁止他们同妻子和情妇同房，生孩子或不生孩子--全看他们听话不听话，--而他们会高高兴兴地服从我们。压在他们良心上的一切最苦恼的秘密，一切的一切，他们都将交给我们，由我们加以解决，他们会欣然信赖我们的决定，因为这能使他们摆脱极大的烦恼，和目前他们要由自己自由地做出决定时所遭受的可怕的痛苦。这样，所有的人，亿万的人们，除去几十万统治他们的人以外，全将享受幸福。只有我们，只有我们这些保藏着秘密的人，才会不幸。将会有几十亿幸福的赤子，和几十万承担了分辨善恶的诅咒的受苦的人，无声无息地死去，他们将为了你的名悄悄地消逝，他们在棺材后面找到的只有死亡。而我们将为了他们的幸福起见，保藏着秘密，用永恒的天国的奖赏来引诱他们。因为其实在另一世纪里即使真有什么，也决不是为像他们那样的人准备的。人们预言，并且传说，你将带着你的选民和那些骄傲而强有力的人们降临人世，重获胜利，但我们可以说，他们只是救了自己，我们却救了芸芸众生。
    叙述至此，正如罗札诺夫所说的，我们的心态几乎已经完全改变，已经差不多忘记在这之前两兄弟的谈话，而充满了另一种思想，“人们可以说这是人类意识中最悲惨的思想，上面引述的文字是世界文学中最痛苦的文字”。借用一句时髦的话，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预见到“现代”，还预见到“后现代”或“后后现代”。如果说这就是人类的尘世命运，这就是人类命运的“永恒循环”，那么这样一幅图景确实是阴郁可怕，让人绝望的。人类是否还有其他的出路呢?是否还有其他的路好走呢?这种状态是否仍是中途而不是最后的境地呢?
    伯尔曼认为：在“宗教大法官的传奇”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摈弃了宗教与法律二元论的西方观念，转而要求法律的精神化，或者，像他写的那样，“国家转化为教会”，亦即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改变为以精神自由和献身之爱为特征的世界大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描述出其梦想后，仅隔一代人，那个时代便于1917年来到俄罗斯，虽然所取的方式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期望的完全相反。而且，也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它今天也正在美国化为现实。教会与国家的分离(按这个词在美国宪法中的意义)的确变得越来越绝对，这仅仅意味着，国家本身正因为美国生活方式这种世俗宗教变得愈发神圣了。伯尔曼认识到俄国与美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某些容易被人忽视的共同点和相关性(例如实际上都重视“面包”，都重视满足物质的欲望)，但对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对立(尤其在手段上的区别)却认识不够，并且由于作者写这一著作采取的是法律与宗教关系这一特定视角，这一批评尚没有接触到“传奇”的核心，即有关人、人性、生命意义和自由精神这一核心。
    别尔嘉耶夫接近了这一核心。他认为，“宗教大法官的传奇”包含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观念中最佳的建设性部分，它比《作家日记》中的或佐西玛、阿辽沙的故事中所包含的更为一致。基督的隐藏形象跟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相近，同样具有崇高的自由精神与贵族精神。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给我们的教训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直到现在却似乎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在他之前没有一个人这样强烈的把基督跟自由的精神--这自由精神是只有极少数人才能达到的--联系在一起。别尔嘉耶夫注意到了人性中少数与多数的分别，他倾向于认为：宗教教义是否具有普遍性，纯粹是质方面的事，跟人数全然扯不上关系：这种教义的真确性可能在少数人身上比千百万人身上显示得更为强大有力，而单独一个宗教天才也可以比一大群人传达得更多。
    即便如此理解，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大多数人是否能上升到这少数的水平(哪怕是最终)?人在宗教信仰、道德水准方面的差别无疑要小于他们在智力和才能水平方面的差距，换言之，前一种能力在人类中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广泛性和可变性，是否即使在这方面，也仍然冲不破多数与少数的畛域呢?如果一种精神追求仅仅在少数人那里达到一种普遍性”，那么它是否还有意义，是否还值得少数人代表人类去追求呢?这少数能代表人类吗?难道就由这少数而不是多数来体现人之为人的特性?这少数与多数的关系如何安排呢?其政治的架构又如何设计呢?而且这少数人，作为人不是仍与上帝有着绝对的距离?劳伦斯则也许是从另一方面接近到这一核心。当默里告诉他说“传奇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个线索”，劳伦斯开始不以为然，以为传奇是“废话”，后读了几遍，觉得自己从中听到了“对基督的最后的、基督无法回答的批评”。在他看来，宗教大法官的意见就是伊凡的意见，伊凡的意见也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意见。他说：“无庸置疑，大法官说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对耶稣的最后意见。这意见坦率说来就是：耶稣，你是不确切的，人们必须纠正你。耶稣最后默默地吻了大法官，正像阿辽沙对伊凡做的一样。”这意见是建立在二千年的历史经验上的，也是建立在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基础上的。人不能不忠于它的本性。没有任何灵异能使他永远超越其限度。
    那么，什么是现实生活着的人们、普通人的界限呢?劳伦斯认为，是以下三种倘不满足，人类就不能持续，普通人也不能“自由”(不能跟随上帝)的生命要求：1、他要求作为一种奇迹，来自上帝之手的面包；2、他要求奇迹意义上的神秘；3、他要求自己能拜倒在前的权威。
    这三种要求妨碍了人们“自由”，它们是人的“弱点”。只有少数人能摆脱这要求，能强大到足以能成为满足基督要求的基督徒。大部分人是软弱的、反叛的，他们甚至不能分享尘世的面包。因而基督教对大多数人是太困难了，它只能被少数圣徒或英雄实现。它甚至于只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因为它要求的比人性所能承受的要高。这样，可行的结构就须交给大法官，以他的名义建立教会与国家。耶稣认为人应当是自由的和无限的故尔爱人类，大法官是基于人事实上的样子爱人类，爱现实和有限的人。
    在劳伦斯看来，人确实总在寻求奇迹、神秘与权威，今天则是从科学和机器中寻求奇迹，我们必须同意人就是这样的，他们认为物质的生活(面包、金钱)就是真实的生活，地上的面包就是天上的面包。只有少数人能看到这分别，群众不可能看到，永远看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许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一折磨人的真理的人”，一旦认识了它就将改变历史进程。少数人应掌握面包再分给群众，否则，如果人们“自由地”去抢夺面包，人类就将走向毁灭。否认金钱，认为那是魔鬼的东西，就将把群众掷给魔鬼，我们不能这样，而是要接受限制，用一种等级制方式来安排这些：给人们面包、奇迹和权威。这正是基督教的爱人类，是服务于全能的主，正是他造就了两种人。许多热情的人以为把地上的面包给穷人就是“天上的面包”，可是那不是，尤其对于穷人那不是!那对他们恰好是天上面包的丧失。
    那么什么是“天上的面包”呢?劳伦斯认为，每代人都必须自己回答：“天上的面包”就是生命，是现在的生活。使生命活跃和欢乐的就是“天上的面包”，地上的面包只是其副产品。大多数人不会理解这一点，但它是基督教的根本真理。只有少数人理解，让他们承担起责任吧。我们在得到“地上的面包”的过程中所尝到的就是“天上的面包”。奇迹与神秘是结合在一起的。权威就是那掌握面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得很深刻：把他们自己的面包拿来再分给他们，给回他们，那有奇迹的意义，使面包味道更好，这就是为什么在民主制下，尘世的面包失去了它的香味的缘故。人需要服从什么人不是他的软弱，而是他的本性，他的力量，能使他接触远处更伟大的生命。正像宗教大法官所说，精选者的神秘是基督教的一个不可解的神秘，历史上自然产生的人们中的主(Lord)也是人的一个不可解的神秘，我们必须接受这神秘。这样做并不是残忍，而是对事实的重新发现，只是到十八世纪末，所有人的完美性的幻觉才占据了文明民族的想象，但这是一个幻觉。伊凡必须重述老的真理：即大多数人不可能辨别善恶，因为这是极其困难的，甚至那些按生命价值生活的美好单纯的人，现在也只能通过金钱来评估价值。让那些有特别天赋的少数人来辨别善恶，确定对金钱价值的生命价值吧，让多数人在一种等级制中带着感激接受这决定、服从他们吧。这里有何残忍和邪恶呢?耶稣吻了大法官，意思就是，谢谢你，你是对的，聪明的老人!阿辽沙吻了伊凡，意思也是：谢谢你，你是对的，你挑起了担子!"让他们为他们重新发现了真理欢乐吧。
    劳伦斯的看法特别值得注意。确实，以前大多数对“传奇”的评论者和研究者似乎都未充分地考虑由人性、人的差别，尤其是多数与少数之分将带来的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这个问题不仅在“宗教大法官的传奇”中是明摆着的，也贯穿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后西伯利亚时期”多部长篇小说的始终--从《罪与罚》拉思科里涅珂夫把人分为两种，到《群魔》希加廖夫把人分为两部分的社会体系，再到《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个问题始终突出地存在。但人们却常常对此视若无睹，或采取简单的解决办法，这是否是一个简单化的时代的影响所致呢?无论如何，这里我们可能要遇到一个最大的神秘，遇到一个近乎无解的问题。即如果情况不是如此又将怎样呢?如果人性不是如此，不是存在差别，不是有多数与少数之分，就像人在知(知识)、情(幸福)、意(道德)方面没有什么局限性，而是完善并且齐一的话，这世界又会怎样呢?这样的人类是否还是人类呢?甚至如果多数也是少数，也像少数那样更为渴望和追求精神的目标，哪怕他们个人道德水准不低，但在精神目标的理解上却存在着无法通融的差异，那么人类间的斗争是不是反而会更加激烈、更加可怕呢?甚至人类早就要因这更激烈的斗争而不存于世了呢?这样一来，就又可以说是沉默的、隋性的多数既是拖住了，又是支持了这一世界了。
    宗教大法官代表少数对上帝的诉说实际是独白。百姓不说话，上帝也没有说话。在故事中，上帝在整个宗教大法官诉说的过程中一直默默无语，他只是一直热心地静静地听着，直率地盯着大法官的眼睛，不反驳也不解释。最后也是一言不发地走近老人，默默地吻了一下宗教大法官那没有血色的、九十岁人的嘴唇，然后他走了。这就是全部的回答。上帝无言，劳伦斯认为这个吻就是表示赞同，而我们却远不敢如此肯定。宗教大法官说出了自己最深的困惑和疑问，然而他得不到回答，永远得不到回答。那也许是无法解答的，或者说是超出人所能理解的。它在我们面前永远是一个谜，是一个亘古的疑问，一个横在天地之间的疑问。从上天和地下两方面都没有回音。百姓根本不会提出这个疑问，“百姓默默无语”，而上帝也不开口，也许他是无法用人所能理解的语言来回答。总之，此时还没有“最后的话”。最后的话也许要等到那最后的一刻。然而，无论如何，问题已经提出，“宗教大法官的传奇”中毕竟包含着一些非凡的、可以庆幸而又可以害怕的、极其寻常而又不同寻常的东西，它在这一时刻使我们离一种上天的奥秘最近，离一位上帝最近，哪怕这是一个无言的上帝。但上帝还是走了，总之，在人类进入“现代”的门槛的时候，上帝走了，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这也许就是朋霍费尔所说的“世界已经成年”、“人类已经成年”。故事结束了，人类在自己的尘世生活中也只能自己好自为之了。
    附 录：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19世纪文坛上享有世界声誉的一位小说家，他的创作具有极其复杂、矛盾的性质。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医生家庭，自幼喜爱文学。遵父愿入大学学工程，但毕业后不久即弃工从文。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影响下，他醉心于空想社会主义，参加了彼得堡进步知识分子组织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革命活动，与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过往甚密。
    1846年发表处女作《穷人》，继承并发展了普希金《驿站长》和果戈里《外套》写“小人物”的传统，对他们在物质、精神上备受欺凌、含垢忍辱的悲惨遭遇表示深切同情。唤醒他们抗议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双重人格》（1846）、《女房东》（1847）、《白昼》（1848）和《脆弱的心》（1848）等几个中篇小说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分歧日益加剧，乃至关系破裂。后者认为上述小说流露出神秘色彩、病态心理以及为疯狂而写疯狂的倾向，“幻想情调”使小说脱离了当时的进步文学
    1849～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沙皇政府逮捕并流放西伯利亚。十年苦役、长期脱离进步的社会力量，使他思想中沮丧和悲观成分加强，从早年的空想社会主义滑到“性恶论”，形成了一套以唯心主义和宗教反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以温顺妥协反对向专制制度进行革命斗争的矛盾世界观。
    他流放回来后创作重点逐渐转向心理悲剧。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继承了“小人物”的主题。《穷人》里偶尔还能发出抗议的善良的人，已成了听任命运摆布的驯良的人；人道主义为宗教的感伤主义所代替。《死屋手记》（1861～1862）记载了作者对苦役生活的切身感受，小说描写了苦役犯的优秀道德品质，控诉了苦役制对犯人肉体的、精神的惨无人道的摧残，无情揭露了沙皇俄国的黑暗统治。
    《罪与罚》（1866）是一部使作者获得世界声誉的重要作品。
    《白痴》（1868）发展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主题，女主人公娜斯塔西亚强烈的叛逆性和作为正面人物的梅什金公爵的善良与纯洁，使小说透出光明的色调。但一些用以攻击革命者的“虚无主义者”形象，削弱了小说的揭露力量。
    在《群魔》（1871～1872）中已没有被侮辱与损害者的形象，而只有对革命者的攻击了。
    最后一部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是作者哲学思考的总结。作者以巨大的艺术力量描写了无耻、卑鄙的卡拉马佐夫家族的堕落崩溃。对颠沛流离、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表示深厚同情，但也流露出消极的一面，例如认为只有皈依宗教才能保全道德的价值，只有宽恕和仁慈才能拯救人类社会等说教。
    陀思妥耶夫斯基擅长心理剖析，尤其是揭示内心分裂。他对人类肉体与精神痛苦的震撼人心的描写是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他的小说戏剧性强，情节发展快，接踵而至的灾难性事件往往伴随着复杂激烈的心理斗争和痛苦的精神危机，以此揭露资产阶级关系的纷繁复杂。矛盾重重和深刻的悲剧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善恶矛盾性格组合、深层心理活动描写都对后世作家产生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