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拉金(1922-1985)，英国20世纪后半叶最优秀的诗人之一。他反对从20世纪初开始统治英国诗坛的现代主义，回归以哈代为代表 的英国传统，写出了一种新的日常的准确的英国诗。尽管不时有批评的声音，比如，同时代的托姆林森就间接批评拉金过于地方气，缺乏更广阔的视野；谢默斯·希 尼也曾批评他的诗过于消极和暗淡，相对于叶芝对抗死亡体现出的勇气和尊严，丧失了“人类精神伟大劳役”的责任感；伊格尔顿则把拉金看作一个反人类分子。另 外，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随着安瑟尼·史威特《菲利普·拉金书信选》和安德鲁·莫欣《菲利普·拉金：一个作家的一生》的出版，大量拉金私人生活细节被公 之于众后，法西斯主义者、帝国主义分子、极右分子、憎恨女人的蠢货等标签逐一被贴在他身上，拉金的形象变得更加复杂。但是，如果从反面理解，这些批评恰恰 可能证明了拉金的价值，毕竟一个丰富的作家才能持续不断地引起争议。对拉金正面的评价同样不少，甚至远远多于负面评价。德里克·沃尔科特在《菲利普·拉 金：写平凡的大师》中认为，拉金的真正成就在于他为“日常”在英诗中做了第一次精确定义，“平凡的面孔、平凡的声音、平凡的生活——也就是说，不包括电影 明星和独裁者的，我们大多数人过的生活——直到拉金出现，它们在英诗中才获得了精确的定义。他发明了一个缪斯：她的名字是庸常。她是属于日常，习惯和重复 的缪斯。她住在生活本身之中，她不是一个超越生活的形象，不是一个渴求中的幻影，而是一个习惯于长期独身的男人朴实无华的伴侣。”理查德·罗蒂在《偶然、 反讽与团结》第二章中为了说明“自我的偶然”引用分析了拉金的《继续活着》。罗蒂认为拉金是一个布鲁姆所言的强健诗人，即发现自己的独特性，并为“自己的 独特性找到独特的文字或形式……证明了他不是一个复制品和仿造品而已”。2008年，《泰晤士报》把拉金称作英国战后最伟大的诗人，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无疑，对这样一个诗人进行译介，应该是非常有价值的。
    中国国内对拉金诗歌的译介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之所以这样晚，究其原因，主要是国际和国内两大形势因素在起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拉金的译介研究得以开始。回顾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拉金诗歌翻译，依据拉金诗歌翻译的系统程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为1980年到2000年。这一时期国内对拉金诗歌的翻译属于起步阶段，翻译零散，缺乏系统性，甚至还存在常识性的错误。这些翻译有高 厚堃1980年1月发表在《外国文学》的菲利普·拉金的《诗三首》，其中包括《癞蛤蟆》《来到》和《降灵节的婚礼》；周钰良1985年1月发表于《外国文 学》上的《诗十首》，包括拉金的《蛤蟆》并对拉金做了比较准确的介绍，即拉金近乎隐逸的生活与反叶芝、艾略特和庞德而宗哈代的诗学观念；黄新渠1985年 3月发表在《外国文学》上的《小说与读者》一诗；王佐良1987年1月发表在《外国文学》上的《菲利普·拉金诗八首》，其中包括《上教堂》《背离之诗》 《家》《水》《降灵节婚礼》《日子》《读书习惯》《在消失中》和一篇介绍拉金诗歌的文章。
    需要说明的是，王佐良的翻译在这一时期的拉金翻译中质量最高，很好地把握了拉金的特点，逻辑清晰，较准确地译出了原作闲谈式的语调。另外，王佐 良对拉金的评价相对于该时期其他译者也更详细准确，比如指出了拉金的成功之处，即“在浪漫派的情感泛滥之后，在现代派的技巧与理论泛滥之后，在奥登一代的 政治热情膨胀之后，特别是在狄兰·托马斯的符咒式的狂歌之后，他能头脑冷静地以哈代为师，从写实入手，用一种硬朗的机智建立了一代新的英国诗风”。王佐良 认为，这种诗风颇具时代感，拉金以世态记录者的身份，用务求准确具体的态度描写福利国家时期英国人特有的感受。比如《上教堂》一诗中，王佐良精准地把握住 了宗教在不被重视的同时，人还是有一种精神上的严肃需求，而这种或类似的矛盾普遍存在于拉金的诗歌中。王佐良还指明了拉金诗歌中“准确”的价值：“准确是 一种当代品质，科学技术需要准确，设计需要准确，施工需要准确，都是美的。”这种对当代美学观念变迁的把握，无疑对理解拉金，甚至理解某些当代诗都具有重 大启示。
    王希苏和徐青根1989年4月发表在《当代外国文学》上的《战后英国诗歌集锦》，其中包括拉金的一首《走》；王恩衷和樊心民在1991年安徽文 艺出版社出版的《当代英美流派诗选》中收译了拉金的五首诗，其中包括《愿望》《礼拜》《来临》《那青涩的日子里你戴着你的容颜》和《降灵节婚礼》；傅浩 1993年4月发表在《国外文学》上的《运动派诗钞》，其中收录了拉金的《到场的理由》；沈阳和丁祖馨1993年8月发表在《英语知识》上的《降灵节婚礼 所见》，这一版本“因篇幅所限译者不得已做了某些删节”，并把拉金列为美国诗人；王林1994年2月《译林》上发表了《菲利普·拉金诗四首》(《癞蛤蟆》 《来临》《鸽子》和《活下去》)，在诗人简介中，王林把拉金定义为浪漫主义诗人，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错误，因为拉金本人是反浪漫主义的，而王林对拉金诗歌 特征的介绍和浪漫主义也是相反的；1994年出版的飞白主编的《世界诗库·英国爱尔兰卷》收录了黄杲炘、李力、汪剑钊和王佐良翻译的《写在一位年轻女士照 相簿上的诗行》《上教堂》《家》《水》和《降灵节婚礼》；张剑1997年4月发表在《译林》上的《英国当代诗歌四首》，其中翻译了拉金的《三重时间》和 《树木》。
    第二时期是2000年至今。这一时期拉金的诗歌翻译数量更多且较为系统，其随笔式的文学批评和爵士乐批评也得到了翻译。和上一时期相比较，新时 期拉金的译者相对年轻，基本生于上世纪60年代或之后，外语修养和知识视野也有了很大改善，翻译的质量和数量都有了很大提高。当然，因为开放，参与者增 多，也出现了部分质量较差的译作。2002年，在席亚兵的组织下，冷霜、席亚兵、杨铁军、周伟驰和雷武铃五位诗人同译了拉金的三首诗，发表在当年第8期 《星星诗刊》上。这几首诗的翻译非常好，难得的是几位诗人的翻译各有不同。冷霜在其撰写的《诗心半在无字中——拉金诗合译小识》中比较了几位译者翻译的差 别，比如在讨论拉金诗歌口语化特征的翻译时，冷霜说，“拉金这两首诗(《为什么昨夜梦到了你》和《割草机》)无论句法还是用词都比较平朴，是洗练而不显俚 俗的口语，几位译者都注意到了。不过汉语翻译中，最难的就是翻译口语风的作品，拿第一首来说，席译在语风上比较接近原诗，冷译就略嫌文雅化了一些，虽然创 出了相似的节奏；周译则带来了别样的一种口语的活泼质地。第二首诗中，有几个词很考功夫： unobtrusive， ‘退避’、‘谦和’、‘不显山露水’，均不如杨译的‘与世无争’来得自然，同样，kind，‘好心’是否该比‘仁慈’、‘善待’强？absence在英语 里不算很书面化，但中文里竟一时找不到相宜的词——看来不简单呢！”这说明了中国对拉金翻译的进步与深入，同时也证明了诗歌翻译的复杂性与拉金诗歌本身的 丰富。2003年桑克翻译了《菲利普·拉金诗选》(河北教育出版社)，这是中国第一本比较系统的拉金诗选。该书以安东尼·史威特编辑出版的《诗集》为底 本，选译了151首，包含了拉金早中晚期不少重要作品。该诗选的翻译争议较大。肖云华2005年9月在《文教资料》发表的《评〈菲利普·拉金诗选〉的翻 译》中对桑克进行了批评。肖云华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一、诗歌选择不科学，许多拉金的重要作品未译；二、翻译错误太多，比如“self’s the man”被桑克译成“自我是这个男人”(正确的理解应为人都是自私的)等。肖云华指出的错误确实存在，对于诗歌译者是一个很好的鞭策。
    舒丹丹也是拉金诗歌的一位重要译者。她分别在《译林》(2005.11)、《诗选刊》(2006.5)、《诗歌月刊》(2006.10)、《星 星诗刊》(2008.1)和《长江文艺》(2012.10)上发表了拉金诗歌的翻译。其翻译最大的优点是清晰准确地译出了诗歌本身逻辑的发展。这一点非常 重要，如果说现代派诗歌中间存在断裂较多，逻辑发展不甚分明可以理解，那执著于反对现代派、主张清晰明了的拉金，就不能译得含混不清。
    除了诗歌翻译，中国拉金翻译的另一个成就是他随笔式的文学批评和爵士乐评论。文学批评令人得窥拉金的文学观念，而爵士乐评也能令人间接触及拉金 的心灵。现在能看到的有黄灿然和周伟驰2001年12月发表在《书城》上的《拉金随笔六篇》，包括《快乐原则》《声明》《个人背景》《我如何或为何写诗》 《作家与他的时代》和《哈代的诗》，以及胡桑2013年发表在《上海文艺》上的《奥登的转变》。拉金的爵士乐评《爵士笔记》2009年7月由凤凰出版集团 和江苏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译者为张学治、周晓东和孙小玲。该书的爵士乐评对理解拉金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书内的序言和导言对饱受女权主义者和后殖民主 义者攻击的拉金提出辩护，对理解拉金也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