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梗概】
    在基于常识的经验世界里，杞人忧天只是一个讽刺性的成语故事。但是，在科幻小说的想象世界中，“天要塌了”却是25世纪的人类不得不面对的终极灾难，这就是王晋康长篇科幻巨著《逃出母宇宙》设定的故事背景。因此，这部小说可以划入末日科幻这种科幻亚类。在小说中，貌似庸人自扰的杞人摇身一变成为历史上真正的清醒者，宇宙灾变的合理性在小说中得到雄辩的论证：生物进化史一直伴随着天文地质灾变，新星爆炸、超新星爆炸、伽玛暴、X射线、双星之间的吞食、星系之间的吞并、黑洞等宇观尺度的灾变更是不可抗拒，遑论还有终极的宇宙末日！从《与吾同在》的星球大战转向《逃出母宇宙》的末日天灾，王晋康的两部新作判然有别，他借小说中古生物学家王清音之口解释这种并不讨喜的转向：“外星人灾难只适于科幻小说题材，而自然灾变才是实实在在的，人类必须面对的。”
    《逃出母宇宙》的情节架构跳出星际文明两军对垒的搏杀，剥离花哨的战争谋略，只剩下科幻最基本的内核：科技征服自然的未来史。不过，王晋康笔下进入科学自由王国的新人类并没有享受征服者的快乐，虽然穷尽智慧探索宇宙奥妙，最后的命运依然是不可知的。对人类强大力量的自信和对浩淼宇宙的敬畏扭结在一起，注定《逃出母宇宙》只能是一曲壮士一去兮不复回的生命之歌。
    构成这曲慷慨悲歌的主旋律，是伴随一次次颠覆性的科学发现而层层揭秘的末日灾难：从一开始楚-马发现的局域空间暴缩，到楚天乐的“三态真空理论”，再到楚-泡利发现的“宇宙整体收缩”论，人类逃生的希望从抛物线顶点滑落，被终极灾难吞噬；随后楚天乐又提出“孤立波理论”，认为之前的塌缩只是老天爷打了一个尿颤，天根本不会塌，于是人类如遇大赦；然而危机刚刚过去，楚天乐又发现空间暴胀可能引起智力衰退，这种大致以十万年为周期的科技清零会导致人类文明彻底崩溃！这一系列科幻“发现”如同过山车，载着人类忽而天堂忽而地狱一路狂奔。在灭顶之灾的超强刺激下，人类几十年间实现了数千年才能实现的科技突破，最终逃离母宇宙，踏上守护地球文明的宇宙漂流之旅。然而小说结尾，“诺亚”号的太空新人类又有新发现，虫洞式飞船航行的终点是不可知的：可能回到现在，或回到宇宙肇始，或去往宇宙末日！
    【风格及主题】
    小说将人类与宇宙灾难的生死博弈写得一波三折，深不可测的宇宙一次次试炼人类强悍的生命力和科技创造力，而正是这种胜算寥寥的拼死抗争才充分体现了人类生命的意义和尊严。事实上，人类历史就是不断探险、不断抗争的历史。小说多次将太空探险与地球文明史上那些地理大发现和民族大迁徙相提并论，这种类比法给人一种历史的厚重感，也使假想的宇宙灾难和科技探险升华为人类文明史的宏大象征，形成史诗般恢宏壮烈的审美风格。
    同时，这部长篇囊括王晋康科幻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体现了长期以来王晋康关于生命、道德、科技、宇宙的思考。在他看来，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始终伴随着无数灾难与毁灭，这恰恰证明人类文明的珍贵，是地球人作为高级生命的自我确证。站在宇宙伦理学、宇宙生命哲学的高度反观人类社会那些高尚的道德诉求，生存与道德、肉体与精神的矛盾似乎都迎刃而解。当地球生命不得不在广袤的太空中寻找新的家园，在蛮荒星球上播种移民，他们面临的绝对不会是迂阔的道德问题，只有生存，而对生存来说，贪婪、凶残、强悍的原始本性才是最有生命力的。因此，飞向太空的新人类已然脱离祖庭变成了不同于地球人的异类，也许区区几百年之后他们就会带着新式武器打回地球。即便如此，人类也不会停止开辟未来的群体冲动。在地球文明进程中，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正在被人类社会扬弃。但是，王晋康将人类推向绝境，在极端化的情境中反思丛林法则的合理性。正如小说主要人物姬人锐所说：“过度的道德就是迂腐，尤其是人类面临灾变的非常时刻。”在生存第一的律令下，一夫多妻、近亲繁衍、实质上的君主制成为新人类“太空种族”奉行的“诺亚公约”。不过，回归原始的新人类毕竟不同于原始先民，当人类从理性出发审时度势权衡利害制定以生存和繁衍（“活着，留后”）为目的的一系列全新的价值观、社会规范与政治结构时，复苏的动物本性是人类的自觉选择，是理性思维的结果，恰恰体现了人类强大的主体性。
    另一方面，当人类面临灭种之灾的时候，肉体与精神分裂似乎是不得已的最后选择。于是，人类的知识精英、人类群体智慧的实体象征——楚天乐最终抛弃病弱之身，通过头颅离体手术将自己变成飞船上人类的雁哨，监控智力崩溃期地球的变化。实际上，在旧作《海人》中，王晋康探讨天文灾变之后人类文明的绝境，也同样抛弃了人类的肉身。在极端化的处境中思考人类文明的本质与未来，作为信息存在的人类本质就凸显出来。因此，《逃出母宇宙》描绘的“雁哨”号飞船，与其说是一种新颖的科学幻想，毋宁说是一种人类涅槃重生的象征意象，只是这种精神的永生更显悲壮苍凉，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
    由于动物式冷酷的生存哲学成为人类对抗宇宙末日的最高律令，在《逃出母宇宙》的众多人物中，最出彩的不是“科学执政时代”那些科学界的精英，比如楚天乐、泡利、贺梓舟等，也不是真善美的化身，充满仁爱、奉献与牺牲精神的圣母形象鱼乐水，而是满腹韬略的政治家姬人锐和嚣张跋扈的暴发户褚贵福。前者是秉持理性主义的实干家，后者是出身黑道基因强悍的掠夺者。尽管二者的人生境界判若云泥，他们却都是最适应末日环境的弄潮儿。最终，大公与大私的落差在生存之战中找平：姬人锐辞官入山主动请缨领导全人类探索逃生之路付出一生，裸捐二百亿建“褚氏”号飞船以换取血统延续的褚贵福两次拒绝返回地球坚持留在蛮荒星球成为守护卵生人类的肉身上帝。
    【创作特色】
    在迄今为止王晋康的全部科幻作品中，《逃出母宇宙》是最具硬科幻特色的一部。小说中一个又一个不断翻新的科幻“发现”涉及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等多方面科学知识、尖端理论、科技预想和复杂的论证过程，加上遮阳蓬、冷聚变、人蛋、二阶真空激发、虫洞式超光速飞船、婴儿宇宙、金属氢等未来技术的描绘，充分体现了硬科幻的特质。过多艰深的理论论述，使这部长篇科幻超出一般读者的理解力，造成阅读的挑战。
    值得关注的，还有这部小说成功的未来史写作策略。《逃出母宇宙》每一章都有一个短小的引子，是摘自鱼乐水回忆录《百年拾贝》的段落，这个引子将整章叙事纳入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的历史氛围。而小说叙事也着眼于重大事件、执政机构和领导人物，注重宏观把握、理性分析和历史观的统摄，从而成功营造出末日启示录的叙事氛围。
    民族性是王晋康科幻小说的一大特色。虽然以全球共同应对宇宙灾难为题材，《逃出母宇宙》依然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性。小说的主要人物（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航天员）都是中国人，他们建立的“乐之友”一会两院民间组织是“科学执政时代”实质上的当权者，领导全球人类以科技飞跃与灾难抗争。显然，这种人物设置体现了作者的民族自豪感。同时，故事情节也体现了民族化的想象方式。山中隐士马士奇和楚天乐凭借简陋的天文观测仪器获得重大科学发现，泡利在荒岛上离群索居算出预言空间暴胀导致人类智力清零的泡利公式，姬人锐巧用三十六计化解杞县万人自杀，这种世外高人的传奇想象散发着浓郁的中国味道。而环境与细节描写也扎根中国，比如马先生、楚天乐和鱼乐水的山居生活，无论环境描写还是饮食起居均体现了地域特色。虽然《逃出母宇宙》的故事时间是25世纪，但民族化的人物、情节、细节、想象与情感使中国读者很容易产生亲切感、熟悉感和认同感。对异国读者而言，中国味儿则是一种异国情调，可能带来陌生感与新鲜感。科幻大概是一种最不强调地域性、最“洋气”的文类，但它同样需要文化亲和力和情感认同，而且民族性、地域性并非决定科幻小说是否“高端大气”的主要因素。因此，王晋康科幻的中国味儿与其说是“土气”，不如说是他独特的审美追求和个人风格。事实上，科幻小说的人类性、后人类性与民族性、地域性之间是一种充满张力的关系，王晋康的科幻创作为探索二者关系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范例。
    张懿红 王卫英（作者单位：兰州城市学院；科学普及出版社）
    原文刊载于《科幻世界》20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