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赋予作家的意义是持久的，根深蒂固的，甚至是终身的。它决定了一个作家写作的精神基调和美学取向。在“东北”这片寒冷而沉厚的土地上，曾经飞扬出许多异常高远、清冽、绮艳的文学灵魂的哨声，它们以特别的韵律，唱响在中国文学的星空。无疑，特别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因之而来的独特地域风俗民情，赋予作家特别的灵感和激情，正如烟花春雨的江南和荒寒多沙的西北，这丰饶而寒冷的东北大地，将它惨烈而绮艳的风格赋予它的子民。于是，我们才得以看到那“萧红式”的惨烈的诗意在“生死场”中闪烁，也才有幸听到那科尔沁草原上的歌手所唱出的“北方是悲哀的”“端木式”的忧愁。同样，当我阅读吕天琳的这部散文集的时候，我也看到了那辽远的寒冷的土地所特有的诗意与深沉，这种沉郁的抒情美学，几乎遍布于他所有的文字中。
    吕天琳的这部散文集，按照所涉的主题与表达方式分成四卷，各卷当中都有十分出色的篇目，将其所思所感与追忆表达到令人赞叹的高度与深度，同时也隐露出一个诗人对现实清醒的思考精神，对真与善强烈的感知和追慕，对逝去的时间与亲人的深情怀恋，对艺术之美的沉醉与忘情。我感觉，吕天琳对童年的追忆部分写得最好，最率真，最倾情。在《消逝着的流年》中，他写姥爷的种大烟，扎大烟，以及“我”怎样去给姥爷买大烟的情景，传神而温暖，他的叙述，完全超越了人们通常对罂粟这种“恶之花”的表层理解，而是竭力凸显人性的深邃与美好。
    《消逝着的流年》对“姥爷”种大烟、扎大烟的追忆，充满着无限的诗意与怅然，那是“萧红式”的对“北方”的令人神往而心醉神迷的表达。于是，我们看到了吕天琳笔下的“北方”，那是同《呼兰河传》里外祖父的“花园”一样的奇特——“大烟花儿上的露水正是晶莹明媚”，“麻雀在大榆树的梦境里啁啾”，“柿子已经上架了”，“黄瓜尚在热烈地开着花”——这“明媚”而“哀伤”的调子，有着催人泪下的悲悯，蕴藉着特殊的北方大地放达的况味。显然，这表达纯粹是属于北方的，吕天琳与那些长年浸染于绿树花海的南方作家不同，那种烟花春雨的“美艳之至”属于另一种美学风格。而这些对北方的自然景观有着奇特的表达的作家，他们都有极其罕见的艺术直觉，能够准确地捕捉到北方的诗意本质，“寒冷”与“明媚”同时透着“感伤”的烟云和雾霭，在他们洁净而高远的文字缝隙间轻扬、弥漫。
    同属于这种追忆风格的，还有《后花园记》。《后花园记》表现的是“生”与“死”的永恒主题。这里的“后花园”，不是真正的“花园”，而是“墓园”——一个连接“生”与“死”的象征性的存在。它静静地躺在城市的近郊，是“城市”最终的“归宿”。所以，它也是人类在浮躁的生命之中，最能得到宁静的“精神花园”，灵魂的安栖之所。当作者因为父亲的去世而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了这座“生”与“死”的“花园”——无疑，这里也埋藏着最静谧而深沉的生命哲学。
    回望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尤其探寻散文的境界，可以深刻地体味到鲁迅给我们开辟出的两个走向：一个是《野草》那样离开“日常”，在哲思中进行灵魂勾勒，精神取舍，因之而生的“诗意”，这是绮艳而极端“陌生化”的文本；一个是《朝花夕拾》那样深入“日常”，散发着浓郁情怀和体温的表达，因之而生的“诗意”温暖而沁人心脾。《苹果为心而甜》便属于后一个走向，它在对童年刻骨铭心的记忆的重现之中，流淌出温暖而感伤的诗意。仿佛鲁迅的《社戏》——“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我”也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平生第一次吃到“苹果”的除夕夜似的“苹果”，“苹果”永远地失去了童年的“除夕之夜”才有的味道，因为，那是属于时间的“苹果”，它青春小鸟一样一去而不回了——
    “亲爱的苹果。我真不知道现在吃苹果怎么就没有先前那种特有的味道了，难道苹果也有时间概念吗？这些也许就是我每次吃苹果时连籽儿也吃下去的缘故吧。因为我总想把那份遥远的甜蜜永久珍藏并种植在心田里，培植起一棵枝繁叶茂的苹果树……”
    在追忆、怀旧的诗意之外，吕天琳对日常之中发生在身边的无数事件，也有着不同寻常的洞悉与思索，他从容、深入地将这些思考，以深刻的批判与反思精神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这便成就了他这部散文集第二卷中的大部分篇目。《别说我不懂消费》《世界杯的看客》《强盗波尔卡》《甲流之恶》《泛滥的广场》等，都带有鲁迅式的警醒，对人们“司空见惯、熟视无睹、习以为常”的日常状态给予深刻的解剖，显然，这种批判的眼光需要深刻的洞察力，缺乏反思精神的作家，是无法做到的。其中，《诗人的自杀倾向》对文学界的观察与分析尤为深刻，也对国民的从众心理做出了独特的反思。
    显然，吕天琳对社会事件与日常的审视，延续着鲁迅的精神命题，他不喜欢退却的人生，也不喜欢过于悲壮的牺牲，鲁迅是讲究战略的，一定是要保存体力与生命，与他的对立面斗争下去，更不会轻易选择死亡，让自己的对手高兴，而要理直气壮的生存，即使不能复仇，也要让恶的势力不能畅快。在对人物命运形而上的凝视中，吕天琳承续了前辈作家最宝贵的精神、意志品质的衣钵。
    《伐掉那棵圣诞树》，则对当下国人的庸俗与从众心理，缺乏真正的内心信仰，以及过于庸俗的商业化品格，表现了厌恶的情绪。看得出，吕天琳向往高贵的、独立的民族性格的形成，他的愿望，也是当年鲁迅对我们健康的民族性的深切期许。也许，正是在这些看似平常，毫无特别之处的日常生活中，吕天琳发现了我们的民众在当下的种种问题和精神困扰，感知到这种精神、灵魂荒原地带的令人恐惧。伴随着对这些司空见惯的问题的深入探察，我们看到了许多触目惊心的灵魂的真相。毫不夸张地讲，吕天琳的这些表达，在当下，对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建设以及高尚和美好，是不可或缺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成为一个作家的担当和使命。于是，吕天琳深情地发出了自己内心和灵魂的哨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