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的愉快时光》 是凌叔华的一篇佚作，至今未收入任何一种凌叔华作品集，不为读者、学界所知；而且是篇英文作品，原刊一九五一年的英国杂志 《乡村生活》。此作近日由邱燕楠女士译出，首次在国内发表。凌叔华英文作品发表到英国报刊上的还有好 几篇，如 《Rock Carving 1800Years Old》 (一千八百年前的古老石刻 ) 《Chinese Woodcuts of Three Centuries》 (三个世纪来的中国雕版印刷)，即将在 《新文学史料》 季刊刊出。《Our Old Gardener》 (我家的老花匠) 等则由凌叔华自己编进了单行本 《古韵》。
    抗战时期凌叔华避居四川嘉定(乐山)，在她漫长的九十载人生历程中，这是一段特别的岁月，同时代她那样的文人大多有此经历。凌叔华离开了古都的高门深院，又离开了珞珈山的宁静学府，以家属身份随武汉大学教授陈西滢，跟着学校迁居嘉定，虽然仍是位名教授太太，又是作家，却风光不再，远非战前岁月的优雅闲适。她的生活并不愉快，曾经致信远在美国的胡适诉苦：
    这里生活日涨，读书人都面有菜色。……教授收入抵不上一个女佣，只有三千余元薪水，一石米也。我们
    早已终日烧火、洗衣、劈柴、跑街了。因为我们人少，倒也没有特别担当不起的苦恼。但想到病，以及将来愈来愈大的苦恼，却不免心中凄惶。
    凌叔华说的是她患了甲状腺疾病，信里求助胡适替她就近在美国找份教职，为此开了个自己业绩的清单。她解释：“总之我此次出国完全是为了病，没办法，(如系肺痨之类，我就坐着等罢了，甲状腺却是一种可有可无之症，所以我得自寻生路。)”并且强调，“我自问我的出去也不是于国无益的，反之或能对国家尽了点力呢。”出国事未果，原由不详。她写在十年之后的 《嘉定的愉快时光》，字里行间洋溢的愉快，不留一丝凄惶情绪的印痕，仿佛置身战火年代的世外桃源。
    那几年患肺结核的林徽因正也避居四川，刚巧也有一段十分相似的话：
    我是女人，理所当然变成一个纯粹的“糟糠”典型。一起床就洒扫、擦地、烹调、课子、洗衣、铺床，每日如在走马灯中过去。然后就跟见了鬼似的，在困难的三餐中间根本没有时间感知任何事物，最后我浑身疼痛着呻吟着上床。我奇怪自己干嘛还活着，这就是一切。
    无论就病情抑或家累，林徽因都比凌叔华愈加不堪，甚至想到死，就是没有想过出国。若要出国 (确也需要出国)，本无需开口求助，已经多有朋友劝她往美国疗养，并安排好去美种种事宜，不劳她费丝毫心力。林徽因毅然谢绝了，要留在苦难的祖国与同胞共命运，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不能做中国的白俄。正是处于如此恶劣境地，她协助丈夫完成了学界开创性著作 《中国建筑史》，恢复编辑颇具影响的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还想写一本英文的 《汉武帝传》。
    凌叔华和林徽因属同一个文人圈子，人们常归之为一派。宏观而论，她俩大处未尝不可谓相同，但由此无视微观的小异，或失之粗疏。其差异之于作家个体研究，意义又不可谓之小。两位才女的为人处世、脾气习性，实在是大相径庭。同在四川僻壤而应对上的差异，即能够以小窥大。
    凌叔华写下这么一篇 《嘉定的愉快时光》，或许考虑阅读对象是英国人，中国抗战胜利过去了五六年，似不宜老是显示二战中苦难的一面；或许像她给弗吉尼亚·伍尔夫信里说的，出于“学会苦中作乐”———她的英文作品正是伍尔夫鼓励的成果。顺便再饶舌一句，她的姨外孙女、美国教授魏淑凌认为，“叔华的英文不如她的
    中文丰富优美，只能用简单的英语凭借回忆……”而林徽因赢得费慰梅这般称赞：“当我还是一个中文的初学者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位精通英语的大家了。”
    说回来，凌叔华在嘉定，某时为田园所陶醉，是有的，数年困苦沮丧，也是有的，情绪的两个侧面。然而容作一猜想，实际生活大概既不像她文章里形容的那样愉快，也未必如信里叙述的那么凄惶。作家的文字往往带些夸张，不足为怪。无论如何，关于抗战后方凌叔华的生活记述极少，这篇本人的回忆，当受人重视是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