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昆德拉式“存在”的焦虑
    读王凯的小说我想到了米兰•昆德拉，但这并不意味着王凯的小说像昆德拉，因描写的时代与政治背景，以及语言与风格的迥异，它们之间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作品，甚至没有多少可比性。之所以想到了昆德拉是由于我发现他们对小说的理解或认识在某些层面极为相似，比如昆德拉说：“小说是对存在的探索和发现”，“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性的场所，是一切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的”。换言之，小说家是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逻辑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描述，去发现思考“存在”的复杂意味。小说是对确定性的怀疑，是对可能性的发现，“存在”只存在于小说家的发现之中。作为“70后”新生代军旅作家，王凯有着扎实完整的部队任职履历，基层与机关生活体验丰厚而深切。他善于挖掘表现日常生活中人物丰富的生命情态和驳杂的心灵世界，对年轻一代官兵在军营与社会的急速变化中面临的各种尴尬的精神处境和命运遭际进行了富于生命痛感和思辨意味的追问与批判。王凯颠覆了传统军旅小说的宏大叙事，将年轻一代官兵的军旅生活涂抹了一层灰暗的色调，凸显了带有英雄主义情结的主人公在现实面前不断妥协，理想和伦理道德两相冲突的困境，表现出作家对昆德拉式“存在”的焦虑，这种焦虑既是对现实的一种回应，更重要的则是对未来的形而上哲思。
    2、富于生命痛感的现实伦理
    小说的终极关怀当是关乎生活和生命，是对人的心灵世界和生命情状的描摹与考量，它依赖着作家丰沛的生活经验与积淀，以及对生活本身的真切体察与精深研究。与传统的以故事来结构小说的作家不同，王凯从不刻意编织传奇好看的故事，在他的小说里，步枪的烤蓝、导弹的味道、军装的触觉纤毫毕露；沙漠特性、自然景观、风物人情极富质感，生活本身的气息、肌理、脉络以及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情感世界、官兵之间细腻幽微的关系都被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似乎也不着力于人物形象，写的是富于生命痛感的生活本身,是某种氛围、状态、场景、情绪，抑或一种感同身受却又无法言明的心境。这对于当前整体上湮没于故事中不能自拔的小说叙事而言尤为可贵，也构成了王凯对当下小说过度依赖故事性的一种叛逆性意义。
    在长篇小说《全金属青春》中，寻常的军校生活被充满了机智和妙味的叙述激活，居然也跌宕有致，扣人心弦。小说中的一个细节令人拍案叫绝：肖明因被同宿舍的同学孤立而痛苦难抑，在极端心理状态下与哨兵发生冲突，最终导致被退学处理。在肖明离校当晚，同宿舍每一个自觉不自觉讨厌过这位室友的人都辗转难眠，陷入了莫名的不安之中。肖明一入学就以“积极追求上进”姿态出现在大家面前，他的种种表现，在成熟得略有些冷漠世故的各位室友看来似乎有点平庸与可笑，但当这位只不过按照一般社会逻辑寻求自我塑造之路的孤独个体遭遇惨败时，本该幸灾乐祸的同窗室友们却无法不承受自责，他们自以为是的“看透”，却被证明是另一种更可怕的平庸与可笑。这部小说始终在冷峻与温暖之间、沉稳与俏皮之间、荒诞与有趣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游走，漫延出巨大的情感张力。
    《一日生活》以基层连队普通一天的日常生活为线索，将基层连队从早起床出操到晚熄灯查哨，中间经由整理内务和洗漱、早饭到晚上的点名、就寝等，各个环节写得清晰而通透，表现了在军营的严格限制下指导员“我”和战士马涛各自苦闷而濒临幻灭的爱情，小说差不多是军旅版的《一地鸡毛》。《残骸》把一种无聊的生活状态书写得摇曳多姿。茫茫大漠，一辆卡车载着三名官兵，风驰电掣数十公里，赶在老百姓之前发现并回收导弹残骸。对各种导弹型号、发射方式所形成的残骸的形状、材质、颜色、甚至气味、老百姓回收的价格等等，小说都给予了详细的呈现。《卡车上的伽利略》从一件非常小的事——为了去哪家吃羊肉而发生冲突入手，一个小横截面，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在王凯的笔下被叙写得富于生活的情趣，足见王凯对生活的谙熟与深切的体察。《正午》则将部队机关的日常工作和机关干部的生存状态描写得入木三分。“正午”，原本是休息时间，是机关的真空状态，没有故事发生的时间段。王凯则敏锐地捕捉到正午这一既短暂又漫长的时段对年轻军官上尉齐的特殊意义，将一种感觉、心境和情绪进行富于诗意的延伸和放大。王凯小说的切口往往很小，是一种深井写作，而非大江大河的汪洋恣肆。《终将远去》描述了一位连长在老兵转退中面对现实的挣扎、退让和无奈，由此牵引出老指导员张安定宽阔而伟岸的军人胸怀。一盘炸馒头片承载着指导员“我”对过往的回忆，对老指导员的追思，以挽歌的形式表达了对现实生活本质的怀疑和思考——“反正早晚都要走，军队要的就是一个人一辈子质量最好的那几年”。纠结的情感，残酷的现实，军队在这里被刻画成一部机器，精准、强大、冷酷而又高效；而年轻士兵的单纯质朴、细腻敏感与之构成了巨大的反差。从上述作品中不难看出，王凯对部队基层生活的熟稔可以说渗透进连队的每一个细胞、每一寸光阴、每一个角落。
    3、灰暗中的荒诞“存在”
    在王凯看来，故事只是小说之“用”，发现、疑难、追问、辩驳、判断，个体对世界的独特理解、故事与现实与人性之间的关系才是小说之“体”。王凯的小说具有一种挽歌气质，逝去的青春岁月在尘封的记忆里发酵，但味道依然熟悉，让人想起那些缓慢而笨拙的时光。在故事的外壳之下，看似不疾不徐的叙述却蕴含着强大的情感张力，不动声色中积蓄着撼人心魄的力量。王凯小说的焦虑在于，要么通过强大的对生存描绘的能力使生存自身产生复杂的“存在”意味来，要么在新的、现代的意识和视角下，对军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世界做出独特别致的判断。
    王凯笔下的巴丹吉林沙漠，以其艰苦卓绝、荒无人烟的特征，作为与生命力相对立的一种自然景象而存在；但由于责任与使命的要求，军人必须驻扎于此，以鲜活的生命、强大的精神与充沛的情感去抵御沙漠的吞噬。两者之间既对抗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很容易造就观念上的荒诞感。《蓝色沙漠》充满了自我拷问的意味，把军人精神与情感中最脆弱、最迷茫的部分呈现出来，让人看到生命的真实与荒诞是无法剥离的正反两面，而“陷入”与“逃离”是小说主人公所面临的现实境遇和精神困境。闻爱国是那么轻松自如，纵身一跃就能实现逃离梦想，但最后他却因为违纪而受到处理，之前的种种努力与经营毁于一旦。人物的命运轨迹直指陷入与逃离的悖论关系，当你逃离了某种环境，同时就陷入另一种境地，两者反复推动，相互转化。
    《换防》叙述了一位连长与指导员在面对部队离开大城市换防到偏远地方的变故时所做出的不同选择，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同的人生命运。小说直面和审视“我”人性中软弱与黑暗的盲区，从而衬托出另一个不曾出场却又无处不在的人物在困境中所做出的奉献与牺牲，以及人性中的善良、高贵甚至是伟大。《魏登科同志的先进事迹》在叙述结构上别具特色，作者采用了类似影片《罗生门》的结构方式，以“我”受命整理资料无意中发现一本调查笔录为线索，把一场意外事故当作故事起因，列举了若干谈话人对魏登科同志的评价，并把这些评价作为笔录原封不动地“誊写”到小说里。作品有如一面多棱镜，读者在每一个棱面上会见到未曾谋面的主人公魏登科的不同侧面。作者想表达的是时代强加给人的政治性符号最终对人性造成的扭曲，以及小人物对境遇的无奈与无力。《任务》以伍秋原和老宝贵一家的交往为线索，写出了一名面临转业的军官的生活常态，这或许也可以看作当下许多军官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的缩影。小说沉浸在一种蓬松而绵软的叙述情绪中，叙事脉络是简单的，但故事牵出了诸多社会问题。军旅文学固有的“崇高感”已经被解构了，普通军人所面临的真实生活，就如同伍秋原一般，是职业上的困顿和外界无孔不入的欺骗。
    4、命运和生活的悖论
    世俗化的关系与军营战友情的冲突、错位，欲望失落与无奈忧伤是王凯小说的常见主题。当所有人都无力自拔的时候，人的灵魂、命运和现实生活之间形成了悖论，这悖论里堆积出荒诞感，于是小说便开始接近寓言。在意蕴上如此尖利冲撞的主题，显然源于王凯对世界的冷眼和质疑。对小说来说，丰厚的意蕴和存在感是区别于故事的最重要的标志。王凯的叙述看似漫不经心，内在气质里却有着深重黏稠的质疑和悲悯，是那种深植于大漠的粗犷和苍凉。王凯就像一个手工匠人，拿着放大镜捕捉着巴丹吉林沙漠深处某座军营里一群年轻官兵的喜怒哀乐。灰蓝色的沙漠，暗绿色的军营，王凯小说的背景大都是冷色调的，灰暗中闪耀着金属的光泽。
    荒芜恶劣的自然环境，体制内部的现实压力，对那些年轻军人的宝贵青春而言，无疑构成了压迫性的“存在”。面对那些硕大无朋而又坚硬无比的“存在”，青春、理想、欲望、爱情的柔软肉身遵从着心灵的召唤，在狭窄逼仄的空间里横冲直撞，遍体鳞伤。王凯的叙事细腻绵密，严格地遵循着生活本身的逻辑，可延伸到最后，往往得出的却是与世俗和现实背道而驰的结论。这正是王凯的高明之处，小说家的视角是独特的、异质性的，对现实和生命都怀揣着强烈的质疑和焦虑。他笔下的人物大都外表平静、内心执拗，执着探寻和追逐的是不同于世俗逻辑的另外一重可能性，是精神的飞升和超越，是人心的不同选择。
    王凯的小说整体上看是静态、滞重、非线性的，动作性不强，好像是一幅幅厚重的油画，笔触是粗粝的，线条是棱角分明的，调子永远是深灰色的。他擅长记叙一个生命的截面、一个静态的特写、一种氤氲着复杂情绪的场景。小说的叙事速度很慢，甚至人物的面目也都比较模糊，但是读后那一种或灿烂或黯淡或悲壮的生命情状却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并玩味良久，宛若寓言般带有某种哲学思辨的意味。
    （傅逸尘，本名傅强，1983年生于辽宁鞍山，现为解放军报社文化部编辑、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