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以工厂生活为背景的小说是“冷门” 。翻阅2010年以来《中国文情报告》提及的数百篇中短篇小说，只有一篇以产业工人的个人生活为描写对象，就是刘建东的《阅读与欣赏》 。工人和农民曾在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中获得了主体地位，但这一状况在改革开放后发生明显变化。导致文学远离产业工人的原因，直观上看，是因为熟悉流水线生活的人能写、肯写、肯读严肃小说的不多了；深层次上，则是随着中国社会阶层发生结构性变化，社会文化视角转向所致。而在客观上，随着科技的进步，企业生产与人的关系变得松散，人与人之间通过生产劳动建立起来的传统伦理也在发生变化，产业工人陷入被文学忽略的境地似乎也在所难免。在此背景上看刘建东的写作，就有了丰富的意义。
    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里，以工厂为背景的小说，有些套路百试不爽，比如写生产事故，写工人工作环境恶劣，或者写领导贪污腐化、企业倒闭工人下岗，如此等等才有故事。但是，刘建东跳出了这些套路，在每天正常运行的、毫无波澜的生产线上发现小说。长篇小说《一座塔》 、小说集《射击》等作品显示出刘建东把握小说形式技巧的能力，但汇集了包括《阅读与欣赏》等四篇小说在内的小说集《黑眼睛》 ，则显示出他对经验的处理能力。
    与那些离开工人去谈论“工厂问题”的小说相比，刘建东的写作显得极为特殊。他不以社会现实问题立意，不把企业的兴亡当作叙事目标，而是紧紧抓住“人”这个关键，始终以一个工人的视角观察工人，写人与现实、人与自我的角力。这些小说有着相似的现实经验背景和人物关系架构，多以师徒关系为切入点，以石油化工厂工人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为故事框架，在人与工厂、人与时代的历史关系中，探查工业秩序下人的情感和精神世界。工厂有着钢铁制造的装置和制式的工作流程，人在工厂里的价值只有一个，即按照流程保证装置的运行，人已经被异化为标准化的零件。就如同《黑眼睛》里骆北风的自我陈述：“黑暗中，我看到了一块仪表，灰蒙蒙的，有太多岁月的痕迹，那就是我。 ”小说家如何在叙述中呈现人的差异性和作为存在者的价值？显然不是每一道工序上机械性的重复动作，而是潜藏在每一只作为工具的手臂后面的心灵世界里。刘建东有过多年的工厂生活经验，深谙工人们的内心世界，他的这些小说里始终有温暖的人心在跳动。
    在上述相同的经验背景和人物关系架构下，四篇小说呈现了复杂的精神景观。 《阅读与欣赏》有着莫泊桑的《项链》那样强烈的爆发力，冯茎衣从游戏人生到竭尽全力与现实媾和，她的命运之路像极了玛蒂尔德。促使她的人生态度发生转折性改变的，是她认为丈夫杨卫民出车祸死去是因为和她吵架导致的，她由此而背负了沉重的负罪感。而事实上丈夫的车祸与她并无关联，但谁又能为她揭开真相？即便揭开了又能如何？一个对理想生活抱着“阅读与欣赏”姿态的师傅，就在作为徒弟的“我”的“阅读与欣赏”中经受精神折磨。 《卡斯特罗》在荒诞的故事中借由师傅对徒弟的宽容反衬出了主人公陈静的偏执意念，围绕着一个账本“莫须有”的用途展现了人性百态，但悟出了“人人心中都有一个魔鬼”的陈静为复仇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完美的焊缝》与《卡斯特罗》有着相似的故事内核，“莫须有”再一次成为启动故事的荒诞马达，而结尾的忏悔和宽恕又令人感动，传达了“只有战胜自我才能战胜他人”的奥义。 《黑眼睛》里骆北风的命运最有历史感，一次对徒弟身不由己的成全开始了自己乖蹇的命运，现实看似荒诞不经，但那又绝非命运的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
    刘建东在写作中是个善于将自己“逼上绝路”的作家，他从不止于情节的完结，而是不断通过深挖内心以获得人物完满的性格形象，人物由此获得自足的发展。冯茎衣在丧失了一切荣誉之际，面对自己曾经颐指气使的徒弟第一次显示出了女性的脆弱，在此之前的故事已经足以表现人物如何在现实和自我意识的夹击中迷失自我。但作者并不满足于此，而是让人物继续自己的人生之路，直到那个虚假的真相被揭开并与命运的悲剧形成鲜明对照，主题被推向无以复加的极致。而在《完美的焊缝》中，当林芳菲将自己的真实意图告诉师兄时，矛盾已经集中爆发，受制于师徒间的感情和个人性格，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对人物是艰巨的考验。作者对小说的把控能力在此得到验证，林芳菲与师兄郭志强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二人的相爱将故事导向了另外的方向，彰显了信念的力量。在人物性格的完成度上，刘建东不会浅尝辄止，他要的是那种已临悬崖但仍要通过吊索去崖下一探究竟的惊悚与刺激。
    本不想与现实媾和，却又不得不一次次宽恕现实，刘建东小说里的人物命运就是大多数人的宿命。在小说中，作者赋予了人物强大的内心能量，并在与自我和现实的博弈中得到展示。陈静始终不肯放弃对欧阳的复仇，只是想要“给自己那段灰暗的青春岁月有一个交代” ；而骆北风面对强加在自己头上的命运，他何尝不想反抗？但他终是只能将反抗停留在头脑里，任由命运在现实中一次次戏耍自己。这些人物身上有着显而易见的理想主义者的影子。尽管不是小说的主要叙事目标，但作者也隐隐透出对现实的质疑和批判，并将此作为推动情节的发力点和人物命运的转折点。冯茎衣之所以用尽手段与王总发生关系，是为了能够从他那里获取能够买到紧俏物资的票、证；老庄从帮助徒弟实现愿望转变成徒弟的竞争者，不过是想与未来的厂领导搭上关系解决女儿的身份问题；而骆北风的遭遇更是极端现实造成的悲剧。在这些小说中，人物命运与时代紧密关联。在批判之外，则是四处飘荡着的作者对师徒感情的咏叹，使小说在冷峻的故事中充满温情。
    或者是第一人称“我” ，或者是第三人称的一个名字，刘建东的这些小说中都有一个强大的叙述者，他们不隐藏在幕后，也不做画外音的讲述，而是直接参与故事的建构，成为故事中的角色。在《卡斯特罗》中，师傅和徒弟互为叙述者和被叙述的对象，不同角度的讲述就像棱镜一样令故事呈现出七彩的光芒。这种言说和叙述行动本身，使小说里的人物拥有了存在感。阿伦特说：“我们以言说和行动让自己切入人类世界，这种切入就像人的第二次诞生。 ”刘建东通过叙述者的言说和行动，勘破了隐藏在工作服、安全帽之下不同的人生奥秘，确证了他们自我的存在，就像从管道里汹涌而过的工业油流中指认出了一滴原油的存在。
    一直以来，刘建东的先锋意识从未减弱，但相比于先锋小说透过变形眼镜观察这个世界，在小说集《黑眼睛》中，他试图最大限度地完善世界的结构，从而呈现世界繁芜的相貌；我们也在冯茎衣与父母之间、 《黑眼睛》里的黄楣佳与女儿小韶之间的关系中，发现生活逻辑中因与果的必然。相对于传统的“现实主义” ，《黑眼睛》里的作品是以先锋的姿态与现实相接，作者鲜明的文体意识以及对于经验、故事、情节和人物本身的重视，使小说获得了更自由的表现空间，这或许是先锋写作最好的“接地”方式之一。而在这其中，我们也看到刘建东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偏好” ：在他的笔下，女性常常是被伤害的形象——这或许是悲悯，或许也是某种“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