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就在两三年前，最早读到过葛亮的几个短篇小说，竟然感觉葛亮像是一位经历过世间风霜的老者，趟过了许多磕磕绊绊，日渐变得从容不迫。然后，他开始选择文学叙述，选择一个正在成长的少年的视角，开始讲述一些令人感动的故事。叙述的文字，平实而老到，清淡的故事中还透出沉郁，人生的些许况味尽藏其中。尤其，字里行间仿佛流淌出丝丝缕缕的声音，像是水里的声音，也像是静夜里树木的婆娑，有时疏朗，有时稠密，有清脆，有洪亮，有青涩，也有嘶哑。阅读的时候，会在文字所呈现的图像和风景中，辨别出不同奇妙的声音和旋律，我感到，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可以被称为“通感”的东西，而是一种新的叙述、呈现生活的方式。这种感觉，在我还是第一次。我感到，这些小说中，能够牢牢地抓住我们内心的东西，不是别的，而是不同的、丰富的声音。小说的作者，文字叙述的感觉、文学的感觉是如此之好，如此老到，我想，必定是一位娴熟的隐匿许久的老作家。现在，我知道了，葛亮，原来是一位非常年轻、俊朗的葛亮，饱含才情，叙述文字同样质地绵密，激情内敛。这使我一下子将他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成名的苏童联系起来，当时也居住在古都南京的二十六岁的苏童，一上手就以娴熟、老练的笔法，写出了具有“先锋”意味的《妻妾成群》和《红粉》，堪称杰作。我在葛亮的小说中，看到了当年苏童的影子，看到了一个文学信徒对自己文字的虔诚经营和快乐向往，优雅的姿态，神圣的情感，没有太多的矛盾与残酷，没有孤独的深层结构。我意识到了他正不断地在写作中放大自己的目光，正从一个与苏童那一代作家所不同的起点上，迈开自己的步伐。
    近些年，不断有年轻的、更年轻的小说家出场，而现在的情形是，许多这样的小说家，常常是被裹挟着，作品在时间的激流中冲撞和震荡。一些人成了名，作品却可能从此平庸下去；另一些人，在自己年轻的、还没有立稳脚跟的文学中，鲜活的、充满生命力和颖慧的文字尽显天赋和才华，其中，文本里还有许多赋予他的独创才能的深刻印记。而葛亮没有轻飘如云一样的“青春写作”的逃逸感，也没有超现实的虚拟意识，却有脚踏实地的扎实和执著。在我们这个时代，能有这个年龄段的作家追求这样的写作风范，那么，这样的作品和作家，即使在时间的流逝中也不会从我们的记忆中轻易滑过去。我敢断言，葛亮最有可能成为这样的小说家。
    葛亮将他的小说集命名为《七声》。我忽然想起葛亮这位年轻的叙述者，他所感受和讲述这些故事的年龄，早已离我而去，那么，现在，我何以能在想象的图像里发掘出“声学”的价值？这些小说，这些零落的声响，如何才能凝聚为大的和音？也就是在这次集中阅读他的短篇小说时，我在其间捕捉到一种新的小说叙事美学，虽然一时很难用几句话来概括和归结，但使我想到许多问题，也唤起对小说写作的种种猜想和兴趣。我们在小说里，究竟想看到什么？想听到什么？而且，又真正能够看到什么或听到什么？……
    前几天，读批评家张新颖的随笔集《此生》，有一段文字令我着迷和喜爱。新颖描述他三岁的儿子张健尘，比比划划对他无意中说出的让我们瞠目结舌的话：“你知道水的形状吗？用瓶子装水，瓶子的形状就是水的形状。瓶子是圆的，水就是圆形的；瓶子是长形的，水就是长形的。”被问的人是个书呆子吗？在他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三岁的小屁孩又问：“水在水里是什么形状呢？你知道吗？”小孩其实不需要你来回答，自己就说了：“水在水里，就是水的形状。”我联想到小说的形状。那么，小说究竟是什么形状呢？我仿佛像三岁的小孩一样发问了，接着，又自己回答：生活、经验、故事或者情感，装在了小说里，于是，就推导出小说的形状就是生活的形状。生活是什么形状呢？我就实在是说不清了。但我还是愿意找到并描述出一个作家写出的那些小说的不同“形状”。可是，我们可能会猜测或玄想，形状的最高境界是无形状，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道无门”，人们一下子就把某种具象的比拟或隐喻提升到哲学的层面。实质上，这与小孩子张健尘对事物的感觉在智力和悟性上并没有多大差异，只不过在抽象事物的目的上有些大相径庭而已。在这里，我们成人世界的很多纠结，常常被孩子的单纯和简洁映照得羞愧难当，甚至很轻易就会被自我解构。这似乎不是一个智力问题，仅仅是一种近于宿命的选择而已。
    这时，我感觉自己及小说家们，有时真的就会像孩子一样自以为是，有时会将简单的事情想象得很复杂，也常常将复杂的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在一个独自拥有的世界里，无中生有，似有还无。但仔细想想，这些，都没什么不好，都对。其实，许许多多的小说家，已经给我们建立了大量的有说服力的例子。
    葛亮的小说必然也有自己的“形状”。葛亮将自己第一个小说集取名《七声》，就是想为自己的叙述找到一种形状，他可能没有想到，声音会成为影响他小说风貌的重要元素，于是，这种声音就产生了形状。这声音并非来自葛亮，而是来自葛亮所描述的生活，来自他所看到和选取的世间的种种光景。有人在评价他的小说时，用“写人生的一个小小的光景”来界定他小说的整体面貌。他对此表现出一种颇为满足的心境：“光景一词我认为用的很不错，因为光景总是平朴的，没有大开大阖，只是无知觉地在生活中流淌过去，也许就被忽略了，但确实地存在过。人生也正是一连串的光景连缀而成。虽然稍纵即逝，确实环环相扣，周而复始。”“目光所及，也许亲近纯净，也许黯然忧伤，又或者激荡不居。但总有一种真实。这种真实，带着温存的底色，是叫人安慰的。”读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听出了沉重的沧桑感。因为我们在光景里听到或者“看到”许多渐渐发出的声音，这些声音，被葛亮自己描述为“一均之中，间有七声”。“七声”里面包含多少种声音，肯定不是一个定数，必然是驳杂、交错、舒展、急促或乖张、幽远、浩渺的集合，以声音论短长，以品质论高雅与粗俗，以气势谈沉重或飘逸，都可以管窥豹，但只要想充满生气，都需要赋予现实以浪漫的奇想。这样，声音，在文字里和感觉里迅疾就变成了“生音”。生的光景，里面的意义和无意义都会噼啪地呈现出来。想想看，光景是没有形状的，声音也是没有形状的，光景是时间和空间的聚合与弥散，流动的生命汁浆在其中冲突、溢涨，浮生的人间烟火，平实与苍凉、绵长与急促，都在字里行间丝丝缕缕，从容地铺展开来。
    二
    我感觉得出来，《泥人尹》和《阿霞》是葛亮最用心也一定是他自己最喜爱的两个短篇。如果以前文提到的，以声音或者“生音”的视角来诠释这两篇小说的话，《泥人尹》和《阿霞》的主人公都是有微弱声音的顽强发声者。《泥人尹》中的尹师傅，算是一个有沧桑感的“古旧人物”。这个泥塑民间艺人，有着坚韧、清冷的性格和品质，他的存在让人感觉有种力量，他做人极其克制，隐忍这个词，一定能够彰显出他的某种力量，平凡且坚忍不拔。也许很难想象，具有这样性情的人，他手中的泥塑作品，竟然可以呈现出“江湖”形形色色的风貌中最有风骨的姿态，尽管细小、卑微，但面貌、气度、精神、意象杂糅合一……
    《阿霞》是一篇令人感到酸楚的小说。这种酸楚，伴随着一种意想不到的叙述的跌宕。其中的主人公阿霞，在今天，可能会被看作是一个极容易被生活淹没的人。容易被淹没的人，也会发出意想不到的声音，或者微弱，或者顽强，或者诡异，或者尖利。这种声音可能从很小的、很狭窄的空间里发出，有的时候，它的意思也许我们一点都不懂，但我们又必须面对，必须倾听。“缺了一根筋”、有些病态的阿霞，究竟算是怎样一个人物呢？在一个非常世俗的社会和群体里面，究竟是阿霞有一个病态的神经呢，还是我们原本就是一个病态的人群？而没有什么文化修养的阿霞，显得特立独行，她很认真地面对一切人、一切事情，经常发出理直气壮的声音，“一种孩童式的理直气壮”的声音，包括她不够斯文地大口地吃饭、喝汤的声音，都显示出她一种游戏的性质。一个小餐馆的弱者，她在人群里却能以某种规则建立起自己的权威，让人无法忽略她，小视她。她可以为同伴安姐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用刀砍伤虐待安姐的安姐丈夫，但也会对安姐无奈的偷窃行为丝毫不留情面。仔细想想，究竟是谁不正常呢？至少，我们现在不该完全用对待正常人的标准来判断阿霞，可是，我们有多少所谓正常人，能够像阿霞那样明了是非曲直，并且敢于担当呢？至于阿霞的偏执倾向，她缺乏主体意识，我们可以暂且不论，仅就她内心的善良、直率、勇敢和仗义，不计得失而言，我们正常的心理健全者，也是应该感到汗颜的。……
    我在另一个短篇《琴瑟》里，读到了一种绵长、悠远的声音。表面上看，这是一则写老夫老妻恩爱相伴，安度幸福晚年的故事。对于早年的外公外婆，究竟有怎样的情景，过怎样的生活，小说只做简单的交待，叙述的重心定然是要放在主人公生命的后半段旅程。特别是在进入老迈之年，外婆生病之后，外公如舐犊之情般的精心呵护，正是人间的大暖，外婆的身体虽每况愈下，但外公的耐心和乐观积极的心态，成为人生路上美好、难忘的风景。这种平和、默契的爱，被葛亮细腻地描摹，小心翼翼且游刃有余。读到这样的爱情故事，尽管平凡，没有特别的新奇，但仍会觉得了不起，令人敬畏和欣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一生，如果是美满和谐、默契恩爱的话，可以用很多事物进行比喻，古今中外佳句佳话数不胜数，但细想想，实在是没有“琴瑟”这个词更贴切了，因为，惟有这两种事物之间，才可能一起奏出不离不弃的和声。葛亮自己也说：“这样的声音，来自这世上的大多数人。他们堙没于日常，又在不经意间回响于侧畔，与我们不离不弃。这声音里，有着艰辛的内容，却也听得到祥和平静的基调。而主旋律，是对生活的一种执著的信念。因为时代的缘故，这世上少了传奇与神话。大约人生的悲喜，也不会有大开大阖的面目。生活的强大与薄弱处，皆有了人之常情作底，人于是学会不奢望，只保留了本能的执著”。
    尹师傅是执著的，阿霞也是执著的，《琴瑟》里的外公和外婆也是执著的，只是他们每个人又都兼有别样。也许，正是在这许多种执著里，才有了多姿多彩的人生和生态。虽然，葛亮的文字后面很少形而上的意味，但却蕴蓄着一股强大的、与生俱来的生命力量，而小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叙述，开始让那些无声的文字说话，显示这种力量。
    三
    我始终对短篇小说情有独钟，尤其敬畏那些优秀的短篇小说家。我对短篇的理解是，它的写作难度远远大于长篇。就像是我在前面说过的，短篇小说这种文体，因为容量与体裁、题材、故事、人物的紧张关系，可能很难将事物或生活界定为某种形状。美国年轻的短篇小说家威尔斯·陶尔，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从短篇小说到长篇小说的转换是不是一个作家创作生涯的必由之路？陶尔的回答是：“不。我知道一般人都看重长篇小说，说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你最好着手写长篇小说吧。但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写一篇成功的短篇小说更为困难。”
    我们这个时代似乎也更加青睐长篇小说，热闹非凡，许多人情绪高涨地写作长篇。我常常想，究竟是谁更聪明，更智慧？一个用心选择并认真写作短篇小说的作家，一定是一位对文学怀有敬畏和朴质之心，能够沉潜文本的作家，他也必然会在文本中追求小说精微、整洁的质地。这时，他的写作也就不会畏惧“小”和“细”，深入到生活或者事物的肌理之中，让叙述形成一种很大的张力。葛亮显然是一个钟爱短篇小说，相信短篇小说可以创造出巨大能量的小说家。
    我记不清楚纳博科夫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境下曾讲过的一句话：“拥抱全部细节吧，那些不平凡的细节”。其实，在一个短篇里，能够拥有一两个精妙或有震撼力的细节，就已经不容易了。谁能够发现一种富于个性的细微的声音，谁能洞悉到一个个生命方向上的正路、岔路、窄路和死路，谁能在一个大的喧嚣的俗世里面，感受或者感悟到一个普通心灵的质地，就可能产生一种驾轻就熟、举重若轻的大手笔。这是一种能剔除杂质的目光，这种目光才会发现一种眼神，这是一种大音希声的声音，这种声音才能传达细节的气氛和气息，这也是一种大象无形的抚摸，这种抚摸会在一种事物上面感知大千世界、万物众生。这样的话，作家的写作，他的叙事，就不担心细小和琐屑。世界就是由无数琐碎的事物构成的，作家点石成金般的才华、质朴、心智、关怀和良知，与现实生活中无数细小的东西连起来，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张力场，作家在这样的场域中写作，给人的感觉就会非常特别。葛亮的小说，常常有许多耐人寻味的细部和细节，这是最见作者真功夫的地方。《洪才》在写两个少年养蚕采桑时，情节从粗到细，孩子和蚕之间，仿佛正透过桑叶，亲密对话，入微入理；《琴瑟》中，外公在外婆病痛时，为转移外婆的注意力，为她清唱《三家店》，哄睡了外婆后，外公眼睛里混浊的灰，眼角荡起有些清凉的水迹；阿霞的种种“粗放”，更是通过展示、凸显她的“细”来实现的。一个年轻的小说家，一上手就注意细致地梳理生活，寻找能支撑结构的坚硬物质外壳，可谓踏实勤勉，令人钦佩。
    葛亮的诸多短篇小说中，总有一个童年或者少年的影子。葛亮在小说集正文前的留言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给毛果及这时代的孩子们。我想，毛果，也就是葛亮这一代人，他们从十几岁开始到三十几岁，经历了历史转型期的某些变化。那么，这一代人会怎样看这个世界，判断这个时代的生活呢？这时的葛亮，似乎首先走回了童年、少年和正在蓬勃生长的青春，走回了自己所处的生活。雷蒙德·卡佛曾经说过，所有的小说都与他自己的生活有关。其实，对于每一个作家而言，他的写作无不与其生命经验和经历存有一定的联系。葛亮在他许多小说里，都选择毛果作为一个故事的参与者，在小说里自由来去，进行着与成人世界不尽相同的种种体验。有时他作为角色在文本中发出声音，有时静静地倾听人物的声音。世道的复杂、人生的曲折、人心的幽微、人性的机变，他能听出这其中的玄妙和单纯吗？葛亮不停地尝试着让毛果代替他倾听，很少让他轻易地与人物对话和交流。这个人物是个毛头少年，可是一点儿也不觉得他形同虚设，反而像是一副目光，或者两只耳朵。
    在葛亮的小说里，我看不到伴随着这个时代的焦躁一起肆意生长的种种欲望，更多的是，人物的顺其自然或者任劳任怨的生活常态。即使是偶尔表现人物的欲望，葛亮似乎也能够从人性最根本、最柔软的地方入手。葛亮在将目光不断地位移到像尹师傅、阿霞、洪才等这些小人物的时候，他就是在用心地触摸那种人世间和人性中最柔软的部分，同时，他也在有意地向人物貌似熟悉，实则是新的、陌生的领域拓展开来，让人物身上最细微和羸弱的部分潜入我们的内心，这样，实际上是一位作家通过写作，通过文学的媒介，以一种对生活世界的谦逊的态度，发现生命存在的真实及其真实的声音，呼唤出生活世界和人性深处最具震撼力的真实。阿霞这个人物，在给我们以真实和感人的同时，也令我们心悸和无奈，我们的感觉，可能是来自生活，也可能是来自关于命运的猜测，在这个奇妙的过程中，完全是文本内部的力量牵动着我们激动。尹师傅的故事，跨越了几个年代，葛亮寻找着这个人物在几个不同年代里的“不变”，描摹着人性最本质的那部分。他愿意将他们的人生，他们已经是水落石出的格局，经年的快与痛，转化成一波微澜，涟漪泛起，撞击心灵。其实，一个人依赖的生命本质，只是一个点，并没有太清晰的方向，葛亮就是想把生命里最核心的部分表现出来，发掘出他们内在的力量。由此，在小说文本和生活世界之间，在写作和阅读之间，正是因为这种平实的、隐喻的、暗示的、延续的关系，才产生了种种意味。这里，叙述的个人性、“陌生化”，以及独创性和叙述、结构的相对自足性，都是有理由和出处的生活元素的再现，在任何时候，作家对生活和经验的依赖，都是写作的源泉。只有这样，通过叙述、虚构，才能真正打通文本和生活世界的真实关系，才能让我们获得对文本的信任感。这一点，也是我之所以喜欢葛亮小说的重要理由。
    无疑，葛亮是一个让我们信任的作家。看得出来，他在写作小说时用力的方向与众不同。他聚焦小人物，耐心倾听他们的声音，倾听来自生活世界里说话的声音。他没有心高气傲和自以为是地对待他笔下的人物，对人物的角度也是平起平坐的，是平视或者仰视的，另外，他没有对文本之外的小算计，很早就学会降低自己的调子，很谦卑地叙述。让我们听到说话的声音，这本身就是一种角度的选择，现在很多小说为什么难以卒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听不到人物说话的声音，也听不到作家与人物之间内在的交流的声音，而只是作家一个人喋喋不休、自以为是、非常霸权地叙述，文本变成话语的肆意泛滥……在小说文本里，声音和文字，说话和写作，在它们之间应该自然、默契地有交流，有过渡，有交叉，有影响，我们应该在文本中听到丰富的、各种说话的声音，时而舒缓，时而急促，时而清凉，时而喧嚣，当然，有时也会寂静无声。我们在年轻的小说家葛亮的文本世界里，从其中呈现的一个个光景里，清晰地听到了丰富、细腻而逼真，令人心动又感动，充满了回响的声音。这个回响里面，呈现出一个更年轻的南方作家在“更南方”的地域，也呈现出与苏童那一代作家相承接的“南方想象”形态，这种形态包括文化上的、地理上的，还饱含日常的生活状态，每一个生活的细节，以及与之相映的美学风范，这种气质和风范，也成为贯注葛亮写作的内在基调和底色，形成别具风貌的文学叙事。我们期待，也相信葛亮，在彻底地度过了写作的“青春期”和“膜拜期”之后，将会在未来的写作中，衍生出一个自由宽广的创造领域，建立起自己不同凡响、日臻至境的小说世界。
    作者简介：
    张学昕，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当代作家评论》杂志副主编；曾在《文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文艺争鸣》、《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文学评论170余篇；多次获得“《当代作家评论》奖”、“辽宁文学奖•文学评论奖”、“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