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作家李浩，孜孜不倦地甚至可以说着魔似的在历史的深处与民间里打捞记忆，就如作家在《乱世遂州》中所说：“尖起一双招风大耳，仔细听茶客酒徒们神侃。特别喜欢听那些三教九流的趣闻轶事，或江湖豪客们的龙门阵。”
    得益于方志野史的打捞与启示，得益于民间的诙谐与智慧，《乱世遂州》成了一部蔚为大观的关于历史、关于民间的宏大叙事。 李浩的机智在于，他选择了“罪案叙事”。这一叙事模型，中外古今都属一大流派，而且是听众读者众多、趋之若鹜的流派。《乱世遂州》一打开，扑面而来的是，一位外有清名实却心机重重的地方官员黄中玉，为了自己更进一步的仕途，备了一份大礼进京，准备贿赂康熙重臣吏部尚书以求从州牧到省督。如何备礼，礼有多重，关键在于，这礼由谁来护送，怎样护送。随着这一备礼、送礼、被人夺礼的展开，命案——罪案叙事文本的重要构件——便接踵而至。杜亮、杨三姐、曾文正、张铁匠、秦氏兄弟……一个接一个死于非命、一个接一个的死都怪诞而离奇，到了小说的结尾处，所有先前设计死于非命的幕后主谋，如黄中玉的大管家莫仁品在办一桩夺人性命的要事后离奇死去、很快莫仁品背后的主谋州官大人黄中玉也让自家的性命化于尘土。在这一连串的命案，以及由这些命案组成的如乱麻一般的线索，推动着叙事的进程。
    在这样一部以警匪叙事为文本的小说里，李浩没有忘记自己还是一个风俗意义的小说家。李浩原来的那些短制，叙述语言有时还包括了对白，大都用的是经过李浩过滤过的文白川话。《乱世遂州》虽然继承了这样一种语言习惯，但是这部小说在语言上却有着惊人的——与小说故事一样惊人的变化，那就是大量使用四川方言的口语表达。为什么作家李浩会一反自己已经形成的语言风格而使用一种新的语言表达呢？如作家自己所说，这是因为“俚调儿里，有几分艰辛和无助。但更多的是，对贫困生活的不屈，和对未来生活的乐观向往”。原来如此！世道人心并不是一种抽象的表征，世道人心本身就植根在民间，植根在生生不息的文化传承里，植根在作家有意无意的意思和潜意识之中。
    有人认为题材的新旧会影响小说的意义和价值，其实在我看来，或者在小说家们看来，题材并不决定一部小说的意义与价值，决定一部小说意义和价值的是小说家的理念和小说技巧。就新与旧的关系，歌德在其自传里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们要求一些好的新的东西，但是最新的总不吃香。”从这样角度来观察《乱世遂州》，它不仅超越了中国公案小说的范式， 同时对现代小说叙事也有了重要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