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益民是“一面带兵一面写作”的军旅作家，他说：“我从19岁开始进藏，30年来已先后40余次进藏。”见过太多的牺牲，他称自己是一个“幸存者”，却始终无法忘怀藏地军人超乎常人的献身精神。身在高原时，心静不下来，现在下了青藏高原，在零海拔的海滨遥望天边的雪山，深埋心中的那段历史，由沉淀而发酵，终于喷薄而出，就有了《雪祭》。作者说，一种难以言表的悲伤在血液里激荡，随时会冲破胸膛。作者找到了小说的结构方式：呈现在小说中的，是一座山——雪拉山，一条路，一条必须打通的艰险的新路，还有一个连队和一批个性鲜明的人物，它们共同构成了这首生命的壮烈史诗。
    强烈的真实感是本书的突出特色。只有在西藏经历过九死一生的人才会写出这种真实感受。比如，战士半夜上厕所，必须得三人结伴，因为雪狼会突然跳出来把人咬死。再比如，作者用既严酷又幽默的口吻说：“你在这儿呆着，等脸上有了藏光就好了，脸上结了厚黑的疤，把厚黑疤揭了，脸上就开始有藏光了。”对于西藏这块神秘土地，作者采取一种心灵化、艺术化的写实笔调，出之以大量的生动细节，铺就了真实的底色。这是作者藏地生活多年的积累所得，绝非向壁虚构和随意想象所能达成。整部小说密度大，质地坚实，一个个细节，像是结结实实的雪块儿飞了过来。
    小说开篇就悬念迭起，写了一个“刘铁事件”，借此让各主要人物登台亮相，展现了军人们的形象和处境，每个人都显出独特面目与鲜明性格。作品写到了当兵人的真实人生。他们承担的不仅仅是高原上的修路重任，更有来自家庭妻儿的生活牵绊。作者把他们的故事写得贴近生活，兵味十足。
    性格与性格的碰撞读来非常出色。比如赵天成和刘铁之间，是两个同乡，也是两个硬汉之间的碰撞；陆海涛和赵天成出生地一南一北，是两种不同的性格，先是刚柔难容，最后是刚柔相济；陆海涛和刘铁的碰撞也很激烈，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个性差异，他们互相理解需要时间；还有兰洲、黄雪鹂、田团长等等，不同性格的碰撞使小说分外好看。好小说往往是人和人之间的对比深化，有时是性格之间的交战。我们由此看到，《雪祭》里出现的是真英雄，是有缺点却令人起敬的英雄，他们参军的动机非常现实，首先是想报效祖国，也想苦干一番，建功立业，并且想入党。作者没有遮掩矛盾，也没刻意美化和改装。来自北京的城市兵牛大伟，吃不了修路的苦，想找轻松的事儿干，就想尽一切办法接近领导。然而，严酷的生活教育了他，通过部队大熔炉的冶炼，他一步一步成长起来，成为修路队伍中的一员骨干。
    小说成功地将非虚构的质地与虚构的艺术融为一体。非虚构的质地就是纪实性，但它终究又是一部虚构的小说，布局讲究，波澜起伏，人物设置合理，显示了史与诗的某种结合。在作品中，作者把世界屋脊西藏的筑路史融了进去——从60年前解放军修第一条青藏公路到当下武警交通部队打通绝壁，开一条新道路，整部小说涵盖了几代军人不畏艰险修筑雪域高原公路的历史。在作者的笔下，现实与历史交相辉映，组成了一部雄阔的筑路史诗。
    在作者看来，写作不是职业，而是精神的召唤，是时代的担当，是有关生命和灵魂的事业。读《雪祭》，我时时被感动，为作者心中凝聚的那一份对战友、对时代、对国家的深沉情感，为喧嚣时代中那份深挚的担当而感动。作者用自己的整个生命来搏击，来拥抱他的写作对象，把全部精力和心血融入书中，浇灌出这部内在热量极大的书。书中的精神热量不仅源自作者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更源自一群普通军人的热血，他们用青春和行动展示了最真切的家国情怀。
    （《雪祭》：党益民著；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