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悦然前辈女生那里，出走似乎都与宏大叙事的主题有关，因为这种宏大的理由，她们的出走具备了政治上的正确性以及行为上的合法性。而在张悦然这里，所有的出走都没有了宏大理由，甚至于很难找到一个具备合法性的理由。在貌似无需出走的荒谬出走中，张悦然们实际上撕开了一个个沉默的青春伤口。
    《茧》体现出了一代人对中国传统世俗伦理正义和道德情感价值简单化的理解。对于这一代人来说，个人化、自我甚至于自恋是生存的常态。他们以这种个人化的视角去打量自己的父辈和祖辈，从而在单一维度的价值判断中想象祖辈和父辈的历史，正是在这样的叙事模式中，祖父辈的历史在单向度行进的同时，又充满着价值、伦理和道德上的简陋和卑微。”
    青春必须终结，如何进入成年？
    青春以亚文化的名义解构成人世界板结的情感、伦理乃至价值观念，此时，断裂成为某种催化剂，它让成长小说在私密的个人倾诉中抵达一代人整体性的青春记忆，由此个体经验在成长叙事中获得某种穿越现实生存的艺术质感。“80后”青春文学正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从而他们写作的社会文化意义远远大于文学作品自身的意义。
    然而“80后”毕竟要长大，具体到张悦然来说，她笔下的文艺范女生最终要成长乃至成熟。青春成长叙事终结之后，如何更深地进入文学？这成为包括张悦然在内的一代青年作家的集体焦虑。这种焦虑也可以叫做写作合法性确立的焦虑——青春的任性而为必须终结，如何进入成年？自己的成年礼以何种文学方式完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茧》是张悦然的文学成年礼。成年礼形式上的意义往往大于实质的内容，自我的镜像依然是成年礼的重心和焦点。《茧》延续了张悦然一贯的写作路径：精致绵密的文字叙述中，行走着城市物质主义豢养的青年男女，他们游走在个体生活与情感的镜像中，纠结、挣扎亦或疼痛。这部长篇试图处理自我经验与家族记忆、个体镜像与群体生活、现实生存与历史臆想之间的关系。小说反映了李佳栖一代青年对于传统伦理、价值和情感的漠然与断裂，呈现出个体的价值碎片和伦理创伤。
    谈论《茧》之前，先回顾一下中国城市少女形象的文学表达。近半个世纪以来，从整体上来说，中国当代主流文学对于少女的理解仍然是东方传统社会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青春万岁》中的杨蔷云，70年代《班主任》中的谢惠敏、王安忆《雨，沙沙沙》中的少女， 80年代《红衣少女》中的安然……少女的无知、单纯、幼稚、美丽和纯情等，都是社会对于少女品质和特征的界定。对于少女本身精神和身体的成长，缺乏主体性的认知。90年代林白的女性独白，在一定层面上还原了女性身体欲望的表达，同时又在另一个维度上让女性和同时代的欲望话语纠缠不清。近30年，随着中国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城市生活调教出了许多大小公主，从幼儿画刊开始，就有《小公主》这样的刊物。少女的体验不再是传统社会中怀春少女的懵懂无知和纯洁天真，透过物质生存的面纱，少女们很早就知道了物质与精神双重的人生命题，要美丽、要气质，更要在丰盈的物质主义中保留青春的气息。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一批青春文学作者，他们受到城市生活方式、现代教育体制、西方经典童话、动漫和文学作品的影响，作品中少女的形象已经和传统少女大相径庭。在现代商品经济社会的文化情境中，贵族和精英意识早已被铜臭味洗涤殆尽，充斥着暴发户和商人的蝇营狗苟。在物质生存方面，所谓的小公主都是人为制造出来迷惑平民父母和子女的一味幻药，大多数女孩在得到一个或多个戴着王冠的芭比娃娃之后，就会幻想着自己粉色的公主梦，而实际上，在巨大的物质主义的运行机制下，面色苍白的城市女孩更多的是像《红舞鞋》中的嘉伦一样，只不过穿上了一双红舞鞋，就开始了自己对于公主梦的盲目追求罢了。
    当下城市生活豢养出了少女对于物质天然的亲近和沉溺，同时，这种沉溺往往在青春期以艺术的形式和名义，存在于青年亚文化氛围中。所有的女孩都像嘉仑一样希望自己能够穿上一双红舞鞋，跳着优美的舞步……以及拥有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属于公主的浪漫。然而，实践这种艺术范文艺女生的过程，就是一次次从日常生存中的出走。在一次次出走的过程中，少女对于自己沉溺于红舞鞋的行为逐渐张皇失措，逐步发现这种脱离日常的沉溺所带来的漂浮感、失重感以及一无所依的丢失感。最能体现这种文本特征的是张悦然小说集《葵花走失在1890》，这个集子也是至今最能体现张悦然才华的小说集。
    出走与回家：
    警惕简单的理直气壮
    在张悦然前辈女生那里，出走似乎都与宏大叙事的主题有关，比如关于革命的、爱情的、欲望的、婚姻的、自由的……在中国20世纪漫长的一百年中，一连串的主流价值观赋予了梅行素、莎菲、林道静们沉重的主流话语表达方式以及各色的时代标签。她们的出走都有某种宏大的理由，因为这种宏大的理由，她们的出走具备了政治上的正确性，以及行为上的合法性。到了21世纪的当下，张悦然们显然没有她的前辈女生幸运，在她这里，所有的出走都没有了宏大理由，甚至于很难找到一个具备合法性的理由。在貌似物质丰裕和行动自由的社会情境中，在貌似无需出走的荒谬出走中，张悦然们实际上撕开了一个个沉默的青春伤口。在人为撕开的伤口上，张悦然却比她的前辈写作者更加坦然地叙述着关于女性出走的主题。因为人从日常性中出走无需任何理由，正像回归的时候自然会回家一样。
    《茧》中的李佳栖回到了家庭，然而这种回家带着深深的对于“家”的戒备、怀疑和审视乃至审问，因为他（她）们一代人被物质主义豢养成为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家对于他们来说充斥着父辈僵化的教条主义说教，祖辈天真而强硬的理想主义言说，以及无处不在的平庸的世俗生活……在回归日常之后，前文艺青年依然保留着居高临下的对于现实的审判：从粗鄙的生活到隐秘的历史，从人性幽微的光亮到晦涩的暗影，从道德伦理的禁忌到身体欲望的满足……最为诡异的不是李佳栖们对待现实这种理直气壮的态度，而在于她的祖辈与父辈的沉默，以及这种沉默中显示出的
    某种懦弱与卑微。这部长篇小说正是在这样的叙事腔调中体现出了一代人对中国传统世俗伦理正义和道德情感价值简单化的理解。对于这一代人来说，个人化、自我甚至于自恋是生存的常态。他们以这种个人化的视角去打量自己的父辈和祖辈，从而在单一维度的价值判断中想象祖辈和父辈的历史，正是在这样的叙事模式中，祖父辈的历史在单向度行进的同时，又充满着价值、伦理和道德上的简陋和卑微。
    与此同时，李佳栖们又很难具有西方现代价值观念的理性与秩序，更难以理解西方宗教情感伦理的宽容和彼岸世界。由此，她对历史和现实双向的审视都深深地行走在个人主义的臆想中。作为后文艺范女生，李佳栖成为某类城市青年女性的象征性符码——年轻女主人公的身体流浪在不同男人的公寓里，心灵徘徊在父辈男性的记忆和身体里，伦理和价值坍塌在酷炫自我的认知中。文艺女青年李佳栖用极端个人主义的方式任性地消费着祖辈与父辈的历史，在漠视中国传统人伦日用的偏执中，文本走入对于自我、他者和历史多面向的虚无。冷漠自私的年轻心智消费着历史、革命、性乃至文学叙事本身，历史景深也被个人化的单薄精神向度消解于无形。正如“80后”写作和市场与消费共生的特性一样，对于这一代作家来说，革命、性乃至父辈们的历史都可以作为小说叙事的消费性题材，这凸显出青年一代对于都市与民间、现代与传统双向的虚无和回避。
    李佳栖的形象昭示着当下物质女青年们出走之后的“回家”有多么艰难，这种回家是对于自身所处历史和传统的体认和感悟，是对于当代生活中现实责任的认知和担当，是对于女性性别所承担的现代精神生长的自觉探求……总而言之，对于和传统、启蒙双向断裂的物质主义城市青年来说，“回家”充满了道德的困境和伦理的迷雾，也在价值认知上有着更多的歧路与荆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