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生活无疑是根本性的，但在今天，作家也许首先要面临一个“阅读生活的能力”问题。当此大转型时代，日常生活瞬息万变，难以把握。作家能写到什么程度，往往取决于对时代生活读懂读透到什么程度，继而看你深入到什么程度。落实到创作上，就是审美的力量，“用理性之光、正义之光、善良之光照亮生活”。
    向岛的长篇小说《佯狂》语言平易、从容、娴熟，一些日常语、流行语随意拈来、生动鲜活、古拙天真。整部作品文气贯通，引人入胜，全凭一色白描，写的全是日常化的琐碎，注重具体详尽的细节描写，善于通过人物言行来自行展示其灵魂，虽然也有小波澜、小漩涡，但总体上是“生活流”的写法，在当前创作中是值得研究的一路写法。这对一个作者的考验也很大，他必须找到一种叙述调式；但与其说是一种叙述调式，又不如说是找到属于自己的把握生活的方式。
    《佯狂》的时空观颇值得注意。比如，“人平常总是觉得一天一天重复着，啥都不变，过十年再看看，啥都变了”，“人家马老师貌似原地站着，咱貌似跑个不停，最后下来，咱还是落在马老师的后面呢”。作者致力于发现生活细部的秘密，研诘生活的真相。作品反复写到“朱蹄坊”。朱老板之“卖蹄花”从早年在三轮车上卖，到在油毛毡棚子里卖，再到如今有了三层楼的店面，且开起连锁店，生意越做越大；“猪蹄坊”改名为“朱蹄坊”，一字之易，将姓氏嵌入，生意更加火爆；老朱的假肢，也由原来的国产货换成德国名牌了；朱老板的待人接物，也由原先的谦卑而冷傲起来。每个细部都值得琢磨，一切都在不经意中幻化着。作者通过人物之口说，“这世界人都疯了，都要表演，都要佯狂，为名为利，连个道观的几尺净土都不给留，争来争去的，最后全让时间给抹掉了”。这里所说的道观一块匾额，是当地“书法家”们动用各种关系，都争着要上自己的“墨宝”，把郑孝胥的原字也给扔了，道长过后一想，活人争来争去，死人毕竟是不争了，干脆我还用原来的，你们谁都别争，如此等等。比之当下的某些长篇小说，《佯狂》很接地气，其真实性、逼真度更胜一筹。
    生动地展示当今中国基层社会的生存样相和精神生态，是这部作品的突出特点。作品的笔墨是风格化、地域化的。它的人物似乎个个都很贪“吃”，小说的“第一现场”总是在地方风味饭馆里，什么“猪蹄坊”、“羊肉泡”、“油泼面”轮番上演，人物频频聚首、互换信息，情节被自然地推动起来。长宁是个西部小城市，但这里的每一次脉动都与时代神经紧密相连。作品以马川、白小白、顾尔虚、秦伊力等人的活动为基座，并与市领导、生意人、教师、抬尸工、养殖户、老中医等各色城乡人物衔接起来。好就好在，作者没有预设题材圈子，或标为官场、职场、乡土小说之类；外在的界限被打破了，始终把生活视为一个整体。作者要写的并非一个领域、一种行业，而是注重整体感的呈现。简而言之，这部小说是写当下的、写生存的，这反而成就了小说的概括力和象征性。作者有雄心，也有苦心，他要为这个大转型的时代“立此存照”，他采取的方法是描摹一个基层社会，一个“微缩景观”，把生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让触角自由伸展开来，随物赋形，给人一种写到哪里是哪里的自由之感。小说中长宁市的中心地理环境是时代广场和矗立在它一边尚未建成却正面临爆破拆除的作为权商勾结象征的长龙大厦。要说全书有什么大的事件的话，那顶多就是在反腐力度加强以后，元书记自杀，鄢女市长锒铛入狱，庞大奸商沉湖，引发了这个小社会的震荡，多少波及到一些人物的生活命运，开始了新一轮的竞争和选择。
    在人物身上汇聚尽量多的细节，使信息量扩大，成为此书的另一特色。比如老中医杜教授，八十老翁，号称老顽童，职业所系，形成为一个观察角。许多角色都是在他这儿亮相、兜底的。老先生云，社会的、家庭的、个人的方方面面问题，谁都治不了，最后都推到中医这儿来了。就是这个极通达的老杜，也突然病逝了。小说中的患者叹道，唉，人都病了，如今给人看病的人也病了，看来谁的病还得谁扛着。小说写到的人物多达五六十个，真是芸芸众生芸芸心，但真正给人印象深刻的，寄托作者较多思考的，主要还是高尔升、贾宝民、顾若虚、白小白、马川、第五剑等几个主要人物。
    白小白浑身是戏，她的两大痛点，一是集资款随长龙公司倒台而打了水漂，一生心血付之东流，二是女儿的上学问题让她伤透了脑筋。由这两个痛点延伸到了金融界和教育界，牵出了不少人，带来不少信息。白小白被称为“高配”——在市文联挂了个副主席，享受副县级待遇，作为创作室主任，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她揠苗助长，借职权带女儿四处参加采风，虚荣心把孩子害了，围绕女儿尤小白的成长，生发出一幕幕悲喜剧。每件事都通过临睡前，那个放在白小白和老尤夫妻俩中间的录音机演示出来。再如贾宝民，这个曾经的抬尸工后来成了副市长鄢静之的第二任丈夫，尽管绿帽子戴了不少，还是得意忘形，但他最是忐忑不安，道观一枚石子的掉落并碎在他面前，吓破了他的胆，非要追问道长有何兆头。生活的变故终于使他清醒过来，好像回到了往昔的善良。还有“书法家”顾若虚的那一整套的欺世盗名手段，也极具代表性。
    小说善于在幽微之处、病态现象之中，发现生活中积极向上的道德力量，善于发现日常生活掩盖下的灵魂秘密。高尔升、第五剑、马川等人都有一种内在的正义性和抗击腐蚀的自净能力。高尔升的经历比较复杂，在官场上受排挤后步入教育界，以勤奋刻苦备受师生拥戴，但他胸怀大志，热爱乡土和父老乡亲，放弃稳定收入，毅然回乡创业，且不惧艰难，一切重新开始，令人起敬。他的自尊、自强，内在的深沉，需要好好琢磨。梦游患者马川的善良、真诚、宽容，第五剑的嫉恶如仇、快人快语，都耐人寻味。
    小说显示了较强的把握时代生活特征的能力。在作者看来，这是一个“人人都不消停”的时代，日常化、平庸化淹没了时间，如何活得比别人好、活得滋润，成为人们暗中较劲儿的目标，长寿成为最实际的理想，有的人争名争利、不择手段，作者称之为佯狂。由于作者对时代生活的思索和领悟带有全景性，当聚焦于长宁这批小人物时，每个人物的命运轨迹，每个人物的表演，既能平视，也能俯视。小说所写，都是些司空见惯的、再平常不过的场景，经作者的笔一描绘，就觉得新鲜、有趣，有些地方甚至满含芬芳，这是为什么？其奥秘何在？有什么添加剂吗？
    需要探讨的是，作者为什么尽量摒弃虚构，追求仿真式的描摹，好像认为，生活比戏剧更有戏剧性。这种带有自然主义色彩的写法，其实已兴盛好几年了，贾平凹就是运用得很好的一个。贾平凹曾说：“在作家普遍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文学作品不可能经典的当下，作家不妨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社会记录留给历史。”这似乎是一种清醒的表述，但也像是一种无奈的辩解。在审美上，很有代表性。这不禁使我想起，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导言》中说的：“法国社会将成为历史学家，我不过是这位历史学家的秘书而已。开列恶癖与德行的清单，搜集激情的主要事实，描绘各种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的事件，结合若干相同的性格上的特点而组成典型，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也许能够写出一部史学家忘记的历史，即风俗史。”《佯狂》走的也是“风俗史”的路子。我们该怎样评价它们，无疑是个新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谈到，对创作者来说，“要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善于在幽微处发现美善，在阴影中看取光明”。此处没有用常用的“深入生活”，而用了“阅读生活”，可谓直抵当前创作的关键之点。深入生活无疑是根本性的，但在今天，作家也许首先要面临一个“阅读生活的能力”问题，因为当此大转型时代，虽少有狂风暴雨，但日常生活却是瞬息万变，难以把握的。于是作家能力的高低，能写到什么程度，往往取决于作家对时代生活读懂读透到什么程度，继而看你深入到什么程度。落实到创作上，就是审美的力量，“用理性之光、正义之光、善良之光照亮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