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觉悟——不觉悟”是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条重要路径, 在《那儿》和《北妹》所搭构的底层景观中，男性与女性被隔在“觉悟”两端, 性别的差距造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底层意识和底层言说。对比两部作品的“前——后”无产阶级状态、“劳动”之于两者的不同意义、两者的性描写与性立场，可以从更精微的层面上看出底层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性别差异，以及新世纪女性文学直面社会、关注底层女性的新变。底层文学的男女之别，显示出了截然不同的动机和取向。在有关“底层文学”的研究中，对性别视角的重视仍有待于加强。
    2004年曹征路的中篇小说《那儿》发表，旋即成为文学批评的热点，“底层文学”也由此而获得正式的命名，并在接下来近十年的时间中为研究者所反复言说。但一个遭到忽视的事实是，“命名”这一行为源自于一个典型的男性文本，《那儿》中对男性英雄的崇拜和对女性角色的忽视乃至贬损可谓俯仰皆是。而同在2004年，盛可以的具有浓厚女性色彩的长篇小说《北妹》亦以单行本面世（此前曾于2003年发表于《钟山》增刊秋冬卷），《那儿》写工人阶层的没落挣扎，《北妹》写农家女的漂泊沉浮，两者无论在题材、深度还是技巧方面都不相伯仲，但《北妹》却一直籍籍无名，未曾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自然也没有获得与其文学素质相匹配的地位。而实际上，自夏衍的《包身工》始，对女性劳动者的书写就一直是“底层文学”的一翼。作品中女性的贬抑和研究中性别意识的匮乏是整个“底层文学”世界的“阿基里斯之踵”。借《那儿》和《北妹》的对比，则可以更精确地看出这种贬抑与匮乏的来源和指向。
    一 、“前无产阶级之女”与“后无产阶级之男”
    “觉悟——不觉悟”是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条重要路径，在许多现当代文学史著中，鲁迅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父亲”，他塑造了一系列“不觉悟者”的形象——阿Q、闰土、祥林嫂，暗示着亟待救赎和解放的时代焦虑，而后继的无产阶级作家则描绘了“觉悟者”的群像——林道静、梁生宝、吴清华，竭力诠释焦虑得到缓解后的明亮与单纯。这些人物都被描述为处在“压迫——被压迫”的关系之中，却因“觉悟”上的差别而得到大相径庭的命运。前者浑噩懵懂，后者清澈明确。黄山谷云“灵丹一粒，点铁成金”，马克思说“一个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两段语录都与这些人物的文学表现和历史命运相匹配。而《北妹》和《那儿》则揭示了“幽灵远遁、灵丹不再”的底层景观，而以性别为堑，《北妹》显示出一种“前无产阶级”情形，《那儿》则呈现出一副“后无产阶级”姿态，性别的差距造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底层意识和底层言说。
    所谓“不觉悟”的“前无产阶级”状态，钱杏邨在1928年曾用一连串气势磅礴的形容词加以描绘——“在过去时代的从听天由命的思想所造成的一种对人生不加思索莫名其妙的生莫名其妙的死的可怜可恨的人物”、“阴险刻毒势利凭借阶级仗势欺人以及其他类似以上种种的性格。” [1]为了摆脱这种“前无产阶级状态”，成仿吾则以一个理论家的口吻，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三条路径——“农工大众的长成——长成到他们能够实现自己的解放……为这个目的，由封建思想的解放，意德沃罗基的注入，与全民族的奋兴是绝对必要的。” [2]而在“觉悟”之后，则变成了“工作中、奋斗中”或曰“革命中”的工人、农民、军人。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农……这是战争的主力。”[3] 钱、成、毛的三重表述，昭示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对底层民众的发现、理解、想象和实际的动员操作。而知识分子们的历史实践则是将“底层”整合和塑造为“无产阶级”，并以“阶级斗争”进行历史阐释和愿景塑造，进而实现其政治理想。所谓“幽灵”与“金丹”，即成仿吾所说的“意德沃罗基的注入”，也就是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赋予底层民众，进而达到“点铁成金”的政治效果。对此，钱杏邨和毛泽东描绘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面貌。综观左翼作品中的底层角色，“不觉悟而陷入困顿挣扎——意识形态注入——觉悟而投身革命事业”这一模型具有普遍的概括力，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形容其性格和人生发展的历程。
    相应地，“觉悟”的“无产阶级”状态与“意德沃罗基的注入”之前的“前无产阶级状态”是针锋相对的，左翼作者笔下的人物在技能、道德和政治方面摆脱束缚与狭隘，向着优异良善的方向持续敞开，朱老忠、林道静、梁生宝莫不是按照这一规划而逐步得到发展和丰满的，这也构成了左翼（无产阶级文学）的一种基本理路。而在《那儿》与《北妹》这两个文本之中，前者是“幽灵远遁”，主人公朱卫国身受“意德沃罗基的注入”，却发现自己已是孤家寡人，背后是群氓，面前是群狼；后者是“灵丹不再”，主人公钱小红懵懂混沌，在极有限的物质条件下勉力求生，而“意德沃罗基”从未出场。无论在血缘上还是精神上，朱卫国都是曾经发动斗争进而主掌政权的无产阶级的后继者，他出自高大泉、萧长春、梁生宝这一序列，是所谓“新中国的子孙”之一，而钱小红则时而隐忍机巧、时而放荡恣意，无意于邦国大事，属于夭夭、骆驼祥子这一序列，是极富于忍耐力与生存意志的“老中国的后裔”之一。
    作为一个“觉悟者”，朱卫国显示出一种鲜明的“广场型”人格，一种“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气质，他勇于承担超越自身私利的责任，其所作所为无不同某种超越于自身局限的、宏大的期冀的相关联。朱卫国确实是身受无产阶级的嫡传，从理念到行动均与“觉悟”相匹配。在塑造这一人物时，曹征路甚至使用了一种“革命家史”式的叙述手法：
    我们家往上数几辈都是本本分分的工人，咱本分可咱不是孬种。
    （朱卫国的姥爷是）工人领袖，他正在驳斥法官的指控。他说：我们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们就是反对资本家剥削和欺骗，就是要为工人争福利，争权力，改善工人生活。那个人后来死于一次著名的监狱暴动，身上中了十几枪，肩上居然还扛着一副铁栅栏。……
    ……那个素描画上的人一直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他就像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在火光中看到了那个英雄。他向往那种生活。那个人肩上抗着铁栅栏，身上中了十几枪，可还喊叫着，让他的狱友往外冲。[4]
    上述表述完全符合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工人们开始是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共同发动起来保护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起经常的团体，以便一旦发生冲突时自己有所保障。有些地方，斗争往往转变为公开的起义。” [5]这种来自于1848年的正义跨越代际，抹平差异，让朱卫国成为了一个先天的“觉悟者”，也使之走上了奉行公正、追求正义乃至牺牲之途，而与其形成对照的，则是《那儿》和《北妹》中以钱小红为首的几乎所有女性角色。
    作为一个“不觉悟”者，钱小红只拥有身体，而她能够关心的也只有身体。在她的人生中，生存和性是仅有的主题，这决定了她一切行动的向度和范围。所以，钱小红考虑问题的极限不会超过亲属、朋友和性伴侣。她的“不觉悟”仍然是囿于个体的生存与生殖空间，只在这一狭小的范围内追求满足与快意。《北妹》是一部关于女性的故事，但文中所有女性的质地始终都是一片混沌，她们的人生和追求由一个有一个男人和一份又一份工作构成。每一个女性其实都是和社会相分离的，她们只在男女关系和雇佣关系之中无力自拔。
    可以看出，两部小说的男女主人公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原始股”，男性拥有更加高远和先进（哪怕被视为不合时宜）的思想、胸怀和判断力，而女性则永远是“落后”的，难以超出肉身的局限。不仅是《北妹》中的诸多女性，《那儿》之中的女性配角也是如此，杜月梅下岗后白天吆喝着卖珍珠奶茶，“而到了夜里却换上一身时装，浓妆艳抹，十分青春地去霓虹灯下做哨兵。”[6] 而朱卫国的姐姐则坚信“这年头没有是非只有利益，谁出头谁倒霉。” [7]她们始终都是在“基本生活”的层面上考虑和解决问题，从来不曾有过哪怕一点点超越性的念头。
    在《那儿》和《北妹》所搭构的底层景观中，男性与女性被隔在“觉悟”两端，一个成了“前无产阶级之女”，一个成了“后无产阶级之男”。女性角色其实已经退出了社会活动的中心，通常状态是“落后”，最多不过是“深明大义”而已，这恰恰说明了目前底层文学创作的某些限度和偏好——女性仍然是盛纳“不觉悟”的理想容器，她们的力量与智慧仍然只适合在非公共、非政治的领域内展开。
    二 、“工作的理想”与“理想的工作”
    在当下的底层写作所勾勒的图景中，“底层”其实已经变得非常贫乏，财富占有的多寡几乎成为唯一的衡量标准。由于社会的变化更迭，老舍笔下那些“贫而不贱、贵而不富”的“底层”早已经消失，当下的“底层”通常都与繁重的、低附加值的劳作形影相随，于是“劳动”或“工作”就成为了底层写作中的一个关键词。
    马克思对“劳动”进行了孜孜不倦的研究与阐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对作为无产者束缚的“劳动”提出了尖锐批判，称“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即消灭劳动。”[8] 在后来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又完善了这一说法，提出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理想劳动”——“劳动本身就不再表现为劳动，而是表现为活动的全面发展，在这种活动中自然的必需以其直接的形式消失了” [9]，也就是说，马克思心目中的劳动有两种，一种是应该消灭的“自然的必须”；一种是理想中的“活动的全面发展”。
    而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之中，劳动不仅具有上述哲学意义，更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劳动”或者“工作”与“共产主义事业”紧密关联，林道静、梁生宝一类人物都是在“革命工作”之中获得了人格的提升和丰满，工作或职业身份对于他们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实际上，他们首先是一个“工作者”——操持着各式各样可能被视为低贱，实则是为共产主义添砖加瓦的伟大事业。甚至在日常语言中，“革命者”和“革命工作者”也几乎是同义语。相应地，一旦失去了工作或职业，角色们得以丰满其个性、成熟其人格的可能性就会完全丧失。革命的功能之一，是赋予革命者一份永恒的工作，也应许一个永恒的保障。因此，对于“前无产阶级”来说，失业是家常便饭，而对于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则永无失业的可能。“革命事业”与“觉悟了的底层”（无产阶级）是合二为一、不可分离的。可以说，中国左翼文学，尤其是1949年以来的文学，其功绩之一就是实现了对马克思所谓的“活动的全面发展”的文学诠释。
    以上述历史为参照，考察《北妹》和《那儿》中的劳动描写则不难发现，对待工作与劳动，女性与男性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与态度——于钱小红，辛苦劳作毫无荣耀可言，赚钱谋生是其工作的第一动力和唯一理想，如能在工作中得到少许礼遇就已是万幸。在玩具厂坐在流水线上，钱小红“干了二十天，二十天如一日，除了那回拉肚子休息半天外，每天是机器人一样地转，早八点上班打卡，晚八点下班打卡，出不得半点错。”[10] 她形象地把工厂形容为“笼子”。而在干了二十天之后，钱小红辞工不做，却因为厂规“第一个月的工作全作押金，得工作半年以后才能退回”[11] 而分文未得。在钱小红身上可以确凿无疑地看到马克思所言之“自然的必须”，工作的理想，不过是苦苦维持生计。
    而朱卫国的劳动人生则与之截然不同，他是个天才的技工，每一次身份地位的提升都与他堪称辉煌的劳动技艺直接相关。“他十来岁就学会给刀口淬火，能做出像样的锻工活……有了这个手艺下乡插队也没吃过苦，他打的镰刀锄头在那一个县都很有名气。” [12]打“腰锤”的手艺让“一些老师傅至今不忘，说是眼珠子都掉下地了”，[13] 在外打工“某工地的罐笼卡在钢槽里，他爬几十米高给人修好了，一次就赚到三百元。” [14]作者甚至不吝对他的劳动景观进行了极具夸饰的描写：
    他个子高皮肤白身材匀称，身上布满三角形的小块肌肉，榔头在火光中舞动的时候那些肌肉全都会说话，好像全都欢快起来呱噪起来，像一只只跳舞的小老鼠浑身乱窜。那时的小舅也是最快活的，榔头像是敲在编钟上，每一个细胞都在唱歌，整个身心都飞升出去。[15]
    在《那儿》里，曾经存在着一种“理想的工作”，也即马克思所说的“全面发展”。这是一种男性的自我实现，就像朱卫国在小说里所说的“咱工人卖的是力气靠的是手艺啊，只要有活儿干咱就能把日子打发得快快活活，咱怕谁个啊？” [16]而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北妹》里钱小红在玩具工厂，“每个班上厕所不得超过三次”，[17] 带病上岗“浑身发软，手脚都抬不起来”。[18] 繁重的体力劳动没有给她带来任何愉悦，收获到的只有辛劳和痛苦，以至于一找到服务员的工作马上就逃之夭夭。“工作的理想”不过是赚钱和赚更多的钱以改善生计，所谓“自我实现”与钱小红毫不相关。
    当理想主义的“事业”缺席的时候，在“底层文学”的文本之中，劳动不再是弥合男女的粘合剂，而是把男性和女性截然分开了，只要不想成为夏衍笔下的包身工，残酷的劳动自然地就把女性逼向以身体为基础的“多种经营”，各种形式的“女体的售卖”遂成为底层文学的一大景观，女性或曰“女体”在商品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朱卫国虽然固守劳动的庄严神圣，但也并不拒绝市场经济的逻辑，《那儿》里多次提到“快活”二字，在工厂改制之前他显然是快活的，改制之后也仍然无所畏惧地继续“快活”，文中暗示道“上海那边就缺高级技工，一个月能挣好几千”， [19]显然，底层文学中的男男女女隐隐地通联着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描述的“专偶制时代”——“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 [20]在底层，劳动仍更多地依赖于体力而不是头脑，这必将让男女两性进行不同的工作选择并导致其不平等的社会地位。
    三、 “性压抑”与“性狂欢”
    在“底层”，中产阶级之中通行的道德律令开始丧失效力，肉身的饥渴一跃而成为最重要的驱动力。所以《那儿》中的下岗女工变成了“不能骂的婊子”，“为了三十块五十块就能随便跟人睡一下”， [21]《北妹》里身处青春期的打工少女饕餮般追索性满足——“食色性也，青春的躯体蠢蠢欲动更要营养……愈堕落愈快乐，愈堕落愈飞翔”。[22] 在仓廪不丰、衣食不足的条件下，可供糊口和娱乐的资源本来就所剩无几，对身体的充分开发和利用是不可避免的选择。钱小红的打工生涯几乎就是一段段露水姻缘的拼接，性的恣意放纵构成了《北妹》的底色，而这一底色之上，女主角是当仁不让的主宰者。钱小红如刀俎之上的海鲜一般生猛，虽然底层处境让她在很多时候不得不随波逐流，但她却牢牢掌控了身体和性爱的自由。而《那儿》里的朱卫国却饱受性压抑的折磨，与其劳作时的英雄倜傥截然相反，他在情爱关系上软弱无能，根本无法像主宰8磅铁锤一样主宰自己的命运。
    曹征路将朱卫国塑造成了一个既童稚又迟钝的男性，一种“欠发育”的状态在朱卫国身上延续终生。他到“二十五六岁还爱找我来玩……没准儿就躲在哪个路口拐角，冷丁冲出来把我的裤衩往下一拽，让我捂着小鸡满街乱跳”， [23]二十八岁才结婚，却娶了一个毫无感情基础，仅仅因为一次工人的恶作剧而“那样了”的库工。对自己真心喜欢的杜月梅，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她沦为暗娼而无能为力。情爱的挫折乏力与劳动模范的光华伴生于朱卫国的人生。与他公共生活中的辉煌荣耀相比，他的私人生活只能说是狼狈不堪。
    朱卫国这个人物很难让人不联想起1949年以来一系列卫生化的情爱叙事——如阿庆嫂与阿庆、萧长春与焦淑红、高大泉与吕瑞芬，但很显然他又与这些红色故事中的主人公有着明显的差别。在萧长春与高大泉的世界里，公共生活得到近乎无限的延展，直接侵入和占据了私人领域。故而，在他们的故事里，情爱就变形为英雄与积极分子或者积极分子与积极分子之间延绵不断的考验与试炼。一旦公共身份压倒了性别身份，在女性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爱情，也必须走上革命之路方能修成正果。这有这样，情爱才是合法的和道德的。为了表现这一立场，《艳阳天》等小说回避或遮蔽了情爱的私密性，写作者不得不采用避而不叙的方式来缓和情爱与政治之间的矛盾。而在《那儿》里，朱卫国和女性角色——或者说与以女性角色为代表的整个“底层”——则形成了一种公开的对抗关系，朱卫国趋向于更加“公共”和开放，而“底层”则不断地紧张收缩。而两者的对抗又被覆盖上了一层性别的油彩，在小说里是用了一个颇具戏谑意味的场景来展示这一点——“小舅妈夺门而逃，嘴巴里大喊杀人了，朱卫国杀人了，朱卫国不要脸，搞不到婊子就打老婆。小舅在后面追，她就在前头喊，从工人东村一直喊到西村。当时晚上九点还不到，几乎全体工人和家属都看到了这一幕……人们只是觉得很惊讶，甚至还有点小快活，觉得很过瘾：朱卫国怎么也是这样的人？也许他们觉得，这才是本色的朱卫国。” [24]这一场景所昭示的是，底层往往缺乏容纳异质的弹性，一切行为往往只能获得等而下之的引申和解读。在某种程度上，堕落甚至成了底层民众的护身符和防弹衣。朱卫国被处理为一个情爱方面的无能者和失意者，作者应是不无凸显其道德纯洁的动机。但底层的标准早已变迁，作童稚状的男子只会饱受怀疑，再也无法继续坦然自若下去。
    如果说在讲述革命的红色故事里，底层中的放浪不羁与食色无忌被巨大的政治理想所压倒而远遁，那么在《北妹》和《那儿》里，底层的中所孕育的这种本能性需求则理直气壮地得到了呈现和展示。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抵牾，也投射为情欲和政治、女性与男性的矛盾。朱卫国无论是公开显示劳动技艺还是去北京上访维权，都表现得豪气万千、成竹在胸。但面对来自私人空间的抵触种种，却显得捉襟见肘、无能为力。他的爱能力与性能力都被压制在一个极为狭窄的地境之中，完全无力对抗来自底层的种种原欲。与之形成尖锐对照的是，《北妹》其实就是一个抛掉了理想主义的、没有朱卫国的《那儿》，北妹们肆无忌惮地使用身体、追逐快意，而经过“身体”这一最私秘的领域，“底层”反倒得到了一种类乎《巨人传》式的自由表达。
    但是，民众的空间因为被“底层”所限，其实非常之狭隘逼仄，他们往往囿于自身的残酷境遇而在生存线上挣扎沉浮，无法向更广大的社会领域敞开，难有表达和捍卫自己权益的能力。他们享受的极限，也不过是皮肤之内的快乐而已。如果没有朱卫国这样丹柯式的英雄出头露面，那些下岗工人们如何能“购股买厂”甚至最后上达天听，得到一个“光明的结局”？这个结局当然有想象性，但底层女性经由肉体所得到的狂欢与自由，却更可能仅仅是一个幻像。《那儿》的性压抑与《北妹》的性狂欢一方面确实尖锐对立，但另一方面却又共同暴露出了底层的偏狭。
    四、结语
    一个有趣的巧合是，《那儿》与《北妹》都曾改名，前者原名《英特耐雄那儿》，后者原名《活下去》。显然，这两个名字更具“底层”气质，也更直接地暴露了不同性别的两位作家的创作企图。“改名”这一行为喻示了，在一个高奏凯歌、拒谈革命的时代里，“底层”必须被修正为何种形象才能获得传播的权利。而更加重要的是，“英特耐雄那儿”和“活下去”两词极为明确地显示出了底层文学的男女之别，显示出了截然不同的动机和取向。而在有关“底层文学”的研究中，对性别视角的重视仍有待于加强。
    注释
    [1] 阿英：《死去了的阿Q时代》，《太阳月刊》，1928年3月号。
    [2] 成仿吾：《知识阶级的革命分子团结起来》，《成仿吾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57页。
    [3]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六卷）》，东北书店，1951年，第976页。
    [4] 曹征路：《那儿》，《当代》，2004年，第5期。
    [5]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第47页。
    [6] 曹征路：《那儿》，《当代》，2004年，第5期。
    [7] 曹征路：《那儿》，《当代》，2004年，第5期。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1页。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95年，第287页。
    [10] 盛可以：《北妹》，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90页。
    [11] 盛可以：《北妹》，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96页。
    [12] 曹征路：《那儿》，《当代》，2004年，第5期。
    [13] 曹征路：《那儿》，《当代》，2004年，第5期。
    [14] 曹征路：《那儿》，《当代》，2004年，第5期。
    [15] 曹征路：《那儿》，《当代》，2004年，第5期。
    [16] 曹征路：《那儿》，《当代》，2004年，第5期。
    [17] 盛可以：《北妹》，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87页。
    [18] 盛可以：《北妹》，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87页。
    [19] 曹征路：《那儿》，《当代》，2004年，第5期。
    [20]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4页。
    [21] 曹征路：《那儿》，《当代》，2004年，第5期。
    [22] 盛可以：《北妹》，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38页。
    [23] 曹征路：《那儿》，《当代》，2004年，第5期。
    [24] 曹征路：《那儿》，《当代》，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