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一部根据“二战”真人真事改编的好莱坞电影《坚不可摧》一经上映,立即引起舆论一片好评。相较于反映美国空军士兵“二战”时期的枯燥监狱生活,茅盾文学奖得主金宇澄父母的经历远比这部影片的主角更曲折、更具故事性、更精彩,如果有一天能够搬上银幕,大抵也不亚于今天的那些好莱坞巨制。
    金宇澄写《回望》这本书,是因为父亲常常“伏在《廿四史》缩字本前,用放大镜看那些小字。他已经八十岁了,他聪敏、沉着、自尊,在漫长的人生中,已无法再一次寻找他年轻时代的神秘未来,只能在放大镜下,观看密密麻麻的过去”。而在父亲走后,母亲也经常对着那堆泛黄的照片和书信,冥想抑或发呆。
    在金宇澄看来,父亲和母亲的整个人生均被其出生地严实包裹。从苏州黎里走出来的父亲,年轻时投身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因谍战工作需要化名程维德,至少从思想上始终无法忘掉黎里的一草一木,年迈之时多次回望家乡。也是在同一时期,迫于日军追捕,母亲差点离开上海,后来离开上海下乡但最终还是回到了生她养她的地方。
    作为抗战时期中共上海地下谍战人员的父亲,日子远没有荧屏上那般光鲜,常常像电视剧《借枪》里那位主角一样,因生活的拮据而愁眉不展。既面临日寇这样的大敌,也有不堪其扰的生活琐事,这才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父亲曾蹲过汪伪政府的大狱,侥幸得以保全性命。但无论生活多么艰苦,无论工作多么危险,即便是身处牢房,父亲依然坦然面对。新中国成立伊始,他更是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哪怕在被隔离审查期间,明明从妻子来信提到的惊雷和街头小贩熟悉的贩卖声中,敏锐地判断出自己所在之地应该离家不远,依然一次次热情洋溢地鼓励母亲:“不要老记挂着等我回来。请想想他们吧:那些远离家人去戈壁沙漠的地质勘探人员,那些正在享受甜蜜初恋而决然选择报名去边陲从事建设的青年们……”
    无论是抗战前从事谍战工作,还是解放后长期被调查,曾是“文青”的父亲一直没有忘记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身边的一草一木,以此参透人心,洞悉这个世界。对父亲而言,汪伪大牢如同人生的浮世绘,富与贫、生与死均挤进了那个逼仄的空间,各种离奇的故事每天都在那里上演。很多人甚至难以想象,一个囚犯竟可以因为狱卒的不公平而大闹狱长办公室。这些自然是那些谍战剧编剧闭门造车无法设想的桥段,但这就是现实,真实的生活本身就是最深不可测的叙事。父亲老年之所以常常“伏在《廿四史》缩字本前”,兴许正是想从历史中寻找脑海中那些困惑的答案。
    作为从小生活在优裕环境里的“大小姐”,母亲自打接触革命知识起,便释放了她的“小宇宙”。因为执意前往延安,被家里关了一个月；在躲避日本宪兵追捕期间,她甚至与日本人比邻而居；在怀孕的时候,她浑身依然充满使不完的劲儿,尽管此时丈夫被调查多时、前途未卜,但这并未影响她的热情。
    金宇澄的父母是那个年代无数知识青年的真实写照,他们的信仰不掺一点水分。出于对个人信仰的忠诚,原本有望成为作家的父亲坚定地投身到抗战的烽火生涯中。据统计,从1935年到1947年,大批知识分子(相当一部分人还家境优裕)不畏千辛万苦进入延安。到上世纪40年代初,延安已经形成一个约4万人的知识分子群体,而像金宇澄父亲这样因为信仰留在敌占区工作的亦不计其数。
    现今的影视作品喜欢通过肉体摧残来升华主人公对信仰的坚定,而在金宇澄的笔下,信仰里多了许多生活况味。像父亲那样的谍战工作者,并不像影视作品渲染的那样刀光剑影、动辄舞枪弄棍。虽然他们的工作非常危险,但许多时候他们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工作与生活。或者说,在那个组织经费异常紧缺的时代,谍战与工作、生活几乎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一个为生活焦头烂额者依然活跃在谍战一线,这样的信仰故事更接地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