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来》是郭文斌的最新文化随笔集，看完他的这本新作，激发了我的一些思考。
    虽然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但是郭文斌和众多“60后”作家相比，有太多不同之处。“60后”作家基本上是从学院走出来的，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然而，郭文斌最初学历仅是中师，初中毕业后上了四年师范学校即走出校门参加工作。从学历教育的角度来讲，郭文斌是“不幸的”，然而，与活生生的大自然与民间文化亲密接触，对于作家的郭文斌来讲，又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啊。成长于天然的民间文化而不是书本教育之中，因为这种机缘，郭文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天然的感情，这是郭文斌与众多作家不一样的地方。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以反映社会生活教育人民群众为基本功能，其后又开始探索叙事形式的“迷宫”，也痴迷于人性的“恶”与“罪”的书写。然而，从根本上讲，上述林林总总的叙述主题，和人的心灵总有隔膜。如何让文学走进内心？郭文斌的文学创作以此为出发点，开始了艰苦的探索。郭文斌认识到，读者首先是生命体。如果一部作品不能给读者提供生命的建设性，那么文学的教育功能、审美功能、认识功能等等又有什么意义呢。经过多年的探寻，郭文斌建构了“安详诗学”，找到了一条贴近人的心灵的重要方式。“安详诗学”的第一要义就是书写人性美。郭文斌的小说也罢，散文随笔也好，总把笔触对准人性美。在郭文斌的笔下，像《农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天”人之间，洋溢着爱的温情。即使是“事鬼神”的作品，也写得那样温馨。郭文斌所倡导的“安详诗学”让文学回归到心灵的安详，把人从绝望、焦虑、恐怖、孤独中带入到澄明宁静的精神世界。在和我的对话中，郭文斌把偏离心灵安详的文学写作看做危险的文学。在他看来，很多文学作品把负面情绪强化到极致，并且审美化，甚至把死亡审美化，这是极其危险的，因为一切阅读都是心理暗示，而心理暗示会影响人的行为。抬头看看我们当下这样喧嚣、功利的社会，郭文斌的“安详诗学”不失为一剂良药。因此，在我看来，他的“安详诗学”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谱系。
    郭文斌通过《吉祥如意》《农历》等作品着力建构“安详诗学”，诗性地展示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开始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文学创作的自觉使命。深受现代化转型的焦虑之困，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以“别求新声于异邦”作为创作信条。虽然也有作家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自觉地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作为创作追求。然而，像郭文斌这样把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文学创作使命的作家，还是很少见。不仅如此，郭文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之透彻之深入，在当代作家群体中还是很少见的。近些年，国学热兴起，然而，何为中国传统文化，为何要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等理论命题还展开不够。郭文斌说得好，中国传统文化绝不是故纸堆中的文字，而是活跃在人的心灵之中的“灵性”。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误解，其根本原因是没有把中国传统文化看做是“活着”的文化要素。五四新文化时期“反传统”的传统和今天所要弘扬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统”绝对不是同一所指。我欣喜地看到郭文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在《寻找安详》《回归喜悦》等书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显然超出当今很多作家的理解。这显示出郭文斌与众多作家的不同之处。近两年，郭文斌又以文字统筹的身份，通过央视百集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把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转化为音响与画面，更加生动地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之美，深深地感染了很多读者。
    然而，郭文斌并非仅仅停留在文字层面来宣扬中国传统文化，他还是一名从行动上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志愿者。这些年来，郭文斌不辞辛劳地奔赴全国各地，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众多名校的课堂上，在各个企业家组织的讲堂上，为大学生、社会民众义务宣讲中国传统文化，随之大量捐赠他的著作。郭文斌的文学创作以及他的文学活动，在今天这个时代显得如此特别。我想郭文斌的价值也将会得到更好的阐释。
    （《醒来》，郭文斌著，中华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