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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九:《黑白男女》,在心灵深处掘进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河北新闻网 老九 参加讨论


    “事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事兮何所终”。在我看来,优秀的小说家不仅仅是揭露,不仅仅是单纯的取向崇高,不仅仅是提供清晰答案,他们更应该向读者展示人、人性和人心。
    在当代文坛,刘庆邦无疑是一位有重要影响力的、有自己鲜明风格的现实主义作家。刘庆邦对现实主义的坚持已有几十年,他执著、决绝、“一根筋”,甚至表示要将现实主义进行到底。他坦言“我这一生在创作上无需更多的主义,能把现实主义的路子走到底就算不错”。刘庆邦的长篇小说《黑白男女》2015年春天在《中国作家》全文首发,上海文艺出版社重点推出,遂产生广泛影响,连载众多,影视青睐,好评如潮,市场畅销,并荣获“鄂尔多斯文学大奖”。《黑白男女》的心灵化、诗意化、哲理化,《黑白男女》的大爱、大善、大悲悯,《黑白男女》的复杂、语言、结构等要素的成功构建,不仅使刘庆邦在现实主义道路上越走越宽广,而且使现实主义兼收并蓄,拓展深化了现实主义本身。
    《黑白男女》主要揭示了一家国有大型煤矿,井下发生了瓦斯爆炸事故,一次炸死了一百三十八名矿工后的故事。许多家庭幼年丧父,老年丧子,中年丧夫,惨痛复惨痛,悲哀更悲哀。三种悲剧集中在众多矿工家庭上演。这本来是一个重大的悲情题材,生活像铅球一样落地生坑,生离死别的冲击惊心而惨烈。刘庆邦将巨大的悲剧作为一种视角、一道侧光、一个切口,他没有正面铺陈瓦斯爆炸善后的处理,而是另辟蹊径,静水流深、不事声张地叙说了周天杰、郑庆生、卫君梅、蒋妈妈、秦风玲等五个家庭人员重大灾难后的心灵轨迹、生活风貌和命运抗争。矿区那些芸芸众生,悲痛中蕴藏着一种坚定、庄严和倔强,在苍凉灰暗之上,小说的调子辉映着亮光、温情和暖意,超拔出绝望之后的希望,将死之悲哀和生之顽强,颓亡废墟与新生活开启筑成了一曲悲壮的生命礼赞,以有限涵射出无限的社会风景。
    “事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事兮何所终”。在我看来,优秀的小说家不仅仅是揭露,不仅仅是单纯的取向崇高,不仅仅是提供清晰答案,他们更应该向读者展示人、人性和人心。世道人心是复杂、宽广、多变的,有多种可能性,线性思维于事不逮,辐射思维才是正大一途。因此,复杂、厚重、丰饶、饱满是优秀小说的题中之义,特别是长篇小说。《黑白男女》娴熟、老到、精准的叙事始终在人物、心灵、细节中深入掘进,从而回应了我们这个复杂多变的时代。李敬泽指出:刘庆邦在小说中爱自己与自己打仗,用自己的矛攻击自己的盾,又以自己的盾抵御自己的矛,使矛更锐利,盾更坚固。比如小说主要人物卫君梅。卫君梅的处境是多么复杂、尴尬、吊诡,她的所谓尊严、坚强与操守,是多么地脆弱、野蛮与扭曲,多么地不堪一击。爱情在某种范围内是环境的产物,也是文化的产物。压抑与控制爱的冲动,生存与生活成为第一人生态度,是无奈而悲凉的。卫君梅面对爱情或者同情,面对风华正茂的青工蒋志方不是没有动摇过、遐想过,她曾勉强接受了蒋馈赠的手机,最后又在大庭广众之下坚决奉还。她想爱,想婚姻,想有一个完整家庭,但她不敢爱、不能爱,更不能重新结婚。刘庆邦也许真正展示的,是“爱情名义”背后复杂、尴尬和难处的人际关系,是严硬如铁的“法则”,是生存生活的艰难,是恐惧家庭的再生变故,是房子的失去等更多不确定难以意料的风险。卫君梅已经爱不起了,改变不起了,因为要付出的成本太高了。这都是她不能承受的爱之沉重。为了稳定现有的家庭秩序,她必须放弃所谓的“爱”或者“同情”,压抑对新生活的向往。她尚存的理性,有自发自觉的,但更多的是被逼无奈的。小说中洗煤厂女工杨书琴一语道破天机“她要重新嫁人了,房子恐怕就保不住了”。其实,杨书琴、秦风玲们对再婚的想法是相同的,她们一门心思要拉住一个男人,否则就是等同于傻子,日子是熬不下去的。但反过来看,卫君梅有自己做人底线,必须要抛弃非份之念,她对蒋妈妈的承诺,她对郑宝兰和其他女人的表白,她对多难中的所谓“爱情”有一个基本判断,她想活得真实,对自己负责,对孩子负责,言行一致,这关乎她继续生存的脸面与勇气。一个值得敬重的人的成长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抵制本能、诱惑和困难的过程。
    生活中潜隐的文化心理人格无时无刻不在,卫君梅的爱情婚姻的“大局观”,必须受制于环境的“大局观”,必须受制于“集体文化认同”,必须受制于房子、孩子、面子,一时冲动,将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而且不复如前,且将加倍奉还。卫君梅是瓦斯事故的受害者,丈夫突然遇难,带着两个孩子的她无疑属于“弱势群体”。因此,她只能一次次被小叔子的媳妇谩骂、恶骂、咒骂,不断被婆婆、弟媳、小叔子这些“自家人”欺辱,她只能说“骂羊呢”,只能另开一个门,只能被外人拉到小树林里险些遭强奸。她面对的日常生活是如此地世俗、庸俗、恶俗,隐忍是唯一的出路。因此,当她下决心还手机斩断情思之后,对她素常敬佩的郑宝兰终于忍受不住,对卫君梅大发脾气,“最后一根稻草”同样把郑压垮了。反常为妖。郑宝兰顿然让我们疑惑。其实这是小说家一种高明的叙事策略,让读者透过表相看本质、看复杂、看心灵深处的精神压力,同样猝不及防失去丈夫的郑宝兰也活得不容易,公公癌症、父亲瘫痪,母亲双目失明,孩子闹腾、要守住“身份”……她面对的大多是没解的挠心事,谁予抚慰?与谁诉说?世俗生活,就是实在之笼,不管“城内城外”,她们都难受,都到了崩溃的边缘。没有把握世俗生活实在本质的作家,哪能把握小说的心灵质感。刘庆帮是一个儒家,重人道,重天道,有一颗赤子之心,不忍之心,仁爱之心,故他的叙事道法自然。秦风玲、蒋妈妈、杨书琴等这些女工们,是如此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是生死离别两重天的大愁,是难过沟坎的大愁。有丈夫与没丈夫截然不同。因为她们是已故矿工的妻子,矿区的女人,与矿工矿区互为一体,她们本身就是一个整体,这里大多女人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难熬又必须熬的日子和疼痛,面对综合、致命、毁灭性的打击,面对“顶梁柱”的突然消亡,选择“活下去”,并要活得有尊严、有价值、有希望。因为生活还要继续。
    人要说话,小说家更是活在语言的氛围里。梅洛·庞蒂说:“因为在作家那里,思想并不从外面主宰语言,作家自身就像一种新的习语,它自己形成自己发明表达手段,并按照它特有的定义产生变化” 。《黑白男女》的语言大俗大雅,大土大洋,洗尽铅华、大白话、口语化,是地地道道的矿工味,特色非常鲜明,可以说与矿工矿区血脉相通、筋骨相连、水乳交融、诗意盎然。有评论家称,翻遍古今中外写煤矿矿区的小说语言,无人能出其右。我们看左拉的《萌芽》、劳伦斯“诺汀汉矿区“三部曲”、巴尔多梅罗·利约《十二号风门》《胡安·法里尼亚》《地底下:矿工的景象》等,这些写煤矿矿工小说的总体语言,显得板正、书面、游离,与主体生命缺乏血脉相连的互动、整合、共振,“从题材动力论”的意义上说有一定的‘隔’。对此,刘庆邦早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人是环境动物,也是伦理动物。矿工是离开土地、离开田间耕作的农民,有农民的心态、农民的文化传统,只是他们比田野耕作的农民更艰难,更具有强韧的力量,这是一群看透生死的人。”中国的煤矿大多在城乡结合部,有的在山区丘陵地带,甚至更偏僻的深山绉折,即使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有的煤矿仍然“通讯靠吼,交通靠走,娱乐靠酒,治安靠狗”,是一个相对封闭孤立的社会单元。它既有农村的特点,又有城镇的脉动,语言、风俗、习惯可谓自成一体。再加上矿工下井直接面对大自然,属高危行业,水、火、瓦斯、煤尘、顶板五“毒”俱全,半班下来,除了牙是白的,其他都是黑的,在井下就爱说“克拉邦语言”,男女那点事,如此的“软文化”“市场兴旺”。煤矿的语言是一种存在、强大的存在、顽强的存在。忽视、忽略和消解这种语言,产业、环境、人物、故事就难以烘托出来,起码小说会不够生动、到位、真实。《黑白男女》的语言几乎土得掉渣,既在泥土中滚过来,又在煤水中长久浸泡,连汗味中都有煤矿的气味,连牙缝里都有除不了的煤尘,连裤裆里都有又黑又亮一抖落散了架的煤渣,老少皆宜,妇孺皆通。比如:小说“开头”一章:“采煤工不谈女人、煤炭产量低;机电工不谈女人,烧了发电机;掘进工不谈女人,巷道压得低;放炮工不谈女人,放炮如放屁”;杨书琴郑重其事地对青工蒋志方表白“我就是震动筛”;周天杰看自家的儿媳妇郑宝兰是一匹“母马”,儿子是“栓马桩”;秦风玲说自己死去丈夫的领带是“裤腰带”;郑海生瘫痪在床对瓦斯拟人化的痛骂;矿工下班回家骑自行车上坡等于“上老婆”,等等。语言是内心的一种反映,能准确驾驭语言并与文本浑然一体是优秀小说家的硬功夫,是同化,是境界。《黑白男女》语言针脚结实、细密、生动、准确、传神、符合人物性格,是该作的又一大亮点。
    刘庆邦的煤矿小说何其多也。他是讲究技艺、控制感和节奏的作家,他熟悉小说的控制,认为当下小说的控制比放开更紧要。庄子《庖丁解牛》谓:“臣之所好也,道也,进乎技矣”。控制是他技艺的“道”。《黑白男女》放得开,收得笼,但不紧绷,不拘束、不扭捏,一派舒展大气,自然而然,然后然也。尽管切口很小,通篇布局却张驰有度,恰到好处,该交给读者的空间预留充分。我们再看他的其他小说亦是如是:《鞋》的“翻尾”,《西风芦花》的“虚写”,《种在坟上的倭瓜》的“抒情”等,就知道刘庆邦是多么注重小说技艺。《黑白男女》的结构,合理地吸收了中国经典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积极元素,俄罗斯文学的恢宏,欧美小说的技法,不故作高深,不卖弄“前卫”,明白清晰,简洁明了。整部小说设一“开头”,就叫“开头”,提纲擎领,引人入胜;然后是大量心灵化、诗意化的细节;设一结尾,叫“结尾不是结束”,余音袅袅,回味悠长。“凤头”“猪肚”“豹尾”齐活。每章节的标题也不玩花哨,意清字白,比如:第一章叫“没了儿子”,第二章叫“儿媳去了哪里”,第八章“我才不守寡呢”……小说中的人物起名,依百家姓而排,但祛除了“赵、钱、孙、李”,从“周、吴、郑、王”开始。刘庆邦曾戏言“人生的目的在于生人”。他今年65周岁,已有小孙子,《黑白男女》中周天杰的小孙子戏份不少,并非闲笔,且他有人物参照,有体会、有感悟,故小来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周天杰与黄鼠狼的对峙是互为关注,互为仇敌,煤矿文工团到龙陌矿的演出,众生亮相聚会等,都是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使整部作品结构起伏跌宕,和谐熨帖。
    读罢《黑白男女》,我想起了关于小说的真实。真实源于小说家对自己最熟悉的人物、事物、环境、情感、心灵、语言等最基本的感受、审美、思考。我以为,小说的虚假、浮薄,轻飘在很大程度上,是小说家自己造成的,难以真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接地气,进而就不能真正地打开生活,打开内心,打开小说,真实深刻地回应时代与读者。小说家的灵魂、人格、取向一定会在小说中或多或少、自然而然地渗透进来。“我”在《黑白男女》的存在,“人性”的存在,“心灵”的存在 “精神”的存在,同样影响了小说的存在。刘庆邦是真诚地深入生活、拥抱矿工的,从二十年前某矿确实发生瓦斯爆炸到《黑白男女》出版,他十九年时常想写这部长篇小说,为此写过长篇报告文学,写了中短篇小说《信》《清汤面》《别再让我哭了》《黑庄稼》等大量积累性小说散文,查阅了百万字的资料,到该矿和其他煤矿企业采访了多次,与有关各种人士深谈31次,积累了几十万字的各种笔记,再加上自己有农民、矿工、记者的阅历,这些文学作品与实证资料都为《黑白男女》的创作做好了充分准备,使他在矿工矿区中扎下来根,而且扎得深、广、实,故他在创作《黑白男女》时游刃有余,收获颇丰。刘庆邦一锹一罐地挖煤,一锄一镐地翻地,一行一句地打麿,既超然审视美与丑、善与恶、悲与喜,又直接地气,情动于中,洞彻生命,从而成就了大爱、大善、大美的悲凉的人生壮歌《黑白男女》。
    爱德华·纽顿在《聚书的乐趣》中说:“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东西;其次是一本书,它使人抓住秘密的核心”。刘庆邦在《红煤》后记中郑重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煤矿的现实就是中国的现实,而且是更深刻的现实”。生活总是风云四起,变故不断,而男女分开,却这般容易,刹那之间。珍重,黑白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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