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人眼中的怪婆娘
    在福地村的村民眼里，石淑芳真是有点怪。
    ”跟她说话，她总是心不在焉，从没见她主动扎堆跟婆娘们拉家常。打毛线、纳鞋底，这种村里女人们的基本功，听说她压根不会。种苹果种玉米发家致富，也没见她怎么上心……“有点不合群，和我们不一样。”村妇阴雪苗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
    农闲时，有次石淑芳路过村里的小河边，正好碰到个熟人在钓鱼，邀她一起，她爱答不理，自顾自往山顶上走。走在路上石淑芳随手折根柳条，边走边甩，一会儿抽抽路这边的花，一会儿打打路那边的草，眼神涣散，嘴里念念叨叨。“像个疯子一样，真是神经病!”连她妈都看不下去。
    “我在构思一篇文章啊。”石淑芳说，“苦思冥想也出不来，才抽打草。”她说她不钓鱼、不打牌、不闲扯，是因为“没空”。“我的神经都是绷得很紧的，我有我的理想，我要写文章，当作家。我的理想实现不了，我就没有资格闲逛。他们爱说啥说啥，我该咋干咋干。”
    石淑芳的邻居薛引群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石淑芳家的灯总是村子里最晚关的。这个福地村小学的退休语文教师知道，石淑芳是在家看书写东西呢。老教师对这好学的态度当然是欣赏，可他也想不出，一个初中毕业就辍学的农村妇女，能写出什么名堂。
    苏村乡派到福地村的包村干部夏群超是个文化人。苏村乡有份叫作《月季花》的文学刊物一直由他来统筹稿件。石淑芳悄悄把自己写的散文和诗给夏群超看，问能不能投稿。夏群超看到之后非常惊异。“没想到福地村还有人能写文章，而且是这样有思想，文笔又细腻!”
    石淑芳写的东西，《月季花》不仅刊登了，石淑芳写东西这件事，还被当地的《灵宝晚报》报道了。她受到了激励，更努力练笔，并大起胆子给各地的文学期刊投稿，也真的被采用了。没几年时间，不止河南省内，连海南的《昌江文艺》、贵州的《山花》、山东的《桃花源》这些外省的文学期刊上，也都出现了石淑芳的作品。
    “人总要有点爱好嘛。”丈夫纪彦学对石淑芳倒是理解也支持。只不过在他看来，妻子写东西，和自己下棋打牌、村里妇女打毛衣都一样，只是消遣，不是营生。石淑芳一年的稿费，不如种苹果挣得多。而在福地村种一年苹果，也不过就是五六千块的收入而已。“我觉得文学路，没有啥走头儿，没有经济效益啊。她那个稿费，叫啥收入，还想靠它贴给家里?嘿嘿……”
    为了出书她去上访
    2003年的一天，她赶集时在地摊上买了本《安妮日记》，看完意识到日记也可以变成小说，很惊喜。“我从少女时代就开始，记了那么多年日记，已经有85本，一直用来练笔，也积累了很多素材，如果我把日记整理一下，说不定也能出版成小说!”
    当文学梦具体为小说梦之后，石淑芳甚至有点走火入魔了。她把自己十几年来的日记翻出来二次创作。孩子在县城上学，丈夫在外打工，只有她一个人在家时，她连火都不开。手边一棵葱、一个馍、一碗水，在桌子前一写就是一整天。家里的灯，几乎彻夜地亮着。
    写小说需要大量的纸，石淑芳没有，就到处捡人家用剩的纸。年画的背面、村干部多出几张的会议记录、女儿作业本的最后几页，都被她捡来装订好写小说。缺什么少什么都阻挡不了她，文学梦已经成为她的一种信念，成为她“卑微人生追求美好理想而乞助的一种力量”，她在用一种几近苦行僧的精神，来信奉文学这个“宗教”。
    “我一个农家女，没有文化，要写文章，还想要出版，就非得下苦功不可。我接触不到理论，先天的悟性也不高，上学也……我咋办?全得靠读靠练。我就是要把自己逼到一个非写出来不可的那种境地，把自己压榨到再压榨不出来那种状态!我为什么?因为我不甘心!不甘心过现在的生活!”
    2007年底，石淑芳完成了自己的长篇自传体小说《山女的世界下着雨》。小说用日记的形式讲述一个山村妇女在困窘的村妇生活中，如何坚持十几年不离不弃追寻文学梦的故事。山女的原型当然就是她自己，不过石淑芳给起了个诗意的名字，叫“小草儿”。
    “我最喜欢小草，它虽然卑微但是顽强。而且小草只要有梦，也可以长成大树。”石淑芳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在所有她看过的书里，她最喜欢的就是《简·爱》。“我最喜欢简·爱说的那句话:我渺小我低微，但我们是平等的，我也有追求，我也有自尊!”
    草儿的故事，怎么才能出版成书呢?生长在山村的石淑芳不知道，但她什么招都想了。她给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的主持人张越写信求助过，也给河南省委书记写信求助过，都没回音，她就去省里的信访办，终于信访办帮她把信反馈给省里的一家出版社，但对方也没有回信。
    有人给她出主意说“去作协有用”，石淑芳就带着书稿冒冒失失地坐火车直奔河南省作协，到了就找作协主席，保安哪里肯让她进!她带着哭腔跟保安讲自己的故事。也是农村苦出身的保安被感动了，也冒冒失失地把她带到了省作协秘书长邵丽家。邵丽的爱人替出差在外的邵丽留下了书稿，还塞给石淑芳两包方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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