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克希“我的‘承教录’”讲座现场答听众问
    问：您在译著《小王子》的序里面曾讨论“驯养”那个词到底应该怎么翻，请问您会不会一直想要将每个词都译得非常准确，这样会不会导致花太多时间纠结在一些小的点上？
    周克希：当然有这样的愿望，但未必能做到。我觉得翻译是没有定本的，很难说已经达到理想的状态。一个译本能有10年、20年乃至50年的生命力，就已经是很好的译本了。像朱生豪先生的莎士比亚译本，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十年的生命力，这是很不容易的。他是用生命在翻译，可惜很年轻就去世了。如果他不是那么劳累的话，说不定能够活得长一点。而这就涉及一个人对生命的看法：如果你更重视生命长度，你会觉得那样不值；如果你更重视生命质量，那就值了。
    问：我最近在看您翻译的《基督山伯爵》，伯爵是我很喜欢的人物形象，睿智又有风度，我想问您一个简单的问题，在您的译文集中，有哪本书里的人物是您最钟爱的？
    周克希：可以这么说，放进我译文集中的14种书，每一种“都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这句话是普鲁斯特讲他写的书时说的，我借用一下。《基督山伯爵》中，我也和你一样，喜欢基督山伯爵。但是我也喜欢其中一些更单纯的人，当然，也有很厌恶的人，《基督山伯爵》中的好恶是比较容易区分的。普鲁斯特作品中的人物就没有那么明显的好坏之分，我也很难说最喜欢某人。我只能说，他们作为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有很多我都喜欢。比如那个女仆，弗朗索·瓦兹，她谈不上善良，有时很有心计，对比她弱的人也蛮不好的，但她自有她可爱的地方——作为一个文学形象，我觉得她很可爱。再比如说，译文集中有一本《幽灵的生活》，有人可能会觉得奇怪，我怎么会喜欢、会翻译这样的书？如果用概念化的语言来讲，小说写的就是婚外恋的故事，女主人公萝尔就是个第三者。但是你看完了这本小说，你也许也会觉得她蛮可爱的。我在巴黎碰到《幽灵的生活》的作者达妮埃尔·萨勒纳弗，她去年刚刚入选法兰西学院院士，这位女作家给人的印象，用法文讲就是非常“chic”，她年纪不轻了，但是很优雅，很时尚，很洒脱。我们约在咖啡馆见面，我告诉她我对这本书的印象和感受，提到萝尔给人的印象很可爱，她没有直接回答，但我感觉到她是认可的。总之，我想说的是，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有时候并不是按他们是所谓好人还是坏人来分的。
    问：我念了很多年法语，正致力于成为一名优秀的译员。但是有时候我会很犹豫，不知道我究竟是该走文学翻译这条路还是走联合国译员这条路？
    周克希：你喜欢走哪条路？
    问：我其实是比较热爱文学的，喜欢看法文小说或英文小说，但是我们也知道现在做文学翻译是个挺清苦的工作，所以我想您之前是教数学的，大概您转文学翻译之前已经打好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周克希：我先回答一下，当时并没有你说的物质基础。我改行，原因是“只因为热爱”。当然，说清苦也只是相对而言，比起我们国家的很多人而言，这样的清苦算不了什么。如果你问的是我会怎么做，我的回答是，我可能会翻译，义无反顾地投身翻译。如果真爱就别去管它会带来多少磨难。磨难，有时候也是幸福的。《基督山伯爵》，你看过最后一页吗？基督山伯爵留给马克西米利安一封信，信上写：“这个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福，有的只是一种境况和另一种境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我觉得这些话是有道理的，其中有一种理想主义的东西，40后可能有一个缺点，就是比较理想主义。
    问：我想请问您前半生的数学生涯是否对您的翻译工作有所影响？比如说数学培养的逻辑思维是否会对翻译有很好的辅助作用？
    周克希：这个问题不止一次有人问过我。我觉得文学翻译跟数学之间的关系不是很大，数学当然是一个很美的学科，如果没有前期准备，无法领略它的美。所以我挺庆幸我学过数学，能够领略这样的一种美。不过再想想，这个前期的准备，如果只花3年，那当然很好，而我花了33年，是不是太多了点？我并不后悔，我只是感到，如果能早一点认识自己就好了。认识自己，知道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那么领略一种美和领略另一种美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这好比吃菜，要是你一辈子吃的都是大锅菜的话，你不可能知道什么叫美味，只有在你吃过一道真正的好菜以后，你才会明白什么叫美味。真正美的事物，我觉得都具有一种几乎同样的高度。领略过一种高度的美，就有可能领略另一种高度的美。数学本身是思维的体操，学过数学的人或多或少思维受过一些训练，这当然有好处，对从事任何工作（包括文学翻译在内）都有好处，但也仅此而已。数学很严谨，但这并不等于说不学数学思维就不能严谨。数学语言对文学翻译而言，甚至会是一种干扰，比如刚开始翻译时，我要特别注意避免“若……则……”、“因为……所以……”之类的数学语言。这些形式逻辑的语言很严密，也自有它们的美，但这种美不适用于文学翻译，文学需要用比较感性的、比较形象的语言。
    问：您在翻译的时候，是怎样平衡您的理性和感性的？是不是作为一个学过数学的人，您的思维会偏于理性？
    周克希：其实我是偏感性的，但是理性肯定需要，这就像演戏一样。有时候有些长句，特别是有些小字眼，比如代词，你一定要弄清楚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连句子都分析不清楚的话，感觉是不可能准确的。
    问：刚才听您介绍翻译方面的点点滴滴，获益匪浅，您提到王安忆、肖复兴等作家看过您的译稿，我想知道是不是王安忆、肖复兴他们的法文都很好，还是就从文字、结构等方面提出建议？
    周克希：这是一个很好的，很深入的问题。王安忆和肖复兴他们不懂法文，但是他们有种敏感，有种直觉，有种天赋的东西。他们能够透过我的译文，看到原作者想讲的意思，有时候他们比我看得更明白。举例来说，《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一卷中有一个句子，我一开始译作“这座教堂概括了整个城市，代表了它”，这是原文的直译。而王安忆透过我的译文，感觉到作者可能更想讲的是那样一句话：“这就是贡布雷”，因为这是作者在十几法里以外，在火车上看到教堂尖顶的时候的感受。“这就是贡布雷！”这句话多好啊，这就是王安忆作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感觉上自有她的过人之处。她给我提了很多修改意见，我并没有照单全收。但我对她和其他作家朋友都是很感激的。
    问：我硕士论文写的是有关作家普鲁斯特的，所以对他的各种译本都比较关注，其中我觉得您的译本文字比较优美，翻译也很准确。我想知道您有没有对其他的译本有所涉猎？对各个译本的优缺点您可不可以做一个比较？
    周克希：谢谢你，这个话由你来讲是比较有力的，因为我觉得翻译得美固然是褒扬的评价，而准确，是层次更高的评价。我觉得准确很重要，如果不准确而美，那不算稀奇，那样的美也不是真正的美。
    我是关注其他的译本的，但并没怎么看。我对复译或者说重译，是这么看的。已有的译本（不论译者名气大小）如果让我觉得有重译的空间（或者说必要）的话，我就会考虑接受出版社重翻的建议。比如《包法利夫人》，在我开始译之前，已经有好多名家译过了，李健吾译本，许渊冲译本，罗国林译本，都是名家译本。但是我把能够看到的译本都翻看一下以后，心里觉得我不会和他们翻得一样，也就是说，我认为还有重译的空间，所以我接受了译文社的约稿。也有不同的情况，像王科一翻译的《傲慢与偏见》，我很早就喜欢这个译本，对照原文欣赏过王先生的译笔。所以当有出版社跟我说起这个选题时，我当即回答我不会考虑重翻这本书。还有一次，一家很知名的出版社建议我重译《悲惨世界》，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我也犹豫了一下。我就又把李丹的译本拿来看了一下，对照原文细细看了几页，我心里想，如果我来译，可能局部会有所改进，但是从整体上说，李丹先生的译本似乎没有多少重译空间，所以我就退出了。对重译这件事，我想不同的译者各人会有各人的标准。关于普鲁斯特，你问我其他几个译本有没有看过，对他们优缺点可不可以说些什么。恐怕我不能说什么。或许有个细节可以提一下，就是我看到桂裕芳、袁树仁二位老师合译的《追忆逝水年华》第二卷，再版时用了“在少女花影下”这个书名，我觉得很欣慰。这个书名有过很多译法，最早是簪花少女什么的，后来译林版用了“在少女们身旁”，那些译名似乎都不够准确，没有把原文书名的意思全都译出来。我译作“在少女花影下”，自以为把原文所要表达的几个方面都照顾到了，而且用吴劳先生的话说是相对浑成的一种说法。桂裕芳老师沿用这个书名，我觉得是对我的一种肯定，我没有问过她，但我是这么想的。普鲁斯特有几个不同的译本，在我看来每个译者都是认真的。如果读者中有人喜欢这个人的译本，有人喜欢那个人的译本，这是非常自然、非常正常的现象。鲁迅当年就讽刺过有人登广告申明某书“已在开译，请万勿重译为幸”的做法，他主张同一本书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译本。
    问：看了普鲁斯特我蛮有感触的，关于《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一卷我想问周老师，您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以意识流著称的作家，看他的文章很累，很多段落都是长句？
    周克希：你问我为什么要译普鲁斯特。我想，就因为他写得特别好，翻译又特别难。这种反差，对译者来说是一种很有诱惑力的挑战。
    问：您觉得您和他的气场很契合吗？
    周克希：他的气场我哪能比啊，我觉得普鲁斯特在文学史上属于最杰出的作家，就像曹雪芹一样。
    问：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您翻了第一卷、第二卷、第五卷，而不是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我的感觉是您在做一个自己的选择，将它当成一个开放性的结构，是这样吗？
    周克希：如果我年轻十岁的话，我会老老实实从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译到第七卷。至于现在为什么译第一卷、第二卷、第五卷，而不是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呢？请允许我说一点为自己辩解的理由。第一卷，在我看来是全书的总纲，如果你要领略一下什么是普鲁斯特风味，那么光看第一卷，也多少可以琢磨出一点味道来。第二卷有它的特殊性，七卷中唯有第二卷是得奖的，当然我并不以为得奖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但它毕竟也是一个标准。你如果看过第二卷，你大概也会同意第二卷写得很美。那为什么译第五卷呢？一个理由是以前我译过第五卷的一部分，在当时15个人译的译林版中译过80000字，我觉得还是可以拿来作为蓝本的，另外一个理由是第五卷是写文学，写音乐、美术写得最多、最直接的一卷，这恰恰是我这样一个非文学出身译者最感兴趣的内容，为什么这样的东西会美？它美在哪里呢？普鲁斯特很直接地告诉了我们。这些段落很难译，但我觉得很有意义、很有挑战性。
    问：我看到法文的有些表达很简洁，结构包括句式方面要比现代汉语简洁和清楚，您有没有想过如果用文言文来翻译会更加清晰更加明了？
    周克希：我想过，有一些词用文言文翻译可能很好。但是我相信，如果真的这样翻译的话，我会难以为继。我的文言底子很有限，译个一段两段可能还马马虎虎可以凑合，要译几十万字，我肯定做不到。我们这一代的人文言文底子已经不够好了。再说我是“感觉派”，我认为翻译的要义就是跟着感觉走，如果把普鲁斯特的作品翻成文言，我觉得味道会有点走样，我宁可用白话文译他，宁可牺牲一点所谓简洁。翻译是一种选择，其实什么东西不是选择？人生就是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