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在1862年3月底完稿出版。当时，比利时出版商阿贝尔·拉克普瓦和维波柯汶从欧陆渡海到格尔塞岛取到小说手稿，将之密封进一个防水袋里带回布鲁塞尔付梓。出版社借资筹款，付足了作者声索的24万银法郎（相当于今天60万欧元）的高额稿酬，使雨果在流亡生涯里再无柴米之忧，又在所住“奥特维尔之家”房顶上加盖了一个玻璃屋当写作室兼了望台，朝夕居高远眺，观察六角国海岸的动静。
    《悲惨世界》法文版同时还在罗马、伦敦、里斯本、莫斯科和里约热内卢等十来个大都会发行，几个月内就售出10万册，创时代纪录，且很快发现5种盗版。小说在巴黎推出之日，塞纳河街的帕涅赫书局前车水马龙，人涌如潮，纷纷争先抢购。然而，评论界反应却很冷淡，一些声名显赫的作家竟至反唇相讥。福楼拜难说不怀妒意，斥之为“写给一帮社会主义天主徒的劣作”，大仲马阅后贬责说：“卷卷都是虎头蛇尾。”巴赫贝·朵勒维依挑剔道：“小说每个情节都堆满空洞的废话，倒人胃口，像滑铁卢一章里，或关于巴黎顽童的冗长独白和对波蒂-彼柯布斯修道院的细节描写，令人不堪卒读。”就连比较亲近雨果的乔治·桑，也批评其中对第涅主教反常过誉，与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品实不相容。至于圣佩韦和梅里美这两位雨果先前的挚友，他们冷漠得对之根本不屑予以置评。
    毕竟，一部长达1500页的长河小说让出版社赚得盆满钵满，远远超过事先的预测，因而，出版者于1862年9月在布鲁塞尔大摆宴席，邀请全欧洲的记者赴会跟雨果及其子查理见面，共庆《悲惨世界》的销售佳绩。雨果乘兴发表演说，大谈新闻自由，感动了在座的《苦儿流浪记》作者埃克托·马洛和高蹈派诗人泰奥道勒·邦维尔等年轻的文坛才俊。接着，大文豪的公子查理·雨果将《悲惨世界》改编成剧本，但立即遭到第三帝国当局查禁。
    这一切都没能阻止《悲惨世界》的迅速传播，尤其通过光影途径，竟达到157种之多。早在1897年发明电影之初，卢米埃兄弟就将其搬上银幕，继而法国杰出演员让·伽班、里诺·万杜拉及好莱坞明星查理·洛顿又使冉·阿让、沙威等形象在全球家喻户晓。近几十年来，加弗洛什、马利尤斯和珂赛特又出现在欧美音乐剧中，在巴黎“体育宫”吸引了50万人观看，在伦敦“望楼剧场”受到热烈喝彩，观众人数打破了音乐剧《猫》的最高纪录，于1987年辗转到纽约百老汇及世界各地，均受同样热捧，不断为原作者在海外扬名，压倒了“荒诞派”尤奈斯库之流对雨果的恶毒诅咒。
    《悲惨世界》一直被视为雨果的代表作。诗人兰波在读书时就将其誉为“一部真正的奇特诗篇”。事实上，雨果在这部社会小说里描绘出真实的人类世界，其中的人物在今朝的法国社会里仍然随处可见，众多的冉·阿让去“爱心食堂”领取面包充饥，数万女大学生沦为21世纪的“芳汀”，为交学费加入地下淫媒网卖春。另一面，金融巨头们骄奢淫逸，让人想到富人依然子孙繁茂。巴黎《快报》载文道：“《悲惨世界》无疑是规模最宏大的小说。雨果描写的众多人物，如冉·阿让、沙威、加弗洛什等都深深印在集体的潜意识中。不知多少次，听人说巴勒卡尼夫妻俩就是上塞纳省活生生的‘德纳迪埃’，那一对曾虐待珂赛特的恶徒。”巴黎公民都知道，巴勒卡尼是萨科奇的密友，一当上勒瓦鲁瓦市长，就赶紧将巴黎公社女英雄路易丝·米歇尔的雕像从市政厅前迁走，免得“红色圣女”在那儿碍眼。此翁至今还经常在电视上露面，一副趾高气扬的傲慢姿态，鄙视受他管辖的“悲惨世界”。确实，法国现在跻身世界八强，但贫困人口竟达800万，仍有雨果在19世纪展示过的“悲惨群落”成为“被漠视的人”，此情景怎不让人追怀雨果！
    在纪念雨果诞辰210周年之际，法国《阅读》杂志重提雨果1869年发表的另一部社会历史小说《笑面人》，将之列入“奥林匹欧”九部最具影响的诗文杰作之中。该小说刚发表时因“过于怪诞”，并不为公众理采，唯受左拉赏识。左氏无疑洞察到了此作品深刻的哲学内涵和现实意义，即在“悲惨世界”里，统治者要让备受摧残的贱民露出一付“笑面”，以掩饰人压迫人的真相。小说的主人公葛汶普兰就是这种荒谬的具象。一伙歹徒将他面部毁形，却留下一张逗人的笑脸，跟老流浪艺人乌赫索斯在伦敦街头表演杂耍，供有钱人取乐。通过这个诡奇人物，雨果揭示了人间的“笑之异化”现象，在他看来，“笑”原是人欢悦的自由象征，却转化为麻醉民众的鸦片烟。由此，雨果代表的浪漫主义运动坚决反对将文艺变为纯粹的“娱乐”，让统治阶级靠之维系不公正的既立秩序。新近，著名的雨果研究专家让-马克·奥瓦斯在接受《阅读》杂志记者采访时尖锐批评了当今娱乐圈给“笑”灌注的“负面示意”。他指出：“让人满足于现状，耽于休闲，不去正视当今的社会现实，忘却人类至今仍生活在一种‘悲惨世界’里。目下，欧洲经济危机蔓延，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民主国家’掀起‘激忿派’的抗议浪潮，反映出福利国度广大群众唾弃右翼或左翼当权者以‘娱乐’为宗旨的愚民政策，开拓一次克服精神贫困的新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