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天的人：以文学手段再现这段历史，在我之前没有人写
    1982年，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告诉撒切尔夫人“主权问题不容讨论”；1984年，中英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那“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民族自豪感，激起了霍达的创作热情，为香港写史的念头就此萌发。在经过长时间的读书准备之后，1994年，霍达南下香港，开始了历时三年往返京、港两地的采访和调查研究。
    这是一块很硬的“骨头”。要想在历史框架下创作小说，首先必须将香港的150年殖民史梳理得清清楚楚。而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许多民间资料已散佚流失，要挖掘整理，犹如海底捞针。
    霍达初到香港时，十分艰苦。她早晨8点起床，有时走访到深夜12点才搭上地铁末班车，回到住处。给家里的电话简短至极：“我今天没事，平安。”然后整理资料，准备次日的工作。全部妥当后，往往已是凌晨两三点，靠四片安眠药才能朦胧睡去。
    香港有句谚语：“有钱到香港，没钱没话讲。”住在那里，步步要花钱，大把地花钱。一次，丈夫来电：“钱还够吗？”
    答：“还够一张机票钱，我得回北京了。”
    那边说：“你箱子旁边的袋子里，我还放了一万块钱。”
    就这样，又可以多采访几天了。
    不是没有“借水行舟”的机会。有关部门曾介绍霍达给一位香港富豪写传记，不但可以轻松解决在港的房、车问题，还付给天价稿酬：500万港币，这在当时——即便是现在，也不算少了。
    霍达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为金钱摧眉折腰，她不屑于做。“我来香港，是为了写百年沧桑史，而不是为了钱，否则，回去何以面对江东父老？”
    这是响当当的文人傲骨——公爵有很多，贝多芬只有一个。
    为了写这部书，霍达让自己成为不折不扣的香港史专家。在中英双方的档案馆、图书馆，她查阅了近千万字的文献资料。她对资料的爱护到了“强迫症”的地步：每份资料都要复印三份，一份传真回家，一份用快递寄回家，还有一份随身携带。“即使我飞机失事了，这些史料也不会丢失。”
    她靠两只脚踏遍港岛的街头巷尾，走访各界人士数百人次。从港岛穿越海底隧道，登上九龙半岛，翻越大帽山，从吐露港到大埔墟，从林村谷到石头围，从锦田到屏山、厦村，她沿着抗英志士的足迹到山村农舍去挖掘史料，记下的采访笔记无法胜数。
    她来到抗英义士邓菁士生活过的村庄，她的真诚感动了邓氏家族后裔。村民们捧出邓氏家谱，拿出百年前使用的油灯，找出抗英斗争购买枪炮的账簿……邓氏家族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对霍达说：“霍老师啊，我们是大清国的弃民。我们真没想到，你来写我们来了。”
    历史的碎片渐渐地拼合。然而，小说家的工作才刚刚起步。要把英占香港长达150年的历史包容在一部小说之中，很难，因为不可能有一个150岁的主人公贯串始终，这是对作家的挑战。
    一个夜晚，霍达在冥思苦想中突然悟到：英占香港的三个阶段（第一次鸦片战争割占港岛，第二次鸦片战争割占九龙，以及“展拓香港界址”租借新界）之中，发生在1898年的“拓界”是最后的总结，是三次事件的累积，离今天最近，从谈判开始到拓界结束，整整一年。如果在这一年之内作文章，事件紧凑，人物连贯，戏剧性强，符合艺术规律。这一灵感给她带来难以言喻的兴奋，如同找到了“芝麻开门”的钥匙！
    她把手头的调查研究分为四部分：一是查清香港拓界谈判的来龙去脉，以及谈判代表李鸿章、许应骙、张荫桓，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的“底细”。二是港英政府在拓界前后的行动，有关的文件、信件，总督卜力、辅政司骆克、警察司梅轩利等人物的籍贯、民族、履历、性格、爱好……都要做到了如指掌。三是对当时广东省新安县（现在的新界）领导抗英斗争的五大家族，特别是邓氏家族，对他们的家族史进行调查研究。四是对大清朝廷、两广总督衙门以及戊戌变法等相关事件和人物进行缜密的史实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