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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朋友们的眼里，史铁生乐观得“根本不像一个被重病缠绕的病人”。几乎所有采访过他的人都提到，他很少一脸愁容，恰恰相反，他“太爱笑了”，黑镜框后的“小眼睛眯成一条缝，有时还透着几分孩子般的狡猾”。 现在已经是一家杂志主编的许庆亮还记得，2003年，自己曾去采访史铁生。这个轮椅上的作家从容地谈论着死亡，身体却处在极度虚弱之中。在接受采访一个多小时后，他叹了一口气，说：“对不起，我累了，觉得喘不过气来。” 许庆亮试探地问，病情是否有好转，有没有哪一天可以摆脱透析。史铁生却回答道：“肯定有这么一天，那一天我就死了嘛。”说着，他哈哈大笑起来。 当然，并非从一开始，这个病人就能笑着面对他无法摆脱的梦魇。21岁时，他“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朋友们还记得，那时，如果有人嘲笑他的腿，“他恨得想抱着炸药包冲过去”。 当年，史铁生住在一座大杂院的最里面，屋子不到7平方米，“除了床和写字台，剩下的空间仅够他的轮椅转个小弯儿”，就连轮椅推出去时，“还擦着门”。 这个年轻的病人最常去活动的地方，是离大杂院不远的地坛。每天，他都摇上还吊着用来接尿的黄色塑料瓶的轮椅，在这座荒废的园子里，“一连几个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为什么要出生”。 作家徐晓也正是在这里认识了史铁生。那时，她还只是一个20岁的姑娘，因为住在附近，每天上下班超近道穿过地坛。她注意到，那里总是有个年轻人，“黑色的皮肤，厚厚的嘴唇，明显残废的双腿，总是捧着本厚厚的英文词典”。 有时，他也带着本子和笔，到园中找一个少人的角落，“偷偷地写”。如果有人无意中闯进这个空间，他就“把本子合上，把笔叼在嘴里”。 最终，这个古园里诞生了一篇15000字的《我与地坛》。这部探讨生与死、荒废与生长、绝望与希望的长篇散文，打动了无数读者，以至于作家韩少功评价道，“《我与地坛》这篇文章的发表……对当年的文坛来说，即使没有其他的作品，那一年的文坛也是一个丰年。” 作为写作者，史铁生获得了盛名，但作为一个随时都可能离开人世的病人，他却开始失去宝贵的时间。 成名初期，他曾经这样告诉徐晓，“听见敲门就害怕，看见来人就想哭”。有一年冬天，记者们围堵到他家，他不得不受着寒冷，“全副武装，到地坛去逃难”。 徐晓能够理解他的恐惧，“陌生人总要无端夺走他写作的时间”，更何况，“他又不能像个健康人那样一走了之，他无处逃避，因此也无法选择来访者”。 因此，他自制了一张“来客须知”贴在房门上，“史铁生不接受任何记者、报告文学作者的采访；史铁生一听有人管他叫老师就睡觉；史铁生目前健康状况极糟，谈话时间一长就气短，一气短就发烧、失眠，一发烧、失眠就离死不远；史铁生还想多活几年，看看共产主义的好日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