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16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延续新世纪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形成了一些亮点。首先，整体性的问题意识逐步显现，体现为史观的选择，以及基于相应选择的“有立场的研究”日渐增多。实际上，相比“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作为学科建设的意义一直不断被追问，原因是“现代文学”与现代文明的转型与建设的同步性，与现代历史高度的互文性。可以说，1980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从来没有从这种追问中取得过一贯稳定的“学科内部价值”，相反，对它的讨论越来越呈现出本源层面的分歧，在当今的形势下，它更是成为了一种思想判断乃至决断。
    现代文学研究因此具备了双重属性，一方面它的形成基于客观史料、文本和完成了的事件、人物，另一方面，它呈现出一种“不断问题化”的独特的特征。在我看来，我们对这种特征不必有过多的焦虑，相反它意味着现代文学研究独有的活力和价值，是中国现代历史书写的题中应有之义，而这些年来不断出现的，对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的新颖解读，都是源自这一点，2016年的研究也不例外，种种有关“现代”、“中国”、“学术”、“文学”本身的意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思，而各种后现代的方法论在这些反思形成的新的话语空间之中也有了用武之地。
    迄今为止发行量最大、得到最多公认的现代文学史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在2016年出版了全新修订版，距此书初版本也已经有三十年了，修订版的各章叙述都有所调整，而总体结构变动不大，仍然延续了“思潮与运动”、“文体”、“重要作家”的叙述结构，但也有一些变化，比如单章论述的作家增加了沈从文一章，“通俗小说”更名为“市民通俗小说”，内容也增加了不少。历经三十年，这本文学史在各种不同的思潮与话语的碰撞之中，取了一种相对稳重中立、优美晓畅的叙事风格。《三十年》的叙事起点是“文学革命”，这本身就是一种基本的历史判断，即现代文学的发生是基于历史的重大转折，而结束于另外一种重大转折，这一点是明确的，而除此之外，在两次重大转折之间，“三十年”有一种被暂定下来的时间的意味，既是客观无疑的，又开放给了各种阐释空间。在当下这种文学史观不是没有受到挑战，比如海外汉学研究对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的不同理解，以及国内学者对民国文学、汉语新文学和华语语系文学等概念的辨析与提倡，都体现了基于不同历史观的“命名”与学术反思，对于现代文学研究的挑战与冲击。[1]
    1906年《青年杂志》的改版揭开了革命的序幕，着眼于“起点”的现代文学研究在2016年对新文化运动百年的纪念是一大主题，各大期刊都推出了新文化运动的研究特辑，总体来看，对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同样在本源意义的辨析上有所加深，新文化运动本身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它和一百年来的启蒙、革命、现代性话语和社会运动之间是什么样的关联？新文化运动名为“文化”，其文化启蒙的面向一直是学界关注的，而近年来关于新文化运动作为社会运动、社会动员的讨论也逐渐增多，有学者认为“社会改造”是新文化运动不可或缺的一个面向，其中有着“新村”、“工读互助”、“小组织实验”、平民教育、社会调查为代表的诸多实践，这种实践所造就的社会气氛，对于早期新文学的影响很大，因此，在“思想启蒙”和“工具革新”之外，必须加入“社会改造”的层面，才能理解新文化运动与各种社会实践的联系的，从而更好地观察其历史走向。也有研究文章专门讨论了“五四”的知识青年们的具体实践活动，他们以创办杂志与成立社团的方式参与社会活动，实践“五四”的文化与社会理想，形成了几百个小团体，在不同的思想倾向、活动模式、人员构成的形态之下，社团运动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层面。[2] 除了社会改造和社会实践行为的考察以外，还有从信仰构建的层面来理解新文化运动的研究，有学者认为“五四”时期的《新青年》已经从正面讨论了中国人的信仰问题，指出“《新青年》发起的‘打倒孔家店’运动其实就是一场有关国民信仰的保卫战。《新青年》对现代国民信仰建构的重视态度，深深地影响了五四新文学革命运动的发生与发展。”不但如此，“《新青年》等杂志对现代国民信仰问题的思考，渗透到了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创作中。”[3] 鲁迅说“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信仰”问题有没有可能在中国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得到真实的讨论，一种现代“信仰”与科学理性等普遍性话语之间构成什么关系，又与国民生活形态建立起怎样的联系？这一角度对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同样不仅仅局限于文化启蒙层面，而是深入到了更深层的精神状况，以及建设社会共同体的具体要义的辨析之中。
    对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对青年问题的关注。“知识青年”作为一种跨界的形象被提出，青年不但在文学活动、社团实践、各种思潮和风尚中充当主角，其本身也被寄寓了“新人”的理想，尤其是着眼于具体的基层实践层面，他们实际上是从国民革命到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构成力量，他们有类似的教育背景、个性气质和感觉结构，过去的研究较少关注他们真实的思想状况，而现代文学的每一个代际转换其实都与青年的写作、阅读和思考有关。有研究者关注作为”知识青年“的典型作家，如潘汉年笔下的青年形象建构问题，进而探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边缘文学青年的群体构建过程，以及从“知识青年”向“革命青年”的转变过程。[4] 从高度的个人主义认同到社群想象的转变，在二十世纪初受过新式教育和具有理想主义的青年身上屡屡发生，这一与青年的身心归属有关的问题，对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的壮大有着很好的解释作用。可以想见，随着“五四”百年纪念的到来，青年问题在日后的中国现代历史和文学史研究中会越来越体现出价值。
    2.
    对于具体的作家作品的研读，过去的一年也收获颇多。首先是鲁迅研究，2016年是鲁迅诞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对于鲁迅作品的研究与讨论呈现出丰富的样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学评论》、《鲁迅研究月刊》、《现代中文学刊》、《探索与争鸣》等杂志都推出了鲁迅研究专辑。2016年的鲁迅研究呈现出和以往不同的风格，除了一些基本的层面如文本细读、文本重读，有关鲁迅生平的史料考据，鲁迅与各种文艺思潮的关联以及与同时代人的关系等等，2016年对鲁迅的研究更加注重思想史和社会史层面，有机融合了当下社会思想论争的一些具体问题，可以称之为“在新的形势下谈论鲁迅”。正如学者吴俊在复旦大学举办的“拿来主义与文化主体性”鲁迅研究高峰论坛的发言中所说，鲁迅必须活在真实中，“新媒体已经将说话的权力还给了每一个人”，在当今的网络社会和大众文化中，对鲁迅的表达是五花八门的，“鲁迅的边缘化、娱乐化、学术化各执一端，貌似交集，实则互不相干”。他在另一篇文章里也指出，鲁迅具有不可比拟的当代性，纵观历史，任何一次政治运动、社会思潮的发生，都将鲁迅绑上战车，在这个意义上的现代作家乃至中国作家中鲁迅是第一人，这也造成了鲁迅研究以及相关话语场的混乱、自相矛盾乃至虚无与反智。吴俊以及孙郁等其他一批资深学者，呼吁鲁迅研究的回到历史与回到常识，回到规范的学术脉络中去。 [5]
    在我看来，对鲁迅的阐释的巨大分歧与分裂，正是当代社会种种症候欲从现代历史的根源中寻找答案的一个表征，而随着这种种症候的加深，鲁迅研究所呈现出越来越巨大的空间分化是必然的，鲁迅研究的意义也必然通过与当代问题的融合而呈现出来。2016年对鲁迅作品再解读的几篇较为优秀的成果，能够说明这一点，比如黄锐杰对《祝福》的重读，他提出鲁迅在《彷徨》中显示出了启蒙观的变化，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起源于鲁迅所意识到的乡土社会的复杂性，乡土社会的复杂性过去被归于前现代和封建社会，在今日儒学复兴的视野下，儒家的社会伦理秩序与祥林嫂的悲剧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得到了许多新的言说。黄锐杰的文章无疑隐含着这一视野所引发的问题，他指出所谓“鲁镇文化”以及祥林嫂的命运表明了晚清民初的社会中，儒家的“礼治”思想已经无法面对乡村的伦理秩序失范造成的普遍危机，而“新党”的启蒙思想同样无法深入到这种危机之中，乡村需要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变革。这篇文章的立意与当代社会的乡村研究乃至“返乡体”书写，乡土中国的现代命运等等论争结合得颇为紧密，是典型的带有历史书写的问题意识之作。[6] 而同样是针对《故乡》、《祝福》的再解读，也同样发表在《现代中文学刊》上的，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学者梅仪慈的《鲁迅与自我书写的危机》则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梅仪慈的研究延续了1980年代以来的鲁迅研究的经典命题：现代性与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文章指出，尽管鲁迅一直被看作是创作农民形象的现代作家，鲁迅的关注焦点既不是农村，也不是农民。作者认为，《故乡》与《祝福》的关注焦点在于“知识分子如何假设与建构一个相对于农民‘他者‘的自我，以及此举所引起的道德与知识层面的危机。”“无论鲁迅作为现实主义作家得到怎样的推崇，在涉及农民题材时其作品的情节焦点依旧是主体与表达的矛盾，是自我与写作的困境。”[7] 总体而言，1980年代以来解读鲁迅的两种不同的线索依旧并置着，一是讨论现代性，“自我”、“主体”、“知识分子”（在现代精神形态意义上）的生成，而将鲁迅笔下的乡村视为空间性乃至隐喻性的。二是着眼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状况，在之基础上讨论文学形式，这两条线索有时会互相生发，有时也会强烈冲突。在对鲁迅小说的研读中，焦点集中于“乡村”，乡村也是中国革命的起点，以及现实主义的起源，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研究仍然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最重要的话语代表场域。
    鲁迅和胡适是新文化运动以及文学革命的两位代表人物，从文化政治的角度看，对这两位知识分子的研究主导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两种不同的思想话语，2016年在新文化运动研究的视野中，胡适研究也有颇多成果，但其深度和广度显然无法和鲁迅研究相比。胡适对于文学文化、学术教育思想、政治外交等方面的跨界，与鲁迅执着地做“文学者”（竹内好语）构成反差，因此鲁迅研究通常是从鲁迅的作品出发，胡适研究则会起始于不同的领域和学科。2016年的胡适研究牵涉到中国思想史，政治学、语文教育、科技史、传媒研究、图书馆学等等方面。如果说各种思想政治运动都“引”鲁迅为“证”的话，那么中国现代各人文社科领域的建立则有着“引”胡适为“证”的趋势。与新文化运动和新的学术范式的建立有关的，这里举两种研究，一是叶隽对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的不同留学背景与新文化场域生成问题的研究，叶隽以观察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的改革策略入手，分析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的留欧、留日和留美背景，以不同的文化资本、文化资源的角度重新思考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权力格局。[8] 这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角度。李浴洋则综合了近年来学术界对于中国现代学术范式的讨论，从胡适对章太炎和王国维两人的接受出发，细考学术范式从晚清民初的过渡状态走向现代化的过程，认为胡适以章太炎为节点，成功建立了他推崇的＂科学方法＂与清代学术经验的内在关联，“这轮‘范式’更替既是胡适选择的结果，又与新的学术观念、学术制度以及对于学术史的叙述方式的建立直接相关。”[9] 实际上不仅仅是学术范式，胡适常常引发人们多重的“范式想象”，对他的研究围绕现代人格、现代教育体系，政党制度等种种规训体制的建立。如果说鲁迅代表了中国的独特性问题和症候的话，那么胡适就表征着一种对现代国家的普遍性的想象，某种程度上从对两人的研究状态可以看出特定的社会气氛和话语导向的更迭。
    3.
    从作家作品的重读来看，2016年首先是对左翼作家研究有高度回潮的趋势，包括鲁迅、巴金、郭沫若、老舍、萧红、丁玲，以及赵树理、孙犁、茅盾等经典作家，针对他们的作品有一批新的解读出现。比如在《文学评论》上刊登的两篇蒋光慈的研究论文，孙伟的《启蒙、革命和抒情的循环圈——以蒋光慈“革命加恋爱”小说为例》，引入了近几年来学界讨论较热的，中国现代小说的“抒情”视角来观察蒋光慈小说，试图解决从“启蒙”到“革命”中间的意识构成之中介与过程。“抒情”是比较快速的，而且是比较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审美心理的方式，它造就了蒋光慈小说的迅速流行，以及“启蒙”、“革命”的理念的迅速传播，然而“抒情”本身的个人化和心理主义的特点，使得光慈式的“革命加恋爱”具有了先天的缺陷。在作者看来，“蒋光慈式的知识青年以‘我注六经’的方式解读外来文化，获得了自我解放。革命文化为他们基于自身处境的反抗赋予了合法性。”但革命最终要诉诸政党建设和国家建设，与个人反抗和情感泛滥的方向完全不同，因此青年们很容易陷入”无所着依”的虚无，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革命加恋爱”小说叫好又叫座的情势仅仅维持了短暂的一段时间，便难以为继。“抒情”视角的引入的确对于早期的革命文学，以及革命文学向“左联”文学转变提供了有效的解释视角。另外一篇姚玳玫的论文《1925-1931：“阶级论”美学的初期实践——以蒋光慈小说为考察中心》，[10] 则从“革命”如何整合“文学”、“恋爱”如何从属于“革命”、“革命”与“文学”的崩裂三个角度来讨论蒋光慈的小说。文章比较完整地再现了蒋光慈从成为革命文学先锋，到被革命圈批评、开除的过程，其问题意识在于，一种革命美学的创作谱系和评价体系能否建立？这两篇文章都超越了长期以来学界讨论蒋光慈所惯用的“小资产阶级”角度，从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构成要素以及评价体系的转换的层面，引入了革命与美学的关系等更为深广的理论和文学史视野，对作家作品作出新的考察，显示出左翼文学研究的更新与深入。
    长期以来较为停滞的郭沫若研究，2016年也出现了新的研究潮流和声音，[11] 与纪念新文化运动的潮流相契合，一些研究者回到了早期郭沫若的作品，比如郭沫若早期白话诗中的“自我”形象出现的问题，指出像《天狗》这样的诗歌表现出“自我”主体生成的最初的形态，是中国的现代性话语中自我话语的开端，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对于身体的解释学和修辞的开端。[12] 从古诗今译的角度，有研究者比较了郭沫若1923年对于诗经的白话翻译，以及建国后对屈原、杜甫和李白的翻译，指出他的“今译实践”是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方法论，构成了“五四”到1970年代的一个潜在的谱系。“它绝非仅仅涉及汉语内部的媒介转换，而关系到阐释主体性的建构和结构，编码着文化革命的逻辑。”[13] 作为经典左翼作家中“污名化”最重的一位，郭沫若研究实际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是在当代文学“一体化”的过程中如何看待郭沫若的种种话语和行为，对革命历史的研究者将构成比较大的挑战。
    自由主义和现代派文学家的研究在2016年也取得了不少成果，针对沈从文、施蛰存、张爱玲、穆时英、邵洵美等人出现了一批新的史料和研究结论，在某些问题上可以说是有重大突破的。比如针对沈从文的研究，入选“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的李松睿的论文《论沈从文20世纪40年代文学思想》，[14] 试图重新解释沈从文在1940年代的创作危机，在学界原有的“外因说”和“内因说”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沈从文的文学观构造问题，指出沈从文以及一批重要的1940年代作家的写作危机，植根于他们随着时代发展而发生的变化了的文学观，这种变化导致了他们在抽象的审美理念与具象的现实之间难以把握平衡。在沈从文这里，他更是试图思考和创造出他自己的“理念图式”来表现时代，这种“理念图式”其本质可以说就是一种个人化的“民族形式”，但种种条件的限制，导致他在语言和叙事上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障碍。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作者对沈从文写于1940年代的几篇作品重新读解，展现出十分新颖的意义。吴晓东则全面梳理了邵洵美身体力行的“颓加荡”这一1920年代的唯美主义思潮，由于邵洵美本人的特殊性，“唯美的纨绔子”这一形象在1920年代便深入人心。邵洵美的形象、理念、唯美派诗歌的文学实践，以及开办“金屋书店”等文坛活动，使他几乎成为了中国唯美主义的代名词。不过作者也指出，上海这一空间的消费主义特征使得唯美主义变成“海派”文化的一种，在文化政治学意义上走向了它自身的反面。[15] 唯美颓废文学的研究，总是在两级之中摆荡，或是仅仅落实为”纯”文学思潮的比较和定义，或是被构建为文化批判的对象，而能够兼顾文学史叙述与文化历史批评的研究是否能够成为一种新的追求，在2016年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趋势。
    在新文学史料层面也有一些重要的发现，最重要的当数老舍的《四世同堂》完整的英文稿在美国找到，这意味着《四世同堂》最后一部《饥荒》原本缺失的最后十五段得以和读者见面。[16] 还有，解志熙对于穆时英最后的“附逆”问题的考证，针对穆时英是一个“中统”安排在汪伪阵营里的卧底而被“军统”误杀，或者是一个双面间谍等种种说法，仔细地考证出穆时英的所谓“冤案”真相，是一个编造出来的谎言。解志熙还仔细梳理了穆时英的“投靠”文章以及相关作品中的细节，分析了穆时英转变为汉奸的心理过程，具有人格类型研究的意义。另外，《吴兴华诗文集》于2016年再版，在一系列研究与纪念吴兴华的文章中，追忆吴兴华斯人的意义，以及对《吴兴华全集》补佚的意见都被提出。[17]
    总体而言，可以看出，左翼文学乃至整个现代文学研究正在经历一轮重要的变化，从研究视野到问题意识，从理论方法到价值判断，随着一批更新换代的年青研究者的投入，显示出开阔的气象和新鲜的力量。[18] 1980年代以来的被戏称为“翻大饼”式的此消彼长的意识形态化的研究状况，在大量的从业人员不断进行知识生产的今天，已经基本结束，这预示着将来的研究动力必须基于对历史以及未来必要的判断之上，在这个基础上所形成的现代文学研究，更会在许多的分歧中见出真问题来。
    作者简介：张屏瑾，上海人，文学博士，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中文系现当代文研所副所长、硕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曾为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艺理论研究与批评，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等。著有《摩登•革命——都市经验与先锋美学》，译有《诗人与诗歌》。曾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理论研究》、《文艺争鸣》、《上海文学》、《上海文化》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并曾在《文汇报》、《东方早报》、《文汇读书周报》等媒体开设文艺评论专栏。
    注释：
    [1] 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参见马栋宇《“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等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吗？——评张英进主编<现代华语文学手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10期）、张福贵《对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几种命名的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9期）、朱德发《论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范式的重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6期）
    [2] 参见姜涛《“社会改造”与“五四”——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视域新文学》（《文学评论》2016年第4期）、李培艳《“新青年”的觉醒和结社——对五四时期小团体的整体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1期）
    [3] 参见谭桂林《<新青年>的信仰观念与五四新文学传统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7期）
    [4] 参见陈尔杰《五四落潮期青年思想状况的历史侧影——<评论之评论>与“革命的文学”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11期），李郭倩《舆论、媒体形象与“群”的表达——以潘汉年笔下的青年形象建构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4期）一些历史研究也同样关注“知识青年”的问题，比如李志毓《新知识青年与国民革命（1924—1928）》（《史林》2016年第12期）
    [5] 参见吴俊《鲁迅必须活在真实中》（《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6期）、《鲁迅的当下性之议》（《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孙郁《文学批评史中的鲁迅遗产》（《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
    [6] 参见黄锐杰《祭祀、立嗣权与乡土社会的伦理危机——重释祥林嫂之死》（《现代中文学刊》2016年第4期）
    [7] 参见梅仪慈《鲁迅与自我书写的危机》（《现代中文学刊》2016年第3期、第4期）
    [8] 参见叶隽《北大立新与“新青年”之会聚北平 ——— 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的新文化场域优势及其留学背景》（《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16年第3期）
    [9] 参见李浴洋《胡适“科学方法”视野中的“学术范式”更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5期）
    [10] 发表于《文学评论》2016年第4期
    [11] 首届中国郭沫若研究会青年论坛于2016年11月26-11月29在北京召开。
    [12] 参见【美】米家路《造化的身体：自我型塑与中国现代性——郭沫若<天狗>再解读》，赵凡译，（《文艺争鸣》2016年第3期）
    [13] 参见王璞《郭沫若与古诗今译的革命系谱》（《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
    [14] 发表于《现代中文学刊》，2016年第9期
    [15] 参见吴晓东《中国的“颓加荡”：邵洵美的唯美主义实践》（《文艺争鸣》2016年第1期）
    [16] 参见《收获》2017年第1期刊登的《四世同堂•饥荒》
    [17] 参见谢蔚英《再忆兴华——写于<吴兴华诗文集>再版之前》（《新文学史料》2016年第2期），陈子善《不该被忘记的吴兴华》；张治《若干未收入<吴兴华全集>的佚作》（《文汇报》2017年2月24日）等文章。
    [18] 比如贺桂梅的《赵树理文学与乡土中国现代性》（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李国华的《农民说理的世界：赵树理小说的形式与政治》（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李松睿的《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周立民的《<随想录>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2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