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蒙古族小说是族源意识与地域文化充分融合的艺术结晶，它延续着蒙古族的文化基因，依托祖国北疆游牧民族移动性生产生活方式，在蒙古族聚居区内蒙古的创作最为兴盛发达。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后，当代蒙古族小说在良好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推动下崭露头角，玛拉沁夫的《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敖德斯的《遥远的戈壁》等作品，给新中国的文坛吹进清新的草原气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民族文化意识觉醒之后渐渐发展壮大，涌现出了阿云嘎的《大漠歌》、佳俊的《驼铃》等名噪一时的佳作，蒙古族小说成为富有鲜明民族地域特色的成熟小说类型。进入新世纪，在内蒙古建设民族文化大区、实施“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扶持工程”以来，一批有影响力的重大题材作品相继出现，长篇小说《满巴扎仓》在《人民文学》中文版和英文版头条位置向全国乃至世界推广，蒙古族小说成为文化全球化时代彰显民族特色、传播民族声音的重要艺术载体。
    草原游牧文化彰显文学特色品质
    蒙古族小说的不断发展繁荣，与作家鲜明的民族地域书写分不开，像玛拉沁夫、阿云嘎、满都麦、哈斯乌拉、郭雪波等作家，都有长时期内蒙古草原的生活记忆，一种生活方式以及连带的文化理念已经化成血液，流淌在他们的文化基因里，也深深植根在他们的艺术创作之中。阿云嘎曾说，民族和地方特色是他作品的“灵魂”，是渗透在字里行间的内在东西，而不是随意加进去的“外包装”。几乎所有典型民族作家都对北疆那种特殊的地理环境有着深深的眷恋，郭雪波的东北科尔沁沙地，阿云嘎的西北高原戈壁，哈斯乌拉的乌珠穆沁草原，勾勒出祖国北疆广袤土地上蒙古族的辉煌历史和日常生活画卷。
    作家创作的环境地理自觉，来源于这种特殊环境给人的生存发展带来的影响，草原沙地总体地理气候特点是“地势较高、距海较远，干旱缺水，寒暑变化剧烈”，高寒、贫瘠等地理环境对人的生存发展提出严峻考验，并作用于人的情感世界和心理结构，形成富有地域特点的风俗习惯、文化理念和道德认知。草原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移动性生活方式，“崇尚自然”的生态观念以及诚信守诺等传统美德，几乎都与北疆生态环境和植被条件脆弱有关，也成为蒙古族作家永不枯竭的文学创作资源。
    郭雪波的《狼孩》是当代蒙古族生态小说代表作，演绎了人与狼在东北科尔沁沙地争夺生存资源的斗争中错位生存的浪漫传奇，一个吃奶的孩子被狼叼走后在狼群中成长为狼孩，狼崽也在人的喂养下渐渐长大，物种的天性决定了他们必须回归到自己的同类中去，但是超越人兽界限的相互给予、同生共死的成长经历让他们无法彻底离开，人类生离死别的悲剧发生在人与兽之间，它传递了蒙古族文化信奉万物有灵、生命价值平等的生态伦理观念。像这样讲述人与动物之间关系的小说不胜枚举，如《银狐》《黑马奔向狼山》《野马滩》等，除了与蒙古族原始宗教有关，基本都暗含生态隐喻意义，暗示人类与其他物种一样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应该顺应自然规律在移动与分享中维持生态系统的联盟，否则人类最终毁掉的是自己。越是自然环境恶劣，越是生存条件艰苦，越能彰显蒙古族的生态智慧和传统美德，蒙古族小说正是借助地缘文化特征完成了一个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与现实、外部生存条件与内在精神世界的全方位刻画。
    现代化进程引发传统审美形态的变化
    当代蒙古族作家在现代化诉求中获得民族自觉，又在现代化进程加剧引发的民族文化传承危机中体验到挫折。这使得当代蒙古族小说的民族文化认同不是简单的回归传统，而是在对现代性的卷入、反思、批判中逐渐形成和不断深化。传统游牧生活与现代工商业文化的碰撞与冲突，成为新时期以来蒙古族小说的结构性主题，游牧社会魅力与困扰交织的现实状态决定小说叙事忧伤婉转的基调，成为传统游牧美学形态发生时代性变迁的根本原因。
    当代社会，游牧作为一种生产生活方式已经日渐式微，世界上的游牧民正在逐渐减少成为濒危少数族群，游牧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已经小于1%，并且受到现代工业文明挤压正在逐渐放弃他们的生活方式。蒙古族作家作为本民族文化代言人，对这种前现代自然生活的逐渐消逝保持着文化反思，把游牧作为一种抵御现代工业文化的符号进行了诗意想象和浪漫演绎。草原、戈壁、沙漠中那些传统牧民、跟不上时代的“落伍者”以及“没有商品意识”的驼倌，仍然我行我素地过着“高贵而野蛮”的传统生活，被机器和工业远远地抛在后面，这些主人公为作品注入了深沉的悲剧内涵。《大漠歌》中的吉格吉德从小就想成为一名出色的驼倌，牵着骆驼在沙漠中运送货物，然而他的驼倌职业在卡车运输时代变成了周围小伙子们的笑话。巴达玛日格的温柔体贴给他孤独的沙漠之旅带来心灵慰藉，但是很快他发现卡车运输司机能给她带来更好的生活，他只好默默离开心爱的人独自行走在沙漠里。这篇小说是对牧民文化现状的整体写照，拒绝适应现代工业文化会导致自身衰落，失去发展契机，但是跟进意味着迷失自我甚至是一种文化形态的消亡，站在现代化门口的忧伤回望是当代牧民们的真实境遇。
    民族现代化进程推动了蒙古族小说美学形态发生着变迁，在传统清新刚健之风、昂扬向上的情感基调中注入了忧伤深沉的悲剧内涵，引导当代蒙古族小说由一般性故事讲述走向人的心理和精神层面的深描。主人公往往是那些集勇气、力量于一身的英雄，骑着骏马在草原上驰骋的牧人，或是经验丰富的沙漠驼倌，但在一个机械化取代脚力、游牧向定居过渡的时代，他们都没有了用武之地，孤独坚守着简单纯朴的自然生活。他们创伤性情感体验和悲剧性生存境遇，引发多样性文化如何共存以及人类该如何选择的思考，毕竟它呈现的是这样一个普遍的悖论性现实：机械使人类的能力退化，但它却成为发展的方向，游牧之地是诗意栖居的理想，如今我们只能对它唱着忧伤的挽歌。这类小说具有一种切入现实的深度，在反思现代性的道路上走得很远。
    文化融合与民族现代化想象
    游牧之地并非外人禁入的桃花源，它也是在与汉族以及周边其他少数民族频繁交流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地理边界和文化特征，在这个意义上，蒙古族文化有一种凝聚多元的独特性。面对周边其他民族文化和席卷全球的现代工业文明，蒙古族小说也做出了积极的正面回应，作品中出现了跨地域行走、跨民族交往和跨国境体验等多种形式的外来者形象，他们作为一种异族文化符号，参与了蒙古族民族交往的文学想象。汉族知青、援疆建设者、法国来的探险家、日本的烹调专家、来自俄罗斯的避难者等等，无论何种身份，他们都在与蒙古族的交往过程中，以一个异族者的身份在多民族关系和多维文化视野中讲述蒙古族文化精粹，这正是蒙古族小说跨族叙事的文化价值指向。
    蒙古族小说最擅长以“拟血缘”的方式模拟同胞手足之情或父母子女之爱来建构蒙汉民族跨族成长故事，以隐喻中华多民族之间血浓于水的亲情和文化亲缘关系。《驼铃》中汉族小姑娘张心慧从小失去母亲，被送到草原上抚养，扎木苏和敖登高娃夫妇给了她亲生父母般的疼爱，当看到养父母为了帮她获得一个返城名额，把给儿子娶媳妇用的钱都拿出来给她用时，张心慧决定留下来用自己的青春回馈和反哺草原母亲。这类小说中，蒙古族往往被想象成养育者和“母亲”，而汉人是成长者和反哺角色，最终他们建立了比亲人还深厚的感情，实现了蒙汉融合的想象。同样，族际通婚进入文学表现领域也被赋予象征性，被认为是非常浪漫的文化融合方式。这些创作是对中华多民族间“分而不裂、融而未合”的文化亲缘关系的一种情感化、性别化重构，承载着“差异探索”与“文化融合”的双重创作诉求。
    外国人在小说中的大量出现，是改革开放以后蒙古族社会不断加强对外交流的结果。蒙古族小说对跨国境的外国人想象，与对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有所不同，在族群文化认同基础上又强调了国家认同，并糅合了历史与现实交往中的经济侵略、文化殖民、全球现代化等问题的思考，从而使这类小说的文化内涵更加深邃复杂。《燃烧的水》中法国人赛西亚放弃了大额遗产继承，辞了工作跑到落后偏僻的蒙古草原，他要勘探石油的想法遭到了上至王爷下到牧民的一致反对。他描绘了一个动力和机械驱动的乌托邦，然而蒙古族人认为开采地下是违背苍天的旨意，东西方文化冲突已经一目了然。他不甘心，在原住民那里找到了一个帮手郎和，两人制造了震惊朝野的沙漠劫宝惨案。阴险的郎和藏了一个蓄水的羊肚子在关键时刻救了自己，而赛西亚却被渴死在沙漠里。郎和由此能够把自己的儿子送去国外学习石油勘探开发技术，多年后石油被开发出来却给草原带来爆炸性灾难。这个结果暗示了民族现代化自发和被动的多种复杂因素，以及对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质疑和反思。
    当代蒙古族小说创作突出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独特魅力，是打开民族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通道，也是使民族文学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以游牧文化提升文学特色品质，以文化大视野和现代开放姿态展开文学想象，是当代蒙古族小说创作的成功经验。未来的蒙古小说，需要排除狭隘的文化等级意识和中心与边缘的成见，对全球化与民族关系保持辩证性和超越性认识，在一种互动思维模式中借助全球化手段推动民族文学与文化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