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自身的优势和载体的相对稳定，以及作者、读者群体的相对稳定，都决定了中篇小说在物欲横流的时代获得了绝处逢生的机缘。这也使中篇小说能够不追时尚、不赶风潮，能够以“守成”的文化姿态坚守最后的文学性成为可能。
    在“创新”成为最大神话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强调“守成”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个无处不变、无时不变的时代，“不变”的事物可能显得更加珍贵。
    守成即创新
    从文体方面考察，近五年来我认为中篇小说还是最有可能代表这个时期文学高端成就的文体。一方面，这与百年文学传统有关。新文学的发轫，无论是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还是鲁迅的《阿Q正传》，都是中篇小说，这是百年白话文学的一个传统；一方面，进入新时期，在大型刊物推动下的中篇小说，一直保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上。因此，中篇小说是百年来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文体。中篇小说创作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它的容量和传达的社会与文学信息，使它具有极大的可读性；当社会转型、消费文化兴起之后，大型文学期刊顽强的文学坚持，使中篇小说生产与流播受到的冲击降低到了最小限度。文体自身的优势和载体的相对稳定，以及作者、读者群体的相对稳定，都决定了中篇小说在物欲横流的时代获得了绝处逢生的机缘。这也使中篇小说能够不追时尚、不赶风潮，能够以“守成”的文化姿态坚守最后的文学性成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中篇小说很像是一个当代文学的“活化石”。在这个前提下，中篇小说一直没有改变它文学性的基本性质。因此，百年来，中篇小说成为各种文学文体的中坚力量并塑造了自己纯粹的文学品质。中篇小说因此构成百年文学的奇特景观，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这在百年的文化语境中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他们在诚实地寻找文学性的同时,也没有影响他们对现实事务介入的诚恳和热情。无论如何，百年中篇小说代表了这个时段文学的高端水平，它所表达的不同阶段的理想、焦虑、矛盾、彷徨、欲望或不确定性，都密切地联系着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心理经验。于是，一个文体就这样和百年中国建立了如影随形的关系。它的全部经验已经成为我们值得珍惜的文学财富。
    近5年来，中篇小说创作不仅提供了新的审美经验，而且中篇小说的容量和它传达的社会与文学信息，使它具有极大的可读性。总体来看，中篇小说能够不追时尚、不赶风潮，能够以守成的文化姿态坚守最后的文学性成为可能。“守成”这个词在这个时代肯定是不值得炫耀的，它往往与保守、落伍、传统、守旧等想象连在一起。但在这个无处不变、无时不变的时代，“不变”的事物可能显得更加珍贵。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变”的意义，突变、激变在文学领域都曾有过革命性的作用。但我们似乎从来没有肯定过“不变”或“守成”的价值和意义。不变或守成往往被认为是“九斤老太”，意味着不合时宜。但恰恰是那些不变的事物走进了历史而成为经典，成为值得我们继承的文化遗产。现在，“创新”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口号，“唯新是举”也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化的意识形态。应该说，没有人反对创新。一部文学史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部创新史。但是，并不是“新的”就是好的，“创新”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而且必须是在“守成”基础上实现完成的，没有守成就无从创新。因此，在“创新”成为最大神话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强调“守成”的价值和意义。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当激进主义的“创新”要超越一切的时候，就是它的问题就要暴露的时候。这时，强调或突出一下守成，就是十分必要的。甚至我们也可以说，某些时候守成即创新。在这方面，中篇小说多年艺术实践积累的经验是十分宝贵的。当然，当下中国优秀的中篇小说作家应该是最多的。这里，我想集中推荐三部中篇小说：《赤驴》《梅子与恰可拜》《世间已无陈金芳》。
    真切表达人与社会的关系
    作家老奎名不见经传，甚至从来没有在文学刊物上发表过作品。他的中篇小说《赤驴》，也是首发在他的小说集《赤驴》中。当我第一次看到小说的时候有如电击：这应该是中国第一部“反乌托邦小说”。它书写的也是乡村中国特殊时期的苦难，但它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爬满青藤的木屋》等还不一样。周克芹、古华延续的还是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那时的乡村中国虽然距五四时代已经60多年，但真正的革命并没有在乡村发生，我们看到的还是老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不整的衣衫、木讷的目光和菜色的容颜，看到的还是乡村流氓无产者的愚昧无知，以及盘青青和李幸福无望的爱情。而《赤驴》几乎就是一部“原生态”的小说，这里没有秦秋田，也没有李幸福，或者说，这里没有知识分子的想象与参与。它的主要人物都是农村土生土长的农民：饲养员王吉合、富农老婆小凤英以及生产队长和大队书记。这四个人构成了一个“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但是这貌似通俗文学的结构，却从一个方面以极端文学化的方式，表达了特殊时期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权力的关系。
    我之所以推崇《赤驴》，更在于它是中国第一部“反乌托邦”小说。20世纪西方出现了三大“反乌托邦小说”：乔治·奥威尔的《1984》、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尤金·扎米亚京的《我们》。三部小说深刻检讨了乌托邦建构的内在悖谬——统一秩序的建立以及“集体”与个人的尖锐对立。在“反乌托邦”的叙事中，身体的凸显和解放几乎是共同的特征。用话语建构的乌托邦世界，最终导致了虚无主义。那么，走出虚无主义的绝望，获得自我确证的方式只有身体。《1984》中的温斯顿与裘丽娅的关系与其说是爱情，毋宁说是性爱。在温斯顿看来，性欲本身超越了爱情，是因为性欲、身体、性爱或高潮是一种政治行为，甚至拥抱也是一场战斗。因此，温斯顿尝试去寻找什么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时，他在“性欲”中看到了可能。他赞赏裘丽娅是因为她有“一个腰部以下的叛逆”。于是，这里的“性欲”不仅仅是性本身，而是为无处逃遁的虚无主义提供了最后的庇护。当然，《赤驴》中的王吉合或小凤英不是、也不可能是温斯顿或裘丽娅。他们只是斯皮瓦克意义上的“贱民”或葛兰西意义上的“属下”。他们没有身体解放的自觉意识和要求，也没有虚无主义的困惑和烦恼。因为他们祖祖辈辈就是这样生活。但是，他们无意识的本能要求——生存和性欲的驱使，竟与温斯顿、裘丽娅的政治诉求殊途同归。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赤驴》才可以在中国“反乌托邦”小说的层面讨论。它扮演的这个重要角色，几乎是误打误撞的。
    从百年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当下小说的发展，“身体”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除了自然灾难和人为战争的饥饿、伤病和死亡外，政治同样与身体有密切关系。老奎作为一个来自“草根”的底层作家，他以生活作为依据的创作，不经意间完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学革命：那就是他以“原生态”的方式还原了那个时代的乡村生活，也用文学的方式最生动、最直观也最有力量地呈现了一个道德理想时代的幻灭景观。但是，那一切也许并没有成为过去。如果说小凤英用身体换取生存还是一个理由的话，那么，今天隐秘在不同角落的交换，可能就这样构成了一个欲望勃发或欲望无边的时代。因此，性、欲望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本能的问题，它与政治、权力从来没有分开。
    不应被遗忘的承诺和等待
    董立勃的《梅子与恰可拜》写一个19岁的女知识青年梅子在乱世来到了新疆，她的故事可想而知。梅子虽然长得娇小，但她有那个时代的理想，于是成了标兵模范。在一个疲惫至极的凌晨，险些被队长、现在的镇长强奸。但这却成为梅子此后生活转机的“资源”。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人想利用公路边一个废弃的仓库开酒馆，但镇长都不批。梅子提出后，镇长不仅批了而且还给她贷了两万元的款。当梅子后来有了孩子需要一间房子时，梅子又找到镇长，镇长又给了梅子一间房子。镇长当年的一时失控成了他挥之难去的噩梦。这件事情梅子只和一个叫黄成的大学生说过。黄成是一个还没毕业的大学生，在“文革”中因两派武斗，失败后从下水道逃跑，一直流落到新疆。他救起了当时因遭到凌辱企图自杀的梅子，于是两人相爱并怀上了孩子。黄成试图与梅子在与世隔绝的边地建构世外桃源，过男耕女织的生活。但黄成还是被发现了，他被几个戴着红袖章的人拖上了一辆大卡车。在荒无人烟的荒野里，恰可拜看到陌生人黄成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将自己的爱人托付给了他，“他听到那个男人朝着他大声喊着，兄弟，请帮个忙，到干沟去，把这些吃的，带给我的女人。你还要告诉她，说我一定会回来，让她等着我，一定等着我，谢谢你了。”“不等他作出回答，他们就把那个男人扔进了汽车。不过那个男人被扔进去后，又爬起来，就在车子开动时，把头伸出了车厢外，对他喊着，拜托你帮我照顾一下她，她有身孕了，兄弟，求你了，兄弟……”这是小说最关键的情节。承诺和等待就发生在这一刻。于是，恰可拜“一诺千金”，多年践行着他无言的承诺，他没有任何诉求地完成了一个素不相识人的托付，照顾着同样素不相识的梅子。梅子与黄成短暂美丽的爱情也从此幻化为一个“等待戈多”般的故事。黄成仅在梅子的回忆中出现，此后，黄成便像一个幽灵一样被“放逐”出故事之外；镇长因对梅子强奸未遂而一直在故事“边缘”。于是，小说中真正直接与梅子构成关系的是恰可拜。恰可拜是一个土著，一个说着突厥语的民族。他是一个猎人，更像一个骑士，他骑着快马，肩背猎枪、挂着腰刀，一条忠诚的狗不离左右。从他承诺照顾梅子的那一刻起，他就是梅子的守护神。一个细节非常传神地揭示了恰可拜的性格：他每天到酒馆送来猎获的猎物，然后喝酒。但是，“一杯伊犁大曲牌的烧酒，他每回就喝这么些决不再多也决不再少”。恰可拜的自制自律，通过喝酒的细节一览无余。这确实是一个可以而且值得托付的人。
    梅子是小说中有谱系的民间人物。她漂亮、风情，甚至还有点风骚，但她也刚烈、决绝。她是男人的欲望对象，也是女人议论或妒忌的对象。她必然要面对无数的麻烦。但这些对梅子来说都构不成问题，这是人在江湖必须要承受的。重要的是那个永远没有消息的幽灵般的黄成，既是她生活的全部希望又是她的全部隐痛。等待黄成就是梅子生活的全部内容，这漫长的等待，是小说最难书写的部分。但是，董立勃耐心地完成了关于梅子等待的全部内容。当然也包括梅子几乎崩溃的心理和行为，当她迷乱地把恰可拜当作黄成的一段描写，也可以看成是小说最感人的部分之一。因此，黄成在小说中几乎是一个幻影，他与梅子短暂生活的见证就是有了一个女儿；但是，恰可拜与梅子几乎每天接触，人都是这样，就是日久生情。恰可拜后来也结了婚，但很快就离了。无论是那个女人还是恰可拜心里都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离异的。因此，后来恰可拜进城找黄成久久不归时，梅子从等一个男人变成了等两个男人。无论梅子还是恰可拜，等待与承诺的信守都给人一种久违之感。这是一篇充满了“古典意味”的小说。小说写的承诺和等待在今天几乎是一个遥远甚至被遗忘的事物，我们熟悉的恰恰是诚信危机或肉欲横流。董立勃在这样的时代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显然是对今天人心的冷眼或拒绝。在他的讲述中，我们似乎又看到了那曾经的遥远的传说或传奇。
    直面这个时代的精神难题
    石一枫的小说是敢于正面强攻的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甫一发表，震动文坛。在没有人物的时代，小说塑造了陈金芳这个典型人物；在没有青春的时代，小说讲述了青春的故事；在浪漫主义凋零的时代，它将微茫的诗意幻化为一股潜流在小说中涓涓流淌。这是一篇直面当下中国精神困境和难题的小说，是一篇耳熟能详险象环生又绝处逢生的小说。小说中的陈金芳，是这个时代的“女高加林”，是这个时代的青年女性个人冒险家。陈金芳出场的时候，已然是一个“成功人士”：她30上下，“妆化得相当浓艳，耳朵上挂着亮闪闪的耳坠，围着一条色泽斑斓的卡蒂亚丝巾”，“两手交叉在浅色西服套装的前襟，胳膊肘上挂着一只小号古驰坤包，显得端庄极了”。这是叙述者讲述的与陈金芳10年后邂逅时的形象。陈金芳不仅在装扮上焕然一新，而且谈吐得体、不疾不徐，对不那么友善的“我”的挖苦戏谑并不还以牙眼，而是亲切、豁达、舒展地面对这场意外相逢。
    陈金芳今非昔比。10多年前，初中二年级的她从乡下转学来到北京住进了部队大院，她借住在部队当厨师的姐夫和当服务员的姐姐家里。刚到学校时，陈金芳的形象可以想象：个头一米六，穿件老气横秋的格子夹克，脸上一边一块农村红。老师让她进行一下自我介绍，她只是发愣，三缄其口。在学校她备受冷落、无人理睬，在家里她寄人篱下、小心谨慎。这一出身，奠定了陈金芳一定要出人头地的性格基础；城里乱花迷眼无奇不有的生活，对她不仅是好奇心的满足，而且更是一场关于“现代人生”的启蒙。果然，当家里发生变故，父亲去世母亲卧床不起，希望她回家侍弄田地，她却“坚决要求留在北京”，家里威逼利诱甚至轰她离家，她即便“窝在院儿里墙角睡觉”也“宁死不走”。陈金芳的这一性格注定了她要干一番“大事”。初中毕业后她步入社会，同一个名曰“豁子”的社会人混生活，而且和“公主坟往西一带大大小小的流氓都有过一腿”，“被谁‘带着’，就大大方方地跟谁住到一起”。一个一文不名的女孩子，要在京城站住脚，除了身体资本她还能靠什么呢？果然，当“我”再听到人们谈论陈金芳的时候，她不仅神态自若、游刃有余地出入各种高级消费场所，而且汽车的档次也不断攀升。多年后，陈金芳已然成了一个艺术品的投资商，人也变得“不再是一个内向的人了，而是变得很热衷于自我表达，并且对自己的生活相当满意”。“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她与任何人都能自来熟，盘旋之间挥洒自如，俨然‘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的社交名媛。三言两语涉及‘业务’的时候，她嘴里蹦出来的不是百八十万的数目，就是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号。”陈金芳穿梭于各种社交场合，她在建立人脉寻找机会。折腾不止的陈金芳屡败屡战，最后，在生死一搏的投机生意中被骗而彻底崩盘。但事情并没有结束。陈金芳的资金，是从家乡乡亲们那里骗来的。不仅姐姐姐夫找上门来，警察也找上门来——从非法集资到诈骗，陈金芳被带走了。
    陈金芳在乡下利用了“熟人社会”，就是所谓的“杀熟”。她彻底破坏了乡土社会人际关系的伦理，因坑害最熟悉、最亲近的人使自己陷于不义。在这个意义上，说陈金芳是这个时代的“女高加林”也并不完全准确，高加林是在一个相对“抽象”或普遍的意义上向往“现代”生活的，他想象的“城里”并不具体，他到城里是为了逃离土地，做一个城里人，他还没有现代物质观念，思想里也没有拜物教。因此，高加林同他的时代一样，是一种“很文艺”的理想化；但陈金芳不一样，她的理想是具体的，她不仅要进城，不仅要做城里人，支配她的信念是“我只是想活得有点儿人样”。按说这个愿望并没有什么错，每个人都可以、也应该有这样的愿望。只有“活得有点儿人样”才会体面，才会有尊严。但是，陈金芳实现这个愿望的手段是错误的，她的道路是一条万劫不复的道路，她在道德领域洞穿了底线。她的方式恰恰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难题。石一枫发现了陈金芳并将她塑造出来，这就是他的贡献。
    我竭力推荐的这三个中篇小说，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近5年来中篇小说的水准，他们也提供了书写当下中国新的经验。当然，5年来优秀的中篇小说远非这三部。像林白的《长江为何如此远》、邓一光的《你可以让百合生长》、余一鸣的《愤怒的小鸟》、陈应松的《无鼠之家》、荆永鸣的《北京邻居》、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迟子建的《晚安玫瑰》、李凤群的《良霞》、计文君的《无家别》、杨晓升的《身不由己》、弋舟的《所有路的尽头》、石一枫的《地球之眼》《营救麦克黄》、邵丽的《第四十圈》、刘建东的《阅读与欣赏》、葛水平的《小包袱》、宋小词的《直立行走》、林那北的《镜子》、陈希我的《父》、张楚的《风中事》、陈仓的《从前有座庙》、尤凤伟的《命悬一丝》、文珍的《张南山》等，都是可圈可点的优秀中篇小说。只要我们走进中篇小说内部就会发现，这个文体的璀璨、瑰丽或万花纷呈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