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近年来一直备受关注的一种写作类型，非虚构写作持续展现着蓬勃的生命力。虽然一直在概念上存在争议，但其真实书写、真挚刻画的内核不曾改变，并随着社会发展的纵深和广阔，而愈加彰显其重要性。在一次讲座中，作家王安忆这样概括她眼中的非虚构——生活中确实在发生着的事情，波澜不惊，但它确实是在进行。可它进行的步骤，几乎很难看到痕迹，引起我们的注意。这就是我们现实的状态，就是非虚构。
    对于已经完成、以及正在经历的现实的书写，构成了我们惯常定义中非虚构作品中的绝大部分，而作品因为其现实力量给读者带来的震撼、引起的共鸣，则是非虚构的魅力所在。在本届上海书展上，作家裘山山带来的新作《家书》就是这样一部作品。2013年，裘山山的父亲去世，在整理他的遗物时，裘山山在一个旧木箱里发现了一捆捆整齐的书信，全是家人之间的通信，其中写于多年之前她离家当兵后与父母往来的信件，就有五百多封。在拍照发朋友圈之后，未想到这些质朴、老旧的书信获得了朋友们很大的反响。家书几乎人人都有，这种鸿雁传情的方式曾经寄托了恋人之间的爱情，也在天各一方的家人之间筑起了亲情的通联渠道，这些纸质的文本，在如今几乎依靠手机进行讯息传递的情形下尤显珍贵。这部非虚构作品中，她所传达的是一种朴素的家风、朴实的力量，这也是她在多年写作中形成的一贯理念：相信朴实的作品、诚恳的表达，才能真正深入人心。
    在这部作品的背后，是近期非虚构写作中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个人史。但从广义上来说，个人史既是个人的，也是时代的，往往是变化中的社会环境对于行将消失的私人记忆的留存。这种留存也许是地理意义、也许是生活轨迹上的，但即使是从私人角度出发，也从不是寂寥的，背后往往站着拥有类似经历的一群人甚至一代人，作品中记录的个人情感和思考、困惑，具有高度共情特质。2015年，王磊光的《一位博士的春节返乡笔记》和2016年，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以单篇文章的形式在互联网上获得大量传播，其内在力量就在于这种既是“出走者”，也是“归来者”，既是他人，也是自我的身份。以后一篇文章为根基，黄灯近期推出了非虚构作品《大地上的亲人》，她在书中展现的三个村庄——丰三村、凤形村、隘口村，横跨湖南、湖北两省，尽管彼此看似毫无关联、相距遥远，但生活于此的亲人因为拥有共同的“农民身份”，他们面对的挑战和危机几乎如出一辙。在三十年来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性裹挟城市的面具，彻底渗透到村庄、渗透到生活于此地的人群。黄灯借由对于亲人生活轨迹的刻画，试图展现出身为农人的亲人面对复杂社会变化时的生活状况。有评论认为，在黄灯笔下，乡村不再是寄寓乡愁的载体，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倾其智识、关怀于其中的“问题的场域”——凸显真相、直面问题、寻找可能。与这部作品同期推出的《大地册页》，则是作家杜怀超以农民儿子身份所重构的老年父亲辛劳勤恳的生活图景，以富有节奏和诗意的语言对于个体以及他身后所站立的一代农民的生存与境遇进行了剖析和追问。
    与这一类作品相比，作家金宇澄在书展上带来的非虚构作品《回望》则更多了一份对于历史的探寻意味。在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繁花》之后，《回望》探寻的是他曾被“拒绝进入”的父亲的人生，材料、文本、信件、照片、记忆，揣摩、研读、思量、设想、斟酌，金宇澄以一种近乎“考古式”的审慎态度形成了对于父母亲一生故事的刻写，也成为对身处特殊时代、从事特殊事业，被历史有意无意遮蔽，又在时间烟尘中湮灭的那群人的再挖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书写必定是厚重甚至沉重的，但又是作家在其写作生涯中无可避让的。正如作家王鼎钧曾说的：“倘若作品只炫示自己的思想，怎么样对哲学也逊一筹，倘若只以记述事实取胜，怎么样也输给历史，文学自有它不可企及取代的特性。”借助非虚构形式的《回望》，金宇澄所完成的是对于个人风格的再定义，这种定义并非写作具体层面，而更在于作家在关注与思考下摈弃外在形式而构成的独特自我定位。
    除此以外，作家宁肯新近推出的《中关村笔记》则代表了非虚构写作的又一类主要构成。建立在大量田野调查和辩证思考基础上的《中关村笔记》，是宁肯长期深入中关村生活、多次跟踪采访形成的作品，追根溯源地探究了这座“中国硅谷”的崛起经过，并以文学的形式加以呈现。对于真实性和文学性关系的平衡与到位把握，语言的美感与节制使得这部作品与众多描写中关村创业历程的“励志书”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质感和深度。站在他者角度的非虚构书写，读者近年较为熟悉的是以美国作家彼得·海斯勒的《寻路中国》系列为代表的作品，虽然旁观者视角使得这类作品的深入具有一定困难，但也正是不完全浸入的旁观者视角，才提供了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对照和思考空间。在本届书展上，阿根廷作家马丁·卡帕罗斯所带来的《饥饿》就是他者视角下对于“饥饿”这一全球性困局的阐释。从印度到孟加拉国、尼日尔、南苏丹、马达加斯加、美国、阿根廷以及西班牙等地，他进行着严谨的田野调查，也记录和分析着可能会导致饥饿的众多原因：极度贫穷、战争动乱、健康问题、投机经济……作品用非虚构的方式触摸真实的死亡，定格在死亡边缘挣扎的群像，在这一议题下，他笔下的文字展示了非凡的洞察力。
    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什么是文学能够做的？书写者究竟是记录者、见证者，还是亲历者、共情者？这一对于非虚构写作的定位，至今并没有定论，但我们所看到的是写作者们不断地尝试和接近，接近他们笔下的真实，更接近他们心中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