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海外华文小说的丰饶和有趣主要来自题材创新，我把它的关键词设定为“谜”，在冗杂的细节谜团中，隐藏着创作者对年代、历史、人性等核心问题的个性化表达与阐释。这些谜语，有一个相对集中的设计思路是“逃离”与“寻找”，错综复杂的线索铺设于历史、现实、家族的网络，最终被揭示的谜底是人世真心。当然，2016年出版的三个精彩长篇，是归属于2015年的重要文学收获。张翎《流年物语》、袁劲梅《疯狂的榛子》、葛亮《北鸢》以立足于改革开放、抗战、民国的年代叙事，传达生命体验与中国经验。
    张翎说：“《流年物语》颠覆了我自己对真相的固有概念，使我领悟到，真相的对立面，不一定是谎言，也许仅仅是另外一种真相。”小说的趣味正在于无论是历史之谜、现实之谜还是心灵之谜，各种谜团的构成和解开都在呼应着一种可能，进而投影出人生的种种图景，由此也使读者能对人性始终心怀敬畏和期待。
    历史之谜
    陈河的《甲骨时光》是一部“甲骨”密码，虚实相间的故事不仅拨开了“甲骨球”的迷障，而且梳理了殷商历史与文明。这是2016年很有特色的一部作品。它仍然是围绕“中国故事”的主题，却提供了不同的叙事视角和叙事方法，将历史、文化、民族、神话、盗墓、灵异等多种元素融合在一起。沉厚的历史感和鲜活的现代感交互激荡，同时作用于小说的文学性与可读性，令人耳目一新。我认为《甲骨时光》的改名，确实优于原名《三折画》，它如同瞬间打开了时光隧道，让人物与读者共同穿梭于殷商和民国。陈河的写作技巧体现在将历史、年代、国别、宗教等常规性叙事元素按照严肃与通俗两条叙事链组合起来，用推理演绎的方法激发故事性。小说视中国文化象征“甲骨文”为叙事基点，合拢远古和民国，甲骨球的发现成为整部作品的枢纽。商周，以贞人大犬的写史故事来埋设甲骨球来历；民国，通过杨鸣条、蓝宝光、明义士、青木的中外寻宝故事来破解甲骨之谜。相比较而言，商周线叙事稍显冗赘，姬昌与商纣之间的囚禁之恨和杀子之仇，倒可以省略。《甲骨时光》精彩的篇章是对“三折画”的破译，中、加、日三方势力齐聚安阳，在由来、解析、论证、实践四个角度详细推算出“甲骨球”的准确位置，叙事完整且生动。贞人大犬和宛丘巫女，杨鸣条和梅冰枝，两组人物古今对应，喻示从神性到人性的回归。但在实际文学效果上，梅冰枝这个人物与设计初衷还是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游离，性格略牵强空洞。《甲骨时光》的最大意义是对既有写作模式的一次更新，拓展了“中国故事”的题材范畴，不再是单从年代、事件、人物等通识角度切入，而是扎实地设定以文化为突破口，将中国传统文字、中国历史故事、中国文化精神凝练于一个生动故事里，以扎实的中国古典文明建构小说风骨的宏伟气势。
    《北鸢》也是今年重要的历史题材作品，它延续了《朱雀》的创作思路，葛亮仍将中国故事以家族故事来承载，将中国文化以民国文化来主导。“风筝”意象是小说核心，内蕴“命悬一线”与“一线生机”的特殊释义，作者在种种不遂人意的人生中设迷局并解迷局，呈现危机与希望永恒并存的命运。2015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第12期的《北鸢》只节选昭如、昭德姐妹在20世纪20年代十面埋伏的命途遭际。而全本《北鸢》是一部“大制作”，时间横亘军阀割据与抗日战争两处乱世，家族、性别、地域、诗画、曲乐、民俗被放置于“年代”框架之中，以卢、冯两大家族为故事重心，以文笙与仁桢的成长经历为写作线索，小说道尽大家族的明雅之义与巧丽之情。《北鸢》在艺术设计上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对称性，“文笙线”、“仁桢线”就如同葛亮放飞的两只“风筝”，牵引着卢、冯两家的上升和跌落、低徊与突围。
    现实之谜
    海外华人文学一个有意思的创作现象是汉语作品常以书写异国生活和域外经验为特点，如《又见棕榈》的苦、《芝加哥之死》的痛、《丛林下的冰河》的执、《少女小渔》的忍、《北京人在纽约》的喜；而英语作品更青睐以中国古代、近现代故事为创作蓝本。近年来这一趋势被扭转，越来越多的华文文学创作者致力于“中国故事”的写作，特别集中在20世纪40-80年代的大陆历史事件与民间景况，而华裔作家转向对西方故事的开掘和记录。因此，当华文文学再度出现能紧扣和反映异国当下生活的小说时，反而制造出题材的新意，它直接冲破了读者对异域生活的思维惯性，即边缘人、隔膜感、他国梦，更重要的是能重构现时理想与现实的鏖战，哪怕是野蛮生长的欲望。“现在时”的华人故事不应该成为盲点或空白，它仍需要具象写照。
    张惠雯笔下的“新移民”故事格外观照个体的心理世界和情感空间。她写的是一种“现代病”，即“如果你有幸和任何一个生活于幸福模式之家的人深谈，如果你能窥见哪怕一丁点他的内心世界，你几乎都会发现那种无法治愈的、现代的烦闷，那种挥之不去也无所寄托的欠缺与失落。”这几年，我阅读了《水晶孩童》《爱》《垂老别》《两次相遇》《岁暮》《旅途》《十年》《欢乐》后，赫然发现2016年的《场景》是她转向对女性内心探索的作品。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虽过着安逸的中产生活，却早已对域外生活心生厌倦，“过去，曾经，她很骄傲，不担心变老，她想如果一个女人坚信她爱的人会一直爱着她，持久而忠诚，就不会害怕老去。现在，她逐渐明白了时间是什么，它像一个怪兽的影子，在你身上缓缓爬行、蔓延，从头到脚，直至完全地覆盖住你，把你丢弃在阴暗中。”“她”巧遇了一位从大陆来美国访问的作家。《场景》倒叙了“她”与作家间爱情的发生、发展与终结。相遇，打破了现有家庭生活的程式，“她”开始留意到了自己苍白生命里涌动的生机。理智是个形态各异的生活的亲历者和智者，它在最后关头拉住了“她”，协助“她”草率地结束了这场爱情。“她”躲进怀念，定格与作家相处时的一个个场景，并倾注和寄托“她”的真情，“她明白了过去不曾明白的那些滋味：激情、背叛、愧疚、恐惧、时光的无情，遗忘的残忍……你听到冥冥中传来的远方的音乐，你走过去，你经历了、记住了，那里面有刻骨的痛苦，也有生命所能给予你的最大程度的幸福。”
    陈谦的《无穷镜》和《虎妹孟加拉》视角独特，都蕴含着比较稠密的时代意义。《无穷镜》以美国范式的硅谷高科技公司为叙事背景，以华人“新移民”中的白领女性为表现对象，珊映、海伦、郭妍、安吉拉四个女性故事互为镜像，每个人的隐秘都因不经意留下的Evidence（证据）而被逐渐披露。作者揭示了一种具有人类共性的No Evidence（不留证据）式的本能戒备，人生不由得自己来掌控生活。珊映的创业逐梦以失去家庭为代价，而功成名就的海伦正是她的参照。“我知道，总是对别人的生活提建议很不美国，但我还是想对你说，其实梦想跟日常并不矛盾，我们中国人追求和看重的天伦之乐，是最本质的东西。”海伦赢得的成功定位来自“贤妻、良母、好姐妹、出色科学家、杰出的工程师、良师益友”，但无人知道她最渴望是成为小提琴手。陈谦似乎在暗示，正视自己的内心，才能跳出No Evidence的控制，重获自由。
    心灵之谜
    小说故事密切地围绕着人、观察着人。李凤群的《大风》和薛忆沩的《希拉里、密和、我》殊途同归地揭示一个问题：身体逃离是比较简单的行为，而心灵的寻找却是相当困难的过程。这两部作品都不是以故事性见长的小说，由多个人物的心理叙述搭建故事主体，穿插进复杂的身份谜团和情感谜团，需要依赖作家的引领和读者的理解，共同完成对自我的认知。
    《大风》采用的叙事策略是将全部故事交于人物来讲述，因为每个人的思路和角度都有不同，所以铺就小说迷象丛生的事件虚实和路径分岔，应该说，读者必须诚恳地从头至尾仔细阅读才能理清头绪。张长工、张广深、张文亮、张子豪、梅子杰都极力要从“此在”中逃离出来，或因动乱、或因贫穷、或因尊严、或因家庭，可他们奔向“彼岸”的途中，又极度惧怕“无根”、“无祖”、“无家”、“无父”的境况，迫不及待地寻根问祖，“钱又不是最重要的，不要以为我稀罕，我们祖上多的是。他的目标是找到祖宗”。我认为，张文亮寻根行为的终极目的是为社会卑微者的尊严找到依据。可人与故乡之间不再能达成谅解，李凤群把人与故土之间的悲剧性关系推进一层：个人与乡土之间是互相挂念或互相遗忘的，当人主动选择漠视和遗忘自己的过去，那么等你想寻回的时候，也终不可得，于是只能把他乡当故乡。“倦鸟总会归巢，而我们却将一去不返。”大风倏忽间起，为张家四代制造出飘忽不定的人生，但也正因为风，让私生子梅子杰得以“悬在半空中瞧到的东西比在地面上多”，可以清晰地审视他乡，审视家族，审视什么是谎言、什么又是真相。
    薛忆沩小说《希拉里、密和、我》，故事的背景是蒙特利尔，他以三个人物的经历重复提醒读者，血缘、爱情、乡愁，是镌刻在生命里的“最古老的喜悦和悲伤”。妻子的死、女儿的疏离、与韩国女孩的一次偶遇，使“我”想到可以去溜冰场释放并找回自己。“我”意外地结识了两个健康的“病人”：希拉里和密和。好奇心驱使“我”渴望获悉她们的所有秘密。希拉里自困情感之牢，密和纠结身世之谜，而两个谜的破译又逼迫“我”揭开真正的“移民”动机。“我”自以为窥探的是别人心灵，可实际上“我”被迫直面的是自己。“中国”成为三人故事联结的纽带，它是希拉里畏惧的地方、密和向往的地方、“我”逃离的地方，最终他们都因对“中国故事”的正视和理解而获得心灵救赎。
    这个冬天的奇特，并非是在异国遇到又失去两个谜一样的女人，《希拉里、密和、我》的更大创意体现在探究了新移民“海归”的心路。薛忆沩安排“我”的回乡，思考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共性问题：“移民最大的神秘之处就是它让移民的人永远都只能过着移民的生活，永远都不可能再回到自己的家。‘回家’对移民的人意味着第二次移民。”“我”的归来，与查建英《丛林下的冰河》里“我”的回去，形成了相当有价值的对比。前者“我”与父亲和解，并尝试与护士长开始国内新生活。后者“我”回国后，没有发疯“跳楼”，而是跳上飞机回了美国。薛忆沩对“我”的留下作出解释：“我决定回到已面目全非的故乡去。我知道我已经不习惯那里的空气和风气。我知道我已经不习惯那里的喜悦和焦虑。我知道，经过这15年的移民生活，我的故乡已经变成了异乡。或者应该说是我自己已经变成了异客？……在这个‘全球化’的大时代，在这个信息共享的大时代，我们都变得无法理解对方了，我们都变得以为是对方变了……”
    2016年有一部必须被阅读的作品。白先勇说“人一生的挣扎都蛮值得同情的”，《Silent Night》续写了《孽子》里深陷堕落的“青春鸟”被拯救后的生活。余凡、保罗、乔舅、阿猛，小说没有详述他们的具体生活处境，但作者却以一以贯之的悲悯抒情诉尽他们一生的精神困境。纽约“四十二街收容院”是救赎之所，它给予了“边缘人”互相搀扶和互相慰藉的机会。白先勇小说如30多年前一样，让人心泛涟漪，始终以生命不易、人间有情唤醒读者对一切人事的宽容和怜悯。
    海外华人小说有两个方向需要特别被关注。一是通俗文学的发展。今年的通俗小说，在武侠、言情、推理、谍战等方面都已有一定数量的作品储备。比如薛海翔《潜伏在黎明之前》是故事性和技巧性兼具的电视剧作品。薛海翔与影视的缘分，在1998年写作《情感签证》时已有伏笔。作品采用“后设小说”的叙事技巧，围绕着作家“我”创作一个名为《情感签证》的剧本而展开。他不断打破所讲述故事的真实性，对逻辑、理性和秩序重新拆解，记忆和思想碎片的组接使文本升腾出黑色幽默的意趣。二是新生代作家作品。张惠雯、葛亮、李凤群、山飒、柳营、周洁茹这些“70后”作家，都具备独立的文学理念和艺术风格。
    同时，我想说，年代故事也没有过时，它是有其独特意义的，“每一个时代，在不同的家族历史中都有着各自的、甚至是迥异的记忆和诠释，这也是为什么书写同一年代同一事件的文学作品，会有许多个不同的版本。小说能做的，就是尽量真实地呈现一段私人版本的历史。”（张翎：《真相的对立面，不一定是谎言》）不同阅历，积累不同经验，再结构不同故事，才能衍生与绽放五彩斑斓的人生和千姿百态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