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剧照
    今年是江苏省昆剧院《桃花扇》创演30周年的纪念。4月，在北京大学开始了《桃花扇》全国巡演的首演，10月又将在清华大学演出。《桃花扇》一剧，是明清传奇的殿军，也是昆曲走向极盛时在文学上的一个高峰。但奇怪的是，《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等古典名剧，常常见诸舞台，尤其是《牡丹亭》，几乎已成为昆曲的代名词。而《桃花扇》则不似这些古典名剧。自1950年代以来，《桃花扇》只有北方昆曲剧院和江苏省昆剧院曾排演本戏。而整理的折子戏，也仅寥寥数折而已（如蔡瑶铣《寄扇》、石小梅《题画》、柯军《沉江》）。
    笔者曾在参与编选《昆曲艺术大典·音像集成》时，得睹北方昆曲剧院与江苏省昆剧院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排演的《桃花扇》的录像。2006年，江苏省昆剧院制作《1699桃花扇》，其后，笔者陆续观看了《1699桃花扇》的多种版本（除青春版、传承版外，还有爱情版、音乐会版等）。近年因江苏省昆剧院在北京大学固定举办“春风上巳天”，又得以两度观看江苏省昆剧院此版《桃花扇》（1990年排演），因此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譬如在2014年4月19日，就携《寻不到的寻找——张弘话戏》一书观看《桃花扇》。在剧场里，戏与剧本两厢对照，深有所感，可作三点分述：
    其一，回归昆剧舞台美学传统。自1950年代以来，戏曲舞台多模仿话剧舞台，以大型实景及“声光电”的使用为新的舞台美学，是为一大弊病。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后，舞台美学渐有由繁至简的趋势。此版《桃花扇》30年的舞台景观变化即是典型。在最初演出的舞台上，设有实景。而如今的演出，则几乎还原到“一桌二椅”的传统舞台。这种变化，一方面与人们对昆曲的认知趋于传统有关，昆曲作为一种精致、丰富的表演艺术，过多的舞台实景不仅压缩了演员的表演空间，而且削弱了昆曲美学的表达。另一方面，据笔者观察，或许因青春版《牡丹亭》风行的影响所及。青春版《牡丹亭》的舞台并非传统的昆剧舞台，但白先勇所提倡的“琴曲书画”的昆曲新美学，以抽象、简洁、空灵为追求，既在某些方面契合传统昆剧舞台的美学，又承载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流动博物馆”之功能，呈现出某种“当代艺术”的特征。这种舞台美学，实则给传统戏曲舞台的观念带来冲击与启发，扭转了对话剧舞台亦步亦趋的惯性。此版《桃花扇》在舞台美学上的变化，恰好也呈现了30年间昆剧向传统回归的舞台美学。
    其二，重新发现昆曲的人文内核。于此版《桃花扇》而言，主演石小梅作为极度风格化的女小生，自然是其灵魂所在。而编剧张弘赋予此剧的人文内核，则与此相匹配，共同支撑了该剧。此处谨举二例：一是幕前曲《哀江南》，在开场之前，由多位剧中演员穿水衣轮流演唱这一套曲子。《哀江南》为《桃花扇》之名曲，也是《桃花扇》的意义之寄寓，但《桃花扇》改编演出时，因曲子较长，往往会被舍弃。此版《桃花扇》原来并无此曲，但某次赴美演出时将之加作幕前曲，之后便固定下来。这种处理，实则是对《桃花扇》所蕴含的人文精神的确认，开场之际便将全剧笼罩于悲剧氛围。二是对《桃花扇》结尾的改动，孔尚任原著结尾为侯方域与李香君双双入道，抗战时期的欧阳予倩改本则以香君痛斥侯方域，沉江而死为结局。而张弘以李香君寻找侯方域为结尾，仅仅是一门之隔，因李香君所寻找的是“理想的侯方域”，实则是“内心的幻影”，而形成“寻不到的寻找”之结局。
    这一点可与欧阳予倩所改京剧、桂剧《桃花扇》相对比。抗战期间，欧阳予倩应马君武之邀，到桂林进行桂剧改革，排演《梁红玉》《木兰从军》《桃花扇》等剧，其中以《桃花扇》最为轰动。桂剧《桃花扇》是由欧阳予倩此前所编京剧本改编而来，虽是借用孔尚任原著《桃花扇》的人物及线索，但又加入了抗战时期的主题，也即在爱国与投降之前的抉择。剧中李香君受岳飞“精忠报国”之影响，而侯方域则成为投降者的象征，最后李香君痛斥侯方域，沉江而死。这种处理，无疑是符合彼时抗战的时代气氛。《桃花扇》将南明的国家命运与抗战时期的中国命运互相映照，切中时代之情感，因而成为经典剧目。陈寅恪于1959年在广州观看桂剧《桃花扇》，即赋诗“兴亡遗事又重陈，北里南朝恨未申。桂苑旧传天上曲，桃花新写扇头春”。
    “寻不到的寻找”是“张弘话戏”一书的主题，也是他编剧思想的核心。对于人生况味的体会、对精神性的执着，以及对于文学性的玩味，都是张弘赋予此剧的新的人文内核，因而使得此剧在气质上不同于其他版本的《桃花扇》，也不同于时下的绝大多数戏曲作品，给昆剧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其三，开掘昆剧舞台的空间。张弘的剧作，在体制上追摹元杂剧，善于体会剧情，并借此开掘昆剧的戏剧性空间，赋予其更深的内涵。此次《桃花扇》巡演号称“一戏两看”，即连演两天《桃花扇》，第一天是本戏《桃花扇》，第二天是《桃花扇》选场。《桃花扇》选场，是由张弘整理挖掘《桃花扇》传奇里的新旧折子戏串折而成。《桃花扇》常被认为排场不够热闹，不适合舞台演出。但经张弘之手，《桃花扇》折子戏里的戏剧性要素得以显露，因而显得“好看”。其成功之例，如《题画》《沉江》二折，虽是新编，但已成为经典剧目。此次演出，又增有《侦戏》《逢舟》等折，《侦戏》以阮大铖想交好复社文人，不仅送自己的家班演《燕子笺》，并派遣家人偷听复社文人的议论，通过家人每次报告的变化，来营造戏剧空间。而《逢舟》以昔日秦淮名妓李贞丽已流落为老兵之妇，在黄河上巧逢苏昆生，来展示乱世无常之时空。
    近些年来，将“复古”作为“创新”的手段，挖掘整理古代的昆曲文本，使之重现于舞台，成为昆曲创作中一种主要的潮流。但是，更重要的或许是，无论是“复古”或“新编”，昆剧舞台的传统美学如何得以体现，甚乃重新发现？在这一意义上，此版《桃花扇》的理念、发展与变迁，正是值得关注与细论的典型文本。
    (作者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昆曲传承与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