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年3月，中国的进城务工人员大约有2.8亿。由于文化诉求和媒介方式等原因，这个群体很少发声，尤其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他们似乎一直沉默着，也很少有人愿意去关注。近年来的影视创作领域，这个群体也有意无意地被遗漏掉了。我们希望，《春天里》成为一个开端。在建筑工地，在工友的简易宿舍，在连接乡村和城市的遥远路途上创造——
    “熟悉的陌生人”
    建筑工人，在都市的生活空间里，是“熟悉的陌生人”。
    每个城市都有在建的大大小小的建筑工地，我们经过，眼神掠过，都会有头戴安全帽、身着工装的建筑工人，三五成群，扑腾着尘灰，永远步履匆匆。他们跟我们寓居在同一个城市，呼吸着相同的空气，头顶满目晴空或置身漫天雾霾。然而，这个人群熟悉的身影于“城里人”又是印象模糊的。安全帽下任何一张面孔，似乎从来都没有清晰起来，我们很难描述他们细微的表情，更无法用自己的经验去想象他们的生活。除了不息劳作、挣钱养家，让我们陌生的，是他们的坚持与彷徨、失落与欣喜，以及他们的追求和抵达不了的远方。
    建筑工人，绝大部分是来自农村的进城务工人员。这群“熟悉的陌生人”，是城市建设的主力军，却一直游走在城市的边缘，也游离在影视作品关注的视野之外。
    4年多以前，接触到这个题材，是惶惑而欣悦的。惶惑，来源于对这个群体的认知匮乏，而这种匮乏正是产生强烈了解欲望的起点；作为创作者，跟绝大部分观众一样，对这个庞大而不乏某种神秘色彩的群体有着不可抑制的好奇。之所以欣喜，是隐约地感到：这个选题尽管很“冷门”，和流行的潮流远远拉开了距离，但它很可能别辟蹊径，通往一片繁茂而辽阔的天地。
    中国现代化的版图上，农民离开故土进城务工的历史，也正是中国城乡经历着巨大变迁的历史。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们穿行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劳作，挥洒着他们的汗水、青春与梦想。他们变戏法一般，让一座座城市换了新颜。与此同时，浸染于城市文明之中的农民工们，又将城市文明带入了乡村。他们不仅是城市与乡村的建设者，更是城市文明与乡村伦理交互的纽带。他们塑造了城市，也改变着乡村。
    这是一个不应被遗忘的群体。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城市文明的衔接，是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期一个含义丰富的话题。而聚焦进城务工人员，讲述他们的故事，则有可能从一个新颖的角度管窥时代、社会、人性人心和社会道德价值体系的变迁。
    温暖而百感交集的旅程
    这样一个特殊题材，自然确立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自然需要走近进城务工人员群体，从细微处建构对他们的生存状态、人格特征、情感表达方式真切而生动的感知。
    我们的采访，始于江苏扬州、南通两个建筑之乡，从最基层的工地开始。钢筋工、砌筑工、电工、木工、架子工……每一个建筑工种，都有一套自足而又相互勾连的行规（包括技术层面和行业规则层面），有很高的技术含量。我和刘汀、张辉两位编剧搭档，还有制片人庞建，和建筑工人同吃同住了一段时间，在观察、聊天和采访中一步步加深了解——他们的观念形态和人格结构，他们表达情感是什么方式，如果碰到了挫折和困难通过什么方法去应对——总而言之，在最近距离的接触中，感知他们的“日常”。
    由于故事讲述的是江苏建筑工人进京打拼，我们后来又折回北京，专门走访了好几家江苏在京的建筑工程队。有些打工者，来京已有十几二十个年头，当了包工头，进入了管理层，甚至成立了建筑公司；也有些刚刚入行的“新生代”，初出茅庐，对未来既迷茫也怀有无限憧憬。他们来到偌大的北京城，如何寻求在这个大都市里的身份认同，如何适应陌生的环境，如何安排工作之余的生活，如何处理个人家庭与情感问题……我们抱着这些疑惑，走访，探询，求证。采访对象涉及到行业领头人、经营管理者、工程队负责人，再到最普通的工人。这个工作分了好几轮进行，断断续续有大半年时间。
    这是一段温暖而百感交集的旅程。从选题到剧本完成，历时整整3年，当中编剧团队去江苏采风10余次，大大小小的剧本研讨会开了15次左右，请了建筑行业代表、民工代表、文学艺术和广电行业代表，还有大学专家教授，轮番来论证，吸取了诸多有益的参考意见。
    枝繁叶茂的生活，永远是创作的导师。这部作品里，我们无法囊括这个群体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一定会有疏漏和浮浅之处；但剧中许多情节的确从采访中挖掘而来，在编剧环节，包括此后的拍摄制作环节，主创团队都在努力还原真实性，追求现实感。从一开始，这个故事就拒绝架空和悬浮，希望紧贴现实的土壤行走，也希望观众看完这个故事后——关于进城和回乡，关于坚持和坚守，关于如何应对名利和欲望的诱惑、怎样面对人生的挑战和磨难——会产生些许心灵的共鸣。
    三张面孔：从乡村到城市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春天里》着力最多的是从江苏疆宁田园村来到京城闯荡的三兄弟——三张面孔，三种人格。他们是故事的主人公，也凝结了我们对进城务工人员群体从情感到理性的认知。
    二哥铁振国，是经过一定艺术典型化的进城务工者形象。他做任何事情都有强悍的人格力量，初生牛犊，敢打敢冲。性格极其执拗，不服输、不怕苦、不怕难，这是乡村人格的一种延展。铁振国来到城市后，他的坚韧、勇敢、不势利、不世俗的性格特点和异化了的某种城市人格发生了碰撞；他骨子里的那股“轴”劲无处不在，绝不接受别人的施舍，永远坚守自己的感情和信念。重情重义，是他身上显著的人格表征。在今天这样一个趋利的世俗化时代，铁振国的“义”除却“已诺必成，不惮其躯”的江湖侠义成分，更是一种承诺，一种信任，一种期许；铁振国也是一个用“情”至深者，对亲人、对恋人、对恩人、对工友、对老板，甚至对敌视打压他的对手，他都有自己质朴的情感表达，既爱憎分明，也有着基于人道的宽容和怜悯。
    在我们的创作初衷里，铁振国所代表的这样一种人格形象，与今天的自利、务实型的人格形成了比照。进城闯荡和创业的征途上，铁振国虽然伤痕累累，依然凭借他的情、信、义、勇，走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他从进城后一文不名、一无所长，当保安、做泥瓦匠，拜师求艺，苦练勤学，用自己的本事和人格逐渐征服身边的人，帮助工友们争取权益；再然后成立了自己的建筑工程队，在近乎惨烈的竞争环境中，咬牙坚持，风雨多经，一步步靠扎实的手艺和诚信走出绝境，事业有成，造福城市建设，又反馈家乡。毋庸置疑，铁振国的形象带有一定理想化色彩，他身上融汇了许多我们采访中了解到的真实人物原型的基因。
    高中是非典型农民，是考学进城的大学生。他和表哥铁振国构成了鲜明的人格比较。不同于铁振国的坚守，高中抱定了出人头地、做一个地地道道城里人的执念。面对金钱、情欲和成功的诱惑，他的欲望和野心开始膨胀，他可以违背自己的良心，可以背叛和欺骗亲人和恋人，一步步走向歧途，成为了一个不择手段的成功学践行者。大哥铁头，则代表了尤为典型的乡村人格，内敛、朴实、坚韧，他可以容忍、可以谦让，像个和事佬，善良淳朴，息事宁人；他们骨子里有自卑的成分，觉得自己文化程度不够，所以对城市是一种仰望的姿态。铁头背井离乡来到城里，并没有什么高远的梦想，就想着每年多一些收入，回乡盖几间房，给儿子添几样玩具，给媳妇儿买些新衣裳——而这看似卑微的愿望，却是千千万万进城务工人员最真实、也最令人动容的心声。
    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变迁给人最直观的感受，便是城市里越来越挺拔、越来越摩登的大厦高楼。每一幢建筑物，都凝聚着一群进城务工人员血肉丰满的创业史。今天的中国，变得越来越城市化，现代化、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而这群人依然都在烈日炙烤和严寒侵袭下劳作，日复一日，付出汗水、青春乃至生命。
    到2017年3月，中国的进城务工人员大约有2.8亿。由于文化诉求和媒介方式等原因，这个群体很少发声，尤其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他们似乎一直沉默着，也很少有人愿意去关注。近年来的影视创作领域，这个群体也有意无意地被遗漏掉了。我们希望，《春天里》成为一个开端。在建筑工地，在工友的简易宿舍，在连接乡村和城市的遥远路途上，有比我们的想象更沸腾的故事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