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3年回答李云雷的访谈中，洪子诚先生谈过一个有意味的现象：“我在不同的学校演讲，总有同学提出这样的问题。除了为什么没有写路遥之外，还有为什么不写王朔，为什么没有写王小波。为什么？我也有点纳闷。”我倘若当时坐在台下聆听洪子诚先生的演讲，可能也会问类似的问题。
    2009年博士毕业后到华东师大中文系教书，仿佛被无可名状的力量所牵引，工作后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写的路遥，之后从韩寒开始写到王朔、王小波，基本上在洪子诚先生提到的这条延长线上。这条线索上的作家，一方面在当代文学史之中缺席或居于边缘，一方面在“改革”以来这三十多年成为青年读者热烈的阅读对象，一冷一热，一直持续到今天。对于这个脉络的作家，不能仅仅以痞子文学、大众文学之类来打发，比如王小波《万寿寺》叙述形式之精妙，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作家中，恐怕罕有匹敌。
    文学史总是分裂的，总有一些不容易放进去的作家，比如曾经的张爱玲与沈从文，回到文学史之后改写了文学史。这种“重返”自然不仅仅是美学意义上的，如王德威先生近年来着力于文学史之中的“抒情传统”，背后有微言大义存焉。容我东施效颦，从王朔、王小波到韩寒，是否存在一条“反讽传统”？
    这几年来读书，凡是深受触动的，都或隐或显地围绕这个点展开。印象深刻的有特里林《诚与真》、卢卡奇《小说理论》、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海德格尔《尼采》、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尤其是读克尔凯郭尔，如受电击，像《论反讽概念》这样的著作，是在孤独的“个人”第一次出现在思想史的时刻，提前了一个半世纪写给“80后”的。
    在我个人看来，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一样，都是感时而生。学术研究有时如油田勘探，如果想有所成就，最关键的是站在历史能量翻涌的那个位置上。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越来越远离现实人生，慢慢变成陷落在核心期刊、课题项目、职称考核、表格填写的数字游戏。在这套繁琐的科层化规训下，我们渐渐遗忘了这个学科自诞生的那一刻的使命： 中国现当代文学始终与现代化的中国血肉相连。
    没有什么预先的计划，从2009年到2014年，我这五年来的研究始终围绕当代文学的边缘作家与反讽传统展开，写了一些零散的文章。这批文章按时间顺序先后发表在《南方文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今天》《天涯》《文艺研究》等期刊，感谢以上期刊的编辑老师。此外论述王小波的章节获得第四届唐弢文学奖，论述韩寒、郭敬明的章节获得《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一并感谢以上奖项的评审专家。金理兄在我上海南郊的家中小酌时，建议我以反讽为主题将这些文章汇集成一本专著。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胡远行主任、林雅琳编辑的细致工作，借这次“微光青年批评家集丛”出版的机会，我整理出这本小书，更为集中地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本书的话，大概可以说： 虚无是思想底色，反讽是美学形式。不过写完全书，我真正醉心的，是这些作家在虚无边缘的挣扎。一篇评《老炮儿》的影评中引了这样一句话，“我们老了，但还没有老透；我们燃烧过，但还有没烧完的部分。把它都烧透吧。”我不算老，但不知道为什么，很喜欢这句话。
    上海 二三书舍
    201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