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觉得，写小说就是在往墙上钉钉子，然后再往钉子上挂包袱。所有写作者的前面都有这么一堵巨大的无边无际的墙，不过上面已经密密麻麻地满是现成的洞眼，现成的钉子，并且已经有了大小不同的各样包袱，有时候啊，你简直都找不到一个空地儿。
    钉子当然只是个比方，约摸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主题。主题其实是恒定的，一代又一代作家前赴后继，永远在写着这些千古而倏忽的事情，比如青春期成长、性的觉悟，比如爱情的发生与幻灭，比如贫困之境与对成功的无限渴求，比如新旧交替，以及交替碾压中的人性等等。就像戏剧界会归纳出N个永远有效的戏剧主题一样，小说的主题也能拉出一个清单，像大小不一的钉子，我们所看到的长篇短篇中篇，不过是挂在这些钉子上的包袱。
    大部分时间，读者看不到后面的钉子，他们的注意力总是在包袱上，这是必然的。外观上看如此，理论上讲也是如此，决定一部作品是否成立、是大是小、是钢铁是棉花，不在钉子，再陈旧的主题都能有当下的个体化的解读。说过的话，永远可以再说一遍、再听一遍，不同的嗓门不同的语言振动着不同年份的空气，以及空气中的灰尘，这话，已然不同了。问题是，如何“已然不同”了？
    这就又要打另一个比方了。我曾经去看一个摄影展，那许多摄影作品中，空难、战争或吸毒者什么的无疑总是最为热门，但同样的背景与题材，更吸引我们的却总是些日常与细节，是街道上走路的人、正在准备晚餐的母亲，是窗户与帘子后的目光。它的焦点所截取的细节，既属于某个特定的框架(如战争、灾难、吸毒)，但更是超出那个特定的圈囿而延展至人类的日常生活。那个影展结束后有一个商业化的器材展，全是价格昂贵的各种机身与专业镜头。众人纷纷感叹机子多么好、多么贵，因此效果就是不一样;也有的见识高一些，认为关键是要亲临现场、要躬逢盛世、要贴近对象……有一位摄影师在旁边不作声地听着，最终还是急了：你们真逗，把机子给你试试，把你也扔到现场试试。这些都不是关键，关键是如何取景，如何构图，该留下什么，又该不要什么……
    我注意到他说到“取景”。写作者在这个问题上是一样的，刚才说到主题的钉子，或者具象一点，说到生活与时代，面对同样的复杂世情，同样平淡的市井日月，一个写作者的高下，肯定不在于武装上最先进的镜头，不在于气喘吁吁地去跟现实赛跑，最起码不仅仅是这样，那样弄出来的包袱可能真不咋的。文学之魅的奥秘同样在于“取景”。这个取景器是你所独有的，不同于别人的眼睛，也不同于先进的放大器，并且要胜出新闻、社论、电视剧或微博、微信，它核心部分所认领所介入的，正是肉眼所不及的、工具所不及的非物质部分。我相信每一位写作者都持有一个秘密的“取景器”在虚构或非虚构，在对世界进行剥离与萃取，这一取景器的层次、远近、构图、核心焦点、曝光参照、光圈系数，正是一个作家的眼光与气象所在，并最终生成和决定了他最终编织出的那只包袱将以什么样的结构、比例、内容、质地，去悬挂到那些完全公开的、几乎是透明的钉子上去。
    最终所呈现出来的这个包袱决定了结果，这大致就是通常所说的怎么写的问题。举个较为粗暴的例子。我们可以注意到，流行写作与畅销书，他们所选择的写作主题其实是同样的一些钉子，同样在写成长(青春校园)、爱情(古今穿越与粉红幻想)、人性(官场、成功人物传记)、冒险(悬疑、盗墓)等，只不过他们所披挂上去的，是够刺激的彩色灯泡，是跌宕起伏的过山车，或者直接就是一棵圣诞树……这些过分漂亮、讨人喜欢的包袱决定了这位作家与作品的体量、格局与寿命，它们像怒放的花朵，开过一个热闹的季节，或也就随风而去了。恰如另一些作家，在同样的钉子上，他们所挂上的是生锈的刀，是扔不出去的石头，是枯萎的枝条，是空空如也的笼子，是一首漂泊的安魂曲……这样的包袱绝不魅人，不那么戏剧性，甚至都没有那么巨大，可是怪了，它们就是可以长久地占据在那面墙上，像生了根安了家，无数的后来者，眼光会像被粘住了似的，在它的上面越拉越长，并产生了敬畏与谨慎：他是否真的打算在同样的钉子上，重新编织一个新的包袱，他有更经得住风吹雨打、经得住目光淘洗的想法吗？
    一部分作家可能就会在这里犹豫不决，或者干脆另起炉灶，他觉得他应当聪明一些，同一个钉子上，已经有了太好的货色，当然应当回避可能的风险与徒劳，但另一些作家恰恰就会在这个时候产生巨大的骄傲感，他不在意的，他偏要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钉子上去作为。他在影响的焦虑中诞生出一种毁灭般的信心，他相信他的包袱里会包藏着对同一个世界的另一种理解，或者，干脆就是另一个世界。随便想想看，同样是“反战”这枚钉子，海明威与冯内古特，他们的取景器、他们由此所拿出来的包袱何其不同！我从资料中看到过，在《五号屠场》动笔之前，冯内古特急疯了似的要在二战这个钉子上挂上他的小说，他找了很久，试过各个角度，失败了多次，直到最终，同一枚钉子上悬挂上了他的独一无二的“包袱”。
    当然，什么钉子啊取景器啊包袱啊，也就是说说，或者本都是不必多虑的事。真正高明的作家可能都不会让你看到钉子，你都无法准确地说清楚，它背后有没有钉子，是什么钉子，又有几个钉子？甚至也看不到包袱。你所见到的好像就是两三个人物、四五段回忆还有若干的晨昏，随意而辽阔地搭配在那里，这是没有了边界线与疙瘩结的包袱，是这已经融入了白墙、融入了视线、融入了世界本身的存在。
    我不知道我这一辈子，能不能写出这最后一种小说，这种处理掉钉子、也淡化掉包袱的小说。我知道我曾经为着寻找与众不同的钉子而耿耿于怀，也曾经为着包袱的大小与轻重而拼命往里面塞东西。又有一阵子，试图藐视和隐藏最初的那枚让我注目的钉子……我不知道，我怀疑我会一直惦记着这些事情，一直处于惶然取舍与自我斗争的阶段。当然，这都是需要的过程，而过程，总是大大的美妙于终点的。也好，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