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写作，如何写作？无数前辈大师谈过，再谈无非重复，重复还是要谈，这并非倔强或缺乏自知之明。写作即生活，人活在时代之中，所有的写作都会刻上时代的疤痕，差别在于，有的深些，有的浅些。我不认为有脱离时代的写作，伟大的作品并不是指它脱离了所处的时代，而是它审视它所处的时代，开启了另一种可能。人类的生活因此变得丰富，发展成为可能。庸俗的写作停留在呈现，缺乏发现的能力。这也说明，呈现是写作的基本要求，它是伟大的基础。我们能够发现什么？能为人类贡献哪怕一个新词，也是值得骄傲的。我这么说，没有说新即是好，问题在于，我们身在俗世，世界丰富，缭乱多姿，它并没有提供足够的新奇感，相反，我们因为重复而厌倦。激情退场，我们试图找一个安静的栖息地，接受不断重复的命运。激进的人们认为，四十之后都是余生：我们已经历生、爱，只有死是未知的。然而，那是一个必将抵达的终点。爱或许在某些人生命中缺席，床单上的斑痕，肉体的激情，充满快感的时刻，空虚接踵而至。肉体成为消费一种，心灵是否充实还是一个未知数。为了消解对必然到来的终点的恐惧，人类需要一个词：信仰。
    写作作为一种信仰，缺乏必要的约束力，它并不限定什么，但无形的边界控制着写作者。在远古时代，文字被认为是具有神性的。在我幼年生活的乡村，有“敬惜字纸”的说法，写过字的纸都是值得尊重的。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会成为禁忌。还不远的疯狂时代，将印有伟大领袖的报纸擦屁股，可能会导致生命的代价。对文字的敬惜，影响着写作，写作被神圣化，日常生活不配被书写，它只记录重大的事件，对人类精神有规范性、指导性的内容。从这个角度讲，文字是精神的载体，而写作则规范着人的思维和行为。写作上的每一次突破，意味着精神领域的一次重大解放，或者现实生活的拓展。写作并未超越现实，它只是将某个隐蔽的部分予以呈现，或者强化、放大，使之成为日常的一部分。通常，惊世骇俗的作品并不在于它书写了一个新的世界，而是将它强行展露出来，如同撕开一个伤口，鲜血淋漓，我们不得不正视它，不得继续忽略它的存在。《洛丽塔》曾经如此，它所表现的内容，今天看起来如此稀松平常。《洛丽塔》出现之前多少个时代，多少个洛丽塔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我们并不知道，但一定有过。即使在今天，我们的写作也非完全自由，依然有无数的禁忌存在，权力拥有者通过出版审查等方式装聋作哑，甚至不惜对冒犯者大加鞭挞。勇敢的写作如同布鲁诺，他维护真理，被另一种真理的维护者活活烧死。没有信仰，绝无这种可能。有意思的是，生活或者观念并无绝对真理可言，昨日的先锋可能会是今天的笑话。为了一个笑话去死，似乎是荒唐的。
    审视我们当下的写作，我有种强烈的厌倦感，它过于现实，过于机巧，我也是其中一份子。这两年，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应该如何去写作。如果我们将写作抽象化，它无非是将当下的境况文字化，我们试图将写作的根须扎进现实腐烂的皮肉，野蛮生长，开出让人震惊的恶之花。作为一个有着十多年写作经验的写作者，我看到周围有很多同行进入中年后，放弃了写作。开始，我以为是屈从于生活的压力，他们为面包放下手中的笔，我相信有一天，他们还会回来。后来，我慢慢意识到，和面包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紧密。他们不再写，一定是意识到了某种虚空，他们在问自己，写作的意义到底在哪儿，我为什么要写作？在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写作的重要性下降，面包的意义上升。是的，写了二十年，你发现，你写下的东西不值一提，你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仅仅只是沉溺于现实琐碎的书写，那些家长里短让人厌倦。爆炸、失业、财富梦想、股票、战争，发达的媒体时刻在直播现实。它如此贴近，如此冰冷，让人丧失书写的激情，似乎一切都被强大的资讯掩埋。写作，还能干什么？这个疑问压迫着写作者。
    不妨用科学领域打个比方。爱迪生和爱因斯坦，这两个大得不能再大的名字。如果让我们凭直觉选一个最伟大的，我想多数人会和我一样选爱因斯坦。这个问题值得分析，爱迪生作为一个伟大的发明家，他解决了无数现实问题，有力改变了我们的现实生活，比如电灯，比如电话，比如复印机，比如发报机……。爱因斯坦的成就我们不太理解，但知道他打开了一个宇宙。显然爱迪生是在基础理论的支持下，创造了新的事物。爱因斯坦却是那个建立了基础理论的人，在他的基础上，发明成为可能。对多数作家来说，能成为爱迪生已经是值得骄傲的了，爱因斯坦是神一样的名字。这么说，答案已经清晰。作为一个伟大的写作者，他要解决的是基础的、根本的问题。那么，什么是写作的根本问题？我以为无非是自由、平等和爱。这是任何书写的基础。写作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与人的发展一致的，我们注意到人的自由和解放是一个逐渐放大的过程。先让平民获得自由，接着让奴隶获得自由；从肉体的自由，到精神的自由。今天，我们已经不满足于获得人类的平等，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要求动物获得和人类平等的权利，也就是动物的生命、自由同样值得尊重。一个有尊严，有追求的写作者，必须立足在这些根本问题之上，他的写作才会获得价值，才能足够的坚定。在这个大前提之下，需要精确地分析我们所处的时代，探索如何扩大自由、平等与爱的领域。把大词细化，让它产生具体，可触的生命质感，让它切入我们零碎的生活。这是项卑微而无限的事业。好的作家有一种沙里淘金的能力，他能从细小的事物中发现伟大的意义。小说家在虚构生活，这种生活比真实的生活更加有力，深入人心，这是理想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