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一本小说集,名为《方死方生》。 《庄子·齐物论》里有一句“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在庄子看来,生与死,是与非,我与万物,都是相生相待相化的。这听起来很玄,却与我们有关。只要我们生存着,就一定有着生存的烦恼,就有着对死亡的思考。我们在一日三餐中静数时光,却在举筷的一刹那,看到窗外银杏叶黄了,继而随风飘落。此时我们陷入沉思,曾经也是这样的场景,与我们同桌举筷的老人,现在何处?多年后,也会有人在这个场景下,怀念已经离去的我们。正是这生死之间的领悟,让我们渴求生死之间绽现的意义之光,在超越生死的层面领会生命。 读书的时候,我曾在美国一所大学待过几个月。在这里,我遇到了一些中国留学生。他们的故事成为我小说处女作《彼岸天堂》的来源。美国当地同学邀请我去教堂,我听到神圣的赞歌从四方响起,我看到大家互相拥抱着忏悔,并表达爱意。一位红脸颊的老人问我,你看到自己的灵魂了吗?我不禁问,我的灵魂在哪里?而我就像跪在雪地里向达摩求法的少年神光,当达摩问我心在哪里时,我寻找那心,却不知道心在何处? 我承认,哥特式教堂里的音乐很神圣,我也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但那飞升的教堂尖顶上,我却没有看到我灵魂的栖息。那时我想,我一直努力追求那种哲学上、灵魂上的超越到底在哪里? 直到我读到《维摩诘经》里的一句话“从痴有爱,则我病生;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把众生的病当成我的病,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我突然明白,我必须在另一个维度追求人生的意义,向上追求精神的高度,向下体味每一种人生,关心每一种人生的快乐和痛苦。这就是我小说写作的原点。我想,这也是一个写作者应该有的担当。在我看来,一粒尘沙也是一个圆满足具的世界,一个陌生人的生活也与我息息相关。一个人的不圆满,就是这个世界的不圆满。我并不仅仅把这种担当作为所谓的亲近生活,因为我们本在生活中。我更希望在生活中思考生活,从生活中淬炼出精神,并让生活中的人们不时抬头看看天空。学哲学和写小说好像是两条道路。实际,这两条道路如同两段旋律,将会在某处融为一个乐章。就像物理学家在寻找统一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弦理论,我也在寻找能够统摄我人生的那根弦。 我曾在政府做过扶贫工作,某次工作中我遇到“阿娟”,她是我小说《方死方生》里“阿娟”的现实原型。她养活着残疾丈夫、孩子,还有患精神疾病的弟弟、弟媳和孩子。我站在他们面前,她弟弟坐在地上对我傻笑,弟媳跑到门口捡起鸡屎塞进嘴里。阿娟刚上完夜班,头发灰白,驼着背。她痛苦地看着这一切,却没有力气去阻拦。在他们面前,我笑不出来,更哭不出来。我想,是什么给了她勇气去担当这一切?在人性被认为是自私的前提下,她如何可以做到利他?但讽刺的是,她对家庭的拯救的方式又让她陷入道德的泥潭。这是否意味着,在道德崩溃的人世间,还可以另一种蔑视道德来显示神性的微光?此外,我还想用“方死方生”来谈论一种相对性,关于女警察与阿娟的幸或不幸,还有我们每个人看待事物的道德评判。 《罪愆》这篇小说也取材于几个真实案件,但我并不想分析案件,展示侦破过程。我特意用了“愆”字。这个字也是“罪过”的意思,但这个字的构成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是想用“愆”上面那个“衍”字来暗示罪恶的衍生,用“心”来询问我们每个读故事的人。这是一个关于罪恶蔓延的故事。因父母出外打工,小兔在少女时被邻居老人强奸,导致后来她心灵创伤,在某种触发下杀死了台湾商人。保安林军企图保护小兔而顶罪。警察郑维平知道真相,但无法决定应该逮捕谁。他对小兔有发自内心的喜爱,又不愿意无辜的林军死去。结局是一种悲剧式浪漫,郑维平企图带着小兔亡命天涯。其实,这可以看作是郑维平对自己生活的反叛和企图。好像他不再是重复价值或者遵从价值,而是要创造价值。我更想探寻的是,这罪恶的蔓延从哪里产生?是人之罪?还是社会之罪?会否成为一代人的悲剧? 《彼岸天堂》本身就带着讽刺,彼岸是否真有天堂?如果对于欲望来说,那天堂也许是地狱。但我想讨论的是,欲望是否就不合理?所以,对女主人公林雅,我当然无法评判,但我尊重她的选择,也许她没有选择。对男主人公肖恩来说也是这样,他仅仅只需要一点尊重。人们所想的往往不同于所遇的,所做的也不会同于所赞同的。这就是人生的悖论。人生就像驾车,拉车的是黑白两匹马。我们以为可以驯服马车,因为白马很听话,按照我们的意愿前进。但我们不知道还有一匹黑马,它随时会失去控制,任由我们如何抽鞭,还是会偏离轨道,把人生带去无法预测的境地。但这本身,就是人生。我很难定义在我眼里的文学是什么。以赛亚·伯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里说:“文学的正当性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已经无须思考。”所以我一直在思考着,我眼里的文学是什么。我把写小说作为探索文学的开始。作为不那么年轻的新人,我缺乏练习和技巧,我必须以勇气对抗恐惧。那勇气来自我的心,因为我的心告诉我的手,把这些写下来。我每写完一篇小说,会关上电脑,到林中去漫步。在自然中我不需要考虑太多,有关技巧、标准种种,我仅仅是在直观,在感受,体会一束光从树叶缝隙穿过,斑驳的影子里有无法描述的美。用心感受世界,用语言营造一个审美的世界。也许这个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我想,只要文学还有审美的意义,它一定会永远存在。 我在写作中也有困惑。中国并没有小说的强大传统,我必然要走向西方的伟大小说经典。但从内核层面来说,对惯常学习的西方世界体透人性的经典,我总觉得隔着什么,也许这就是我们东方内心根本的视域不同。我们并不善于分割看待一切,分为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让善恶镶嵌在人生中,并纠结人性。也许我们更加根本的文化起点是大化流衍的生生宇宙。在这个宇宙中,我们妙悟一切,追求心性的完整和自由。如同我前面所说,领会生命本身。我记得有一位印度诗人说,我们甚至连思维方式都是人家的。我想,如果总是亦步亦趋,没有真正属于我们自己文化气质的小说,我们能否创造真正的经典。新文化运动百年以来,透过翻译,现代汉语也在演变,词语组合更加开放,句式呈现复合的迷人态势,语序也在变化中增添意味。我们本就是这个世界的公民,所有关于世界文学的伟大,必然也在我们的文学语言中体现。这并不是胡乱杂糅,却是历史的另一种契机,我似乎能感觉一种具有新审美感的汉语语言范式即将形成。同时,如果我们能把外化的形式内化于我们的文化,并与民族文化精神相结合,我们的文学将有另一番气象。我并不敢说,这是一个在现代意义上中华文化复兴的时代,但至少应该是一个反思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我愿是其中一位反思者。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写作,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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