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战场的烈焰（中国画） 高剑父 艰苦岁月（雕塑） 潘 鹤 大叶紫薇（水彩画） 王肇民 护林（中国画） 黎雄才 广东自古是中国对外交流的窗口，它融汇中原、荆楚、吴越、巴蜀等本土多地文化，又接受阿拉伯、波斯、日本、欧美等域外异质文化，并在与之碰撞的过程中包容南北、蓄纳中西，熔铸成博大灿烂的广东文化。独特的人文地理，孕育了广东文化和广东人的独特品格。尤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东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试验基地，更引发出创新的热潮，呈现出夺目的文化景观。 艺术救国的理想 中西合璧的愿望 广东美术的百年发展，在民族危难、新旧交替的社会情境中拉开序幕。 这一时期，艺术救国的理想，中西合璧的愿望，融汇古今的诉求，让艺术家们的选择带有更多的理性和自觉——岭南画派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画派创始人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集革命家、革新家和教育家气质于一身，不仅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宣扬的理念，作为民族共同利益，而援引为瓦解僵化教条的武器，也将革命精神作为对待艺术的态度，同时更赋予中国画介入现实的历史使命，在画坛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方人定、黄少强、赵少昂、杨善深等第二代岭南画派的画家，便沿着“二高一陈”所开辟的“折衷”方向继续前行，进而将岭南画派的影响推送至海外。何香凝与岭南画派画家亦有深入交流，她笔下的狮、虎，寄寓着强烈的爱国情怀，表达了振兴中华的拳拳之心。 此时，广东画坛影响较大的还有因与岭南画派激烈争论而声名远播的国画研究会。守成抑或改变，实乃关乎中国画发展路向和前途的大问题，所以这场争论成了全国画坛的焦点。值得欣慰的是，双方在旷日持久的论战中，彼此观点不仅有交锋，更相互砥砺和相互促进。如国画研究会的重要画家黄般若、黄君璧，便通过这次论争打开视野，从单纯沿袭传统中跳脱出来，走上创新之路。 除了岭南画派的折衷革新、国画研究会的守护国粹，以油画为主的洋画运动此刻也如火如荼。被孙中山誉为“东亚画坛第一巨擘”的李铁夫，是最先到西方学习的“中国油画第一人”。他熟稔古典油画技巧，由形达神揭橥物象本质。与李铁夫的着眼点不同，林风眠和关良更青睐西方现代艺术，虽然他们也创作了不少反映现实的油画，但他们的历史意义更多在于融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理念于中国画，不仅使其呈现前所未有的表现力，还找到了可与西方强势文化对话的民族新样式。留法、留美的司徒乔，对西方绘画的写实技法进行了方法论层面的思考，采用写实加纪实的方法，表现悲情时代，履行人道主义使命。 广东雕塑也在此特定历史时期领全国风气之先。陈锡均、李金发、郑可等留学欧美归国后，不仅改变了几千年来中国传统雕塑“师徒相传”的作坊承袭模式，也对中国现代雕塑艺术的发展、中国现代雕塑教育体系的建立，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价值和作用。 民国时期的广东，高标民权、广揽人才。左翼美术家们正是借助此开明环境，自由开展艺术活动，充分表达文化态度。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10余年间，广东的左翼美术阵营由向外输出到分流，最终在广州、香港集结壮大，完成了自我更新的过程。大量优秀的左翼美术家云集于此，以开阔的视野和天才的灵感进行艺术实验，一派蓬勃朝气。广东左翼美术中最重要的是木刻版画，正是其奠定了广东版画在中国现代版画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且成为中国现代美术构建的成功案例。木刻家们早先学习唯美主义、模仿表现主义，简单而直白；后服膺现实主义，理性而客观。他们一方面吸取西方技法并努力融进民族形式，追求构图简洁、动态劲拔、对比强烈的审美风格；另一方面则从现实出发，由遭遇切入，将日常生活中看似无意义的场景直呈画面，把内心的深刻沉思通过客观叙述加以凸显。换言之，木刻家们运用中国传统艺术特征来表现当下社会情境，因此创造出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新图像风格。这种新图像风格植根于其诞生的热土，代表着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思想，既没有传统的腐朽气息，也没有生硬的西洋痕迹，完全是画家心灵锻造过程中凝练出的成果。如李桦、陈烟桥、唐英伟、黄新波、古元等画家，就是通过新图像风格作品，对现实社会的认识深度、情感态度和艺术向度，进行出色表达的重要代表。 时代精神的抒写 多元艺术的变奏 新中国成立后，历经战火和革命斗争锤炼的左翼美术家们生逢其时，不仅得到政府的有力扶持，还通过学院体制培养了后续梯队，在30年间让广东一直保持着美术强省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后期又形成令全国美术界瞩目的“广东现象”。 黎雄才、关山月、杨之光是这一时期的岭南画派代表。黎雄才的《武汉防汛图》，是对绵延数百里的抗洪防汛的史诗般铺陈，其成功意味着可以用肯定的答案，回应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画没有反映现实生活尤其是反映大场面斗争生活的能力”的诘疑。关山月有效拓展了中国画的表现能力，绘画语言随着不同对象场景进行自我调整，尤其是将中国画色彩与墨法形成有机体系，逼真再现了自然对象的体积结构和空间氛围，《绿色长城》《山村跃进图》便是卓越的体现。杨之光则重新组织了中国人物画题材的视觉叙事逻辑，极大提升了其参与现实的力度，如作品《一辈子第一回》，正是以古法述当下、一人喻万众、小事涵深意、平凡彰历史的典范。他还通过写意性笔法重构了笔墨与造型深层结合的模式，将外光甚至是侧光、逆光引入中国画，代表作如《激扬文字》《矿山新兵》。胡一川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从版画转向油画创作，他的《开镣》尝试将表现主义风格与中国民间美术相结合，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油画的早期名作。罗工柳积极探索革命现实主义美术的创作方法，其《地道战》《整风报告》等作品，为中国革命历史题材主题性创作提供了如何塑造典型的杰出范例。这一时期，广东美术的重要艺术家还有潘鹤、唐大禧、汤小铭、梁明诚、林墉、郭绍纲、陈衍宁、潘嘉俊等，他们都展示出统一政治主题和艺术技巧的非凡才能，并且平衡了社会评价与个人选择，整合了真诚信仰与道德要求，将个人情感与社会情感完美统一于流露自然之境。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美术随时代精神的变迁，日益呈现出多样性态势。从对形式主义的自觉强调，到对艺术本体语言的深入探索，再到对文化社会的多视角关注，艺术家们面对现实、关心现实、表现现实，通过作品反映世相风貌，折射追寻意义的不同姿态。而唯一不变的，是他们依然延续着自己的立场去书写历史。 我们看到，老一辈艺术家重装上阵，焕发新生；新生代艺术家充满活力，独立多元。20世纪40年代便已活跃于左翼美术家阵营中的廖冰兄，再次发扬了左翼美术的批判传统，以自己为原型，创作了系列漫画《自嘲》，其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至今值得深入发掘。一生蛰伏的王肇民，此时亦走进收获季节，其兼有东方深沉与西方机敏的水彩艺术，被誉为西方写实主义绘画进入中国后达到成熟的真正标志之一。回归故土的广东籍画家赖少其，于此时期走上艺术巅峰，他所创造的墨色结构和图像风格，超越中西古今之辨回归大象无形的大自在境界，使中国画创新有了别树一帜的参照样式。而客居他乡的广东籍画家苏天赐，此际也创造出具有浓郁民族气派的作品，其笔下的生命意象文情荡漾、诗意弥漫，完美融合了“西方的缤纷”与“东方的空灵”。许钦松也是这一时期广东中国画的代表。他以别具心裁的微妙视角，将焦点透视表现的实在之景，营造出吞吐大荒的壮美之境，投射了沉思、叩问人与自然关系的主题。还有方楚雄、苏百钧以及郭润文、黎明、李劲堃、黄启明、张彦、许鸿飞、方土、冯少协、范勃、王绍强、林蓝等更年轻的艺术家们，纷纷运用形态各异的意象符号，来归纳或涵映时代。他们不仅触动了时代最敏感的琴弦，也在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双重变奏中实现了飞跃，共同玉成了这一广东当代美术史上最多元、最开放、最包容和最具活力的阶段。 广东美术走过了百年沧桑，更创造了百年辉煌。而今，通过学习和体会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的重要讲话，广东文艺界和全国文艺界一样在鼓荡的春风中，再度扬帆起航。回望百年广东美术，继承性是其底蕴深厚的坚实基础；革命性是其精神内涵的思想底色；兼容性是其开拓鼎新的百川之源；时代性是其别开生面的主要特征；创新性是其生生不息的动力所在。一个世纪以来，广东艺术界英才辈出。他们凛然观风云，丹青写激情，从不等待、从不盲随，无论身处何地，都以坚定的步伐踏平坎坷、开拓境界，足履实地的去实现人生目标，向世人奉献了无数具有新创意、新语言、新内涵、新意趣的时代经典。 千秋垂范，高山景行；百年艺魂，其命惟新。7月8日至7月23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广东美术百年大展”，便是对广东百年美术丰硕成果的系统展示，而由中国美术馆甄选出参加展览的100多件馆藏广东美术家作品，皆为世间珍品！当我们品读这份融合着时代变迁和艺术演进的视觉长卷，一定会生发出充满底气的文化自信，感受到源于内心的创新使命，从而真正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的“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的文艺创作方针的深刻性和必然性！ （作者为中国美术馆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