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今天的文学走向了“轻量化”的方向，大众更关心的或许是股票涨跌、娱乐新闻、IP电影、财富榜单、时尚前沿，而文学有时在印证某些生活现象和大众狂欢时，才会被重新提及。一定程度上，文学越来越沦为现实生活的语言文字载体，或者将生活中的跌宕起伏和曲折离奇集中收纳，在一个个故事的引领当中获得对日常生活体验的个人冥想和情绪发泄。当文学与现实握手和解，当文学对生活的穿透已经远远不及生活本身的绚烂丰富，我们不禁要问，诗人何为？文学何为？
    其实，文学的能量远非只是现实生活的有效影像，它应当是刺破谎言或幻想的锐利尖刀，需要以情感、理性和审美的力量，揭去生活中本以为如此却毫不自知的一切表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门类相比，文学对社会、历史、市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因为前者是以实证的方式对特定对象进行整体和宏观的描述，并构筑出一副无可辩驳的“真实”；而文学恰恰关注的是那些宏阔架构中被忽视的人的生命状态、情感结构、思想波澜，它们虽然应和与编织了一幅幅真实的历史与现实纹理，但同时又构造出与意识形态描述中的历史、社会和现实相异乃至相反的另一个“真实”，这是文学独特的功能所在。因此，有能量的文学绝不仅是日常现实的再现，那是新闻报道或历史考古最擅长的技能，而在于能否以独立和自足的潜能，将同质化或均质化的世界进行剥离，从叙事、情感、语言、美学等方面，开启每一个人与现实生活相遇的各种可能，让人的心灵和思想，在文学世界的想象、沉溺、愤怒、留恋当中，获得释放、解放甚至信仰，哪怕其中夹杂着反逻辑、反理性的疯癫和迷狂，但这正是文学作用于人的独特方式，且是其他学科所无法取代的深度介入。这种独特的作用方式同样有着有效性的内在判断，即有效的与否、有效的力度、有效的持续，并构成了文学作品的经典和非经典、厚重与浅薄的衡量标准。
    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一些维度考察文学的力度和能量。其一，时代的证词。文学虽然并不需要直接描绘时代的复杂，甚至这种描绘充满着不可能性，因为文学是基于个人感性经验和理性经验的呈现，这种呈现不可避免地带着个人观念与生活体验的支配。但这并不等于作家可以放弃对时代的表达，相反作家需要在时代的纷纭复杂当中，敏锐地捕捉到其中所涌动的时代发展趋势，触摸到时代激荡下的生活丰富，以及这种趋势和丰富对生活其间的人所可能造成的喜怒哀乐，从而在时代与人的张力中，构建一种充满人文价值的理性智慧，这是文学参与时代的特有资本。其中既包括贾平凹的《极花》、范小青的 《我的名字叫王村》、王祥夫的《一地烂泥》等作品对时代进步所需付出的心灵代价与精神祭奠的文化权衡与质问，也有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诗》、黄孝阳的《众生设计师》等对人在新时代语境中可能的存在方式产生蜕变的瞻望、警惕与思考。
    其二，历史的叩问。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文学无论是对现实的挺进，还是对历史的打捞，抑或对未来的想象，都是在参与历史长河的灌注。因为历史在不断改写之中，文学却独辟蹊径地具有穿透表相的能力，它凭借的不完全是史料的重新爬梳整理，而是从中挖掘独特的精神素质。因为这些零散、碎片或流动的精神存在，想象的共同体得以成立，民族生活经验成为文学不竭的生发动力，张炜的《独药师》、格非的《望春风》、李凤群的《大风》，以及吴亮的《朝霞》、葛亮的《北鸢》、卢文丽的《外婆史诗》等作品，他们对革命、乡村以及家族的重述，不在于整理展示曾被遮蔽的历史暗角，而是试图以“人”为中介，重新建立文学记忆与历史内里的潜在对话机制。
    其三，社会的观照。文学如果妥协为社会现实的附庸，也就失去了作为文体存在的独立性，它需要以情感的力量，揭去表象，提炼真伪，撼动现状，它的实践不是直接的行动革命，却是观念、思想和心灵的刷新，以更长久、更深刻、更充满力量的理性力量，去全力构筑一个超越性的理想国，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付秀莹的《陌上》、徐则臣的《王城如海》、路内的《慈悲》、宁肯的《三个三重奏》等作品，批判与内省、表达与想象、呈现与抒情成就其叙事暗流，但一切都指向于当下人对存在乌托邦的无限憧憬与抵近。
    其四，人性的洞察。尽管文学的跨界被人反复称道，异质因素不断进入文学表达，但“文学是人学”时至今日仍是一个不灭的箴言，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作品，无不将对人性的勘探、审视、洞察、讴歌和批判作为核心命题，对人性洞察的深刻与否，成为人由个体走向主体的重要标志，而这种主体性彰显在张悦然的《茧》、张翎的《流年物语》、赵兰振的《夜长梦多》等作品中，是借助于历史、社会、地域等叙事外壳，展开对自我内在性和无限性的发现和怀疑、否定和确立的跋涉之旅的。
    其五，命运的抗争。文学一定意义上是弱者的精神武器。面对生存的苦难、命运的不公、厄运的捉弄，文学虽然不是救世主，但它却能在事件、形象、人物、审美的片段当中，以热烈的情感方式，告诫读者这一切不过是生命的常态，让受难者不至于绝望，让幸福者不至于昏聩，虚构的人物尽管经过了艺术的提纯，但文学却执著于存在姿态和精神韧性的传达，激起每一个人所潜藏的力量。现代社会对人的训诫力量的强大及对这种强大的反抗，成为“70后”作家散乱面相中的内在共同体，徐则臣的《狗叫了一天》、弋舟的《出警》、张忌的《沉香》、田耳的《婴儿肥》等小说，在雕刻生命无奈和荒诞体验的隐喻画面时，内隐的是碎片沉沦年代对生命张扬的积极行动与理想主义的拯救。
    其六，生命的尊重。文学捍卫着人世间的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尊严和权利。文学以启蒙话语的方式，传达出生命的重量高于一切的人文价值观。这种富有暗示性的语言行动，成为人类历史不断前行的生命激情，从苏童的《万用表》、张者的 《桃夭》、盛可以的《喜盈门》，到王安忆的《匿名》、迟子建的 《群山之巅》等，生命的内涵已经延展为人所身处其中的一切天地存在之物，这是人类对自我生命与它者生命“内在关系”的重新认知。
    在漂浮、流动、不安、诱惑的当下时代，文学既要直面总体为“轻”的时代征候，但更需要以理性、审美和情感之“重”，掀去浮于表面的精神幻象，这是文学在消费时代能够重新得到尊重的方法。尽管文学不一定能提供当前人类精神、心灵、灵魂和生命的迷茫救赎，但却扮演着一种对外认知世界和对内心灵探寻的艺术镜像，在警惕人日渐沦为符号性和平面化存在的同时，矢志不渝地呵护着人之为人的主体性要义——高贵、自由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