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承认，我最钟爱的小说形式其实并不是纯然现实的，或写实的。一些过于“现实”的作品，也许更深刻和扎实，在文学史上更容易占据道德和意义的制高点，在我看来，却缺了那么点儿超越和想象的意味，而这，正是文学乃至所有艺术创作的精髓。我的第一篇在正式文学刊物发表的小说《战争童谣》就带有几分魔幻的意味，之后的一系列短篇小说，例如《午夜呼救》、《雨中的栀子花》和《祭酒岭》，例如《冬日》、《歧路》，《夜行客车》、《案情叙述》，都探索了梦境与现实、生与死、记忆与历史的可能界限。在我看来这些界限都不是不可逾越的，截然可分的，它们都可以被打破。而短篇小说，恰好成了记录我这些并不新奇的古怪念头的一个载体。
    我曾长久被一个念头所纠缠，一个人，一个普通甚至卑微的人，在梦里以另一种身份过着另一种生活。对他（她）而言，梦里的生活才是他（她）真正想过的生活。他（她）念念于兹，心系于兹，在两种生活的交替中疲于奔命，终于有一天，梦里的生活代替了现实的生活，并实现了他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生命的意义。这个想法，直到我有一天偶然读到了有关苏绣的针法和历史资料，才有了清晰的具象。《苏绣》写的十分流畅，因为浩渺的梦境让我的笔触空灵而跳荡；而古代绣娘和现代文字编辑的生活，前者因距离遥远而给了我想象的空间，后者又是我曾亲历和熟悉的。整个故事的主旨，也许不仅在于梦境与现实的互通，更在于一种对艺术的，跨越时空和生死的，代代相传的爱与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