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个学科里，“现代文学三十年”似乎越来越不被理解为“当代文学”的前提，而在不觉间“当代文学”所延续的时间却已是“现代文学”的两倍并仍持续向前。可以想见，随着时间飞驰、话语堆叠，“当代文学”会使自己的传统愈加丰满，而“现代”与“当代”间的裂隙则会越来越大，“五四”先贤们的探索亦会被归入另册，他们所倡导的“个体本位”却仍远未完成，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从整个“后三十年”来看，20世纪80年代文学对社会的关系是“干预”，到20世纪90年代就变成了“关怀”，而今关怀也谈得少了，知识生产、学术创新成为了隔绝文学批评与社会的有效屏障。
    提起“个体本位”，不能不想起胡适，不能不想起他所提倡的 “健全的个人主义”，也不能不想起周氏兄弟，想起他们的“个人的无治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五四”先贤们提出的这些概念以及所做出的探讨，奠定了我现在理解自我与他者、个体与共同体、人与社会以及国家的基础，而且我相信这些探索和努力在面对当下问题的时候仍然有着不逊色的解释力。而现在，我们又到达了一个重要的节点。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个学科里，“现代文学三十年”似乎越来越不被理解为“当代文学”的前提，而在不觉间“当代文学”所延续的时间却已是“现代文学”的两倍并仍持续向前。可以想见，随着时间飞驰、话语堆叠，“当代文学”会使自己的传统愈加丰满，而“现代”与“当代”间的裂隙则会越来越大，“五四”先贤们的探索亦会被归入另册，他们所倡导的“个体本位”却仍远未完成，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目前对于当代文学的研究可能还远未到需要知识考古的地步，如果把1949年以来的历史简单地分成“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那么整个后30年的一条主线——包括社会制度的主线、政治权利的主线、思想文化的主线等等——就都是“个体本位”的复兴与增长。
    社会学家用数据提示我们，就在这30年里，农村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变成了包产到户；城市里单位制度寿终正寝；1986年开始实行个人身份证制度，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依赖于“个人身份证”而不是户口本和单位介绍信。“个体本位”已经成为了生活现实。而文学批评领域亦然，在“前三十年”的文学批评作品中，个体话语的呈现往往是很艰难的，以共同体身份湮没个体身份、以政治身份压倒文学身份的景观比比皆是。在这一时期，身为批评文章作者，署名却往往需要加上“××工厂工人、××公社农民、××部队战士、××民族群众”，以强化其共同体身份，至于石一歌、罗思鼎之类就更不必说。而现在，我们已经默认每一位文学批评者发布的批评文章都是个体表达，我们也相信每一篇批评文章都意味着文责自负。而且对于那些代表了某些共同体意志的“鸡毛信批评”、“消息树批评”，警觉和怀疑也是非常常见的态度。不知不觉山河改，可以说，在“个体本位”这个层面上，我们的文学批评与当前社会是一致和同步的。
    但需要注意的是，上文罗列的所有发挥了重大社会影响的内容都出现于制度领域，我们的思想文化或者具体到文学与文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跟随性的，而且这种跟随的程度在当下日加明显。“时代的镜子”、“社会的晴雨表”之类的指称被视为陈腐过时，马克思所言的“关键在于改造世界”也止步于修辞。我们的文学批评尾随着社会变革，亦步亦趋却还经常跟不上，常常回避重大的、严肃的社会议题，也往往与人性、正义这样的永恒问题保持距离。“个体本位”被局限在自我奋斗与自我利益之间，于是只能向“精致”的方向发展。想到有人一路奋战，却只能做到“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不让世界改变我们”。不由得让人心生忧虑。
    在某些领域——比如学院——文学批评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一旦搭上了知识生产的便车、于大学中安营扎寨，在这张安静的书桌上文学批评自然能稳定输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萌生的“学院派批评”于今一花独秀，这自有其渊源和道理。然而，追慕传统、强调源流、融入派别的文学批评似乎也在自我设限的路上越走越远，江湖上的刀光剑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茶杯里的小小风波。荒江野老、素心人语固妙，然而若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恐怕也无助于文学批评的良性发展。历史的螺旋似乎又走回了20世纪90年代的刻度，只是“感悟式批评”与“学院派批评”易位，而老问题却还是老问题。
    时代因素是必须要考虑的，前段时间有篇文章指出，文学现在已经不再掌握时代的核心知识，对于时代的发展、国家的运行已经不起主要作用，起主要作用的是工业、金融、高科技。这也就意味着文学本当从万众瞩目之中退场，“中心”固好，“边缘”也未必不佳。这当然是一个事实。但我们的文学批评在自己的主场——审美指导、意义阐释、观点输出、价值判断、思想操练这些方面也并没有取得很好的业绩。“被动”是一个可以形容当前文学批评的、合适的判断。实际上，哪怕是最专业的文学人口也是在被动之中实现了“个体本位”，是在种种“制度设计”之下，在有限的范围中遵循“个体本位”。这也就意味着这是在一个最低标准上的、最低质量的“个体本位”，意味着批评家与这个社会相安无事，文学人口已经甘于成为承担机械功能的、可置换的螺母和螺丝，而这显然绝非其应该填补的社会位置。从整个“后三十年”来看，20世纪80年代文学对社会的关系是“干预”，到20世纪90年代就变成了“关怀”，而今关怀也谈得少了，知识生产、学术创新成为了隔绝文学批评与社会的有效屏障。于是，是否“个体本位”也就不那么重要，只要自我满足、自我封闭于“知识生产者”的岗位，便可一边“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一边又焦虑于“被创新这条狗追的连撒尿的工夫都没有了”。朱学勤上一个世纪评说“六八年人”，说他们是“前十年你们有问题，却苦无学理；后十年你们学会摆弄学理，却可能遗忘问题，更遗忘勇气。”而今“70后”“80后”的新一代批评家已然登场，却是“登临还见旧山河”。
    显然，若说“旧山河”需要重新收拾，那么就必须使文学批评摆脱被动和自我设限，使“个体本位”不仅施展于学院也施展于社会。当“启蒙”被告别、“现代”被攻击、“知识分子”被丑化的时候，文学批评仍然应该也必须为其保留一席之地。一个需要重申的常识是——对人类而言，自由是习得的，而奴役是天生的，对自由的渴慕与本能性的屈服始终在我们身上天人交战，若无启蒙的砥砺，“个体本位”实无践行之可能。
    跟命运多舛的前辈一样，我们的文学批评缺少一个不被烈日灼伤的童年和少年，因此也就特别渴望脐带与乳房，但又因为从未成功弑父，所以又总忍不住想要口含天宪和自立为王，于是几代批评家们在一个逼仄的容错率下左右为难，总是找不到意义的不动如山。文学批评先是气血两亏，后是虚不受补，只得在洪流和惯性里兜转反复。时间长了，习惯也成了自然。文学从业者总还是要有一点责任的，如果文学人口放纵时代合唱的声音，令其无比巨大，个体的啁啾啼啭自然就被掩去了，为人所注目的，就只能是勋章和乳房。
    一个人如果只能活100岁，却喊着“爱你一万年”，这种爱就必然是虚假的；一个人如果只有轻浅的自我，却每每操持着巨大的能指，这个能指就必然是虚浮的。若是在一个虚浮的剧场里，把自己做成一出戏给世人看，那有什么意思呢？眼底尽是梁木，却还盯着别人皮肤上的荆棘，那又有什么意思呢？文学批评的每一字句都需要锚点，每一个批评者都必须是自己的尚方宝剑。虽然现如今已经很难怀疑文学批评走不出被围困的命运，而前现代专制和后现代解构排着队，在“启蒙”面前留下哂笑，这似乎真的让人心生绝望。但是，我们既不能仰望英雄，也不能瞩目于孩童，无论对过去还是未来，都不能交出自我。川上逝者如斯，一个时代的人依然要做一个时代的事。
    胡适在1929年说，“争自由的方法在于负责任的人说负责任的话”，以此为标准，文学人口似乎还可以再努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