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阶段性特征，使我们明白，“文学批评共同体”的存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阶段性特征，我们应该意识到，离开了特定时代的语境，便不可能很好地讨论“文学批评共同体”的重建。在今天，要超越话题式的存在方式，而应重建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文学批评共同体”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以问题意识的提出方式来重建今天的“文学批评共同体”的存在方式，以此凝聚新的时代的共识。
    我们与这个时代，既需要契合，又必须保持距离。说契合，是指在时代精神和主题上与我们这个时代保持一致。而要保持距离，则是指我们要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主体价值，要能对我们这个时代保持必要的警惕、惊醒并具有批判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在今天的和当下的意义上重建“中国文学批评共同体”的主体价值，而不是相反。
    “文学批评共同体” 的形成，要到1980年代。198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个人性逐渐得到彰显。主体性逐渐显现出来。但因为当时作为普遍共识的“新时期共识”的存在，文学批评虽极具个人性，但仍能从整体上把握和看待。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新时期共识”下的文学批评。文学争鸣是当时“文学批评共同体”的存在方式。文学争鸣虽然带有思想的激烈交锋和不同观点的碰撞，但这并不影响“文学批评共同体”的稳固存在。这样一种以文学争鸣的形式存在的“文学批评共同体”虽看似松散、随意，但其实十分牢固。当时普遍认为，很多（甚至可以说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争鸣而形成“共识”，也就是说，当时的人笃信，真理越辩越明。这都是因为有了“新时期共识”或者说“共名”的存在。
    1990年代以来，随着“新时期共识”的破灭，以及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发生，文学批评出现了极大的分化。在这个年代，文学批评逐渐演变成自说自话，和制造话题（比如说贾平凹的《废都》事件）相并存的局面。在这一语境下，命名和制造话题的相关性，成为文学批评共同体的存在方式。这是一种以话题的形式存在的文学批评共同体。虽然，也存在所谓的学院派和非学院派的区别，以及所谓“思想”和“学术”的分野，但这些区别带来的，常常只是文学批评方式和批评话语的差异，并不影响“文学批评共同体”的存在方式。话题的相关性，使得“文学批评共同体”的存在具有权宜性和临时性特点，随着话题的产生和转移，“文学批评共同体”也面临解散和重组的可能。
    文学批评的阶段性特征，使我们明白，“文学批评共同体”的存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阶段性特征，我们应该意识到，离开了特定时代的语境，便不可能很好地讨论“文学批评共同体”的重建。
    当前的语境就是，中国作为大国崛起，以及民族复兴逐渐成为现实。站在民族复兴的角度，对历史和传统，特别是革命史进行重评和重估就成为必要。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性地重估、重评其实也是重造或再造。重建“中国文学批评共同体”的主体价值，有必要放在这一重建的语境和重评的脉络中展开。也就是说，我们重建“中国文学批评共同体”不是要回到1980年代，或者说1990年代。重建是为了服务于当前时代的文学的历史任务。这一任务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如果说19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共同体”的主体价值体现在以现代化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新时期共识的话，那么今天重建“中国文学批评共同体”的主体价值，首先是要凝聚和强化民族复兴这一当前时代的共识。也就是说，重建“中国文学批评共同体”既是为了凝聚共识深化认识，也是这一共识下的文学/文化上的自觉自信的表现。这就需要处理好“中国文学批评共同体”与国家和民族这一更高意义上的“想象的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中国文学批评共同体”是为了服务于民族复兴这一更高的要求的，它的主体意识在更高的层次上就应是民族主体意识的表征。同样，民族复兴所带来的民族认同感也应成为它的身份认同的源头。“中国文学批评共同体”的主体价值的重建应始终围绕民族复兴这一主题展开。
    在今天，要超越话题式的存在方式，而应重建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文学批评共同体”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以问题意识的提出的方式来重建今天的“文学批评共同体”的存在方式，以此凝聚新的时代的共识。
    这些问题有，中国经验的文学书写问题，文学写作中的中国作风与中国做派问题，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问题，等等。这既是在老调重弹，也是在更高的意义上展开的重评与重建。其目的是，通过这些最为基本而具体的问题的重评导入到文学普遍性命题的重新思考，而不是相反，先有一套文学的普遍命题，而后以中国文学作为验证的做法。后一种是自近现代以来的做法。换言之，我们今天所要做的是，如沟口雄三所说的那样“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以中国作为方法的世界，就是把中国作为构成要素之一，把欧洲也作为构成要素之一的多元的世界”。
    重建“中国文学批评共同体”的主体价值，有必要重建文学批评的宏大叙事话语。今天的文学批评如果还是在自说自话，还是在一味地以制造话题（且不论这话题是真命题还是伪命题）为导向的话，这样的文学批评的共同体及其主体价值的重建也仍将是虚弱的，且无法面对当前现实并发表自己的声音的。要想重建“中国文学批评共同体”的主体价值，就必须与我们当前的时代保持一种彼此呼应或因应的关系，必须与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和主题相契合，只有这样，“中国文学批评共同体”的主体价值的重建才可能牢固且具有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这一新的时代的要求，其实是提出了文学批评的宏大叙事建设。文学批评要以民族复兴、爱国主义和人民中心为主导，要以史诗写作作为批评的伟大目标，结合文学写作中的中国经验，建立中国自己的文学批评的宏大叙事标准。
    “中国文学批评共同体”的主体价值的重建体现在，第一，明确和重建文学批评的主体地位及身份。在今天，文学批评，既不是1980年代的个人主义式的，也不仅仅是1950年代的主流意识导向式的。文学批评既不高于文学创作，也不是文学创作的仆从，文学批评应重建自己的一整套话语。在今天，文学批评共同体的主体价值，体现在文学批评话语体系的建设上。我们既不能仅仅使用作家的经验阐释和理论概括，也不能袭用西方的批评话语。我们要重建文学批评的中国话语，只有这样，才能重建文学批评的主体地位和身份，只有这样，才能面向或针对中国的文学创作发出或展开自己的有效阐释，并促成一种真正具有中国经验的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的产生。这就要求我们跳开学院派与非学院派、体制内与体制外、传统媒体（纸媒）与新媒体（网媒）之间的区分和限制，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围绕真问题的提出和自身批评话语系统的建立，展开其实践。
    第二，“中国文学批评共同体”的主体价值的重建，应以成为阿甘本意义上的“同时代人”为其目标，而不是简单的棒杀或无原则的捧抬。文学批评共同体同作家的关系，同我们这个时代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奇特的关系，这种关系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它保持距离。更确切而言，这种与时代的关系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依附于时代的那种关系。过于契合时代的人，在所有方面与时代完全联系在一起的人，并非同时代人，所以如此，确切的原因在于，他们无法审视它；他们不能死死地凝视它”。
    简言之，我们与这个时代，既需要契合，又必须保持距离。说契合，是指在时代精神和主题上与我们这个时代保持一致。而要保持距离，则是指我们要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主体价值，要能对我们这个时代保持必要的警惕、惊醒并具有批判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在今天的和当下的意义上重建“中国文学批评共同体”的主体价值，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