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在场”这个词汇构成了在场主义散文运动的核心概念。对这一关键词的解读，贯穿了在场主义理论建构的始终。渊源于现象学的“面向事物本身”也好，或者存在主义的“去蔽”、“敞开”也好，皆需要归置于中文语境中，与中国散文理论传统相对接，形成大家可接受的命题及指向。就何谓“在场”的问题，我曾在《在场主义：理论建构的得失》一文中有详细的阐述，在此略去不谈。“上帝的事情归上帝，凯撒的事情归凯撒！”凯撒的事情属于人间层面，即可操作性的实践层面。于“在场”而言，则表现为在场视角的进入。
    关于在场视角的问题，新散文代表作家宁肯在一篇序言中有过明确的表述。在他看来，在场视角的进入对于散文写作而言非常重要，过去的进入视角，作者的主观性过于强大，所处理的对象或者成为情感的载体，或者出于为“我”所用的目的。如此，则必然忽视和省略了事物的客观性原貌。作者应更多考虑共时性存在的因素，在主观性视角之外，还应该开辟以物观物的视角，尤其是后者，对于客观对象的饱满性呈现更为重要。“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这样的！”维特根斯坦的这个判断启示着我们，世间万物各有其生存发展的逻辑，各有其神秘之处，而对于艺术家而言，洞见客观对象的神秘，恰恰是艺术的使命所在。对照维特根斯坦的这个判断，可见宁肯的在场视角的提法，其实源于诗学中的某种认知，即生命的玄秘和诗性，乃文学写作应该追踪的东西。因此，当时在哲理、说教、美文一统天下的散文领域，能够提出“在场”视角的问题，自有其建设性意义。
    “原散文也好，原生态散文也好，之所以难以找出相关作品作为实践标举，之所以缺乏后续性，就在于跨出的步子太大，忽视了前现代与现代交织的基本写作语境。”
    宁肯之后，黄海、杨献平两位“70后”散文作家就散文的在场性、在场视角的呈现问题提出了更为激进的主张。他们所标举的“原散文”、“原生态散文”强调散文写作对生活现场的还原，以此倡导作品的现场感和生活质感。而为了保证笔下客观对象的原态面貌，写作主体必须坚持价值中立，搁置情感判断，最大可能地呈现被以往散文所过滤或忽略的那种生活原态。由此见出，他们所讨论的在场视角与文本效果是放在一起来阐发的，在场的写作立场是作家笔下生活因素抵达原生性效果的保证。
    与宁肯的“在场”观相比较，他们进一步抽掉了作家的主观性要素，完全倒向了“以物观物”的视角，从人类中心主义走向了“物象中心主义”。乍一看，这一理念与文学史上的自然主义颇为类似。实际上，就精神渊源而言，他们去中心化、去主题化的写作策略与新小说派的理论主张多有不谋而合之处。在罗伯-格里耶看来，小说家不再是个讲故事的人，更像是个“视觉”的呈现者，零度叙事的写作策略之下，作家通过不同的方式将生活画面和事物彼此组织起来。他自己的小说《在迷宫里》就是一个典型，这个小说内容很简单，叙述了一个士兵在大雪纷飞的城市里迷了路，走来走去，最后偶然被机枪射中身亡。在展开这个故事之际，作家并不刻意在士兵的性格和生与死的命运上着力，而是借助这位士兵的眼睛，详尽地展现他所经过的街道、房屋、咖啡店。小说中的人物如同一个毫无思想活动、不可理解的梦游者。对可感性的重视使他们在表达上显现出一种外在的客观与冷漠，这与现代派艺术的基本理念相契合，即放弃对本质的追问，一切不过都是现象，都是文本。而“一切不过都是现象，都是文本”恰恰是后现代主义的核心理念，后现代主义取消了真伪二元对立的模式，颠覆了现代主义理性为伪非理性为真的逻辑指认。原散文也好，原生态散文也好，之所以难以找出相关作品作为实践标举，之所以缺乏后续性，就在于跨出的步子太大，忽视了前现代与现代交织的基本写作语境。后现代主义并非在中国无迹可寻，但也仅仅是生活方式的某些影子，且在地域上仅限于几个一线城市。至于思维观念上的根植，还有着山重水复的距离。
    “对于一个好的散文作者而言，他/她首先是个发现者，然后才是位创造者，其间的顺序不可颠倒。”
    在场主义散文运动中所主张的在场视角，作为一种基本的写作策略，与宁肯的在场观一脉相承。一方面，反对作者对对象的主观性拔高或者主观性覆盖，主张写作主体与写作对象间建立一种平等对话关系。比如说蜜蜂这种动物并不意味着它必然是辛勤的劳动者，辛勤劳动者只不过是人自身的主观性认识，也是一种拟人化的结果。蜜蜂劳动的繁忙性与袋熊在树上的长时间睡眠，皆是出自动物的本能。欧洲人仇视狼这种动物，中国人厌恶狐狸这种动物，从心理动机上看，出自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模式下地域文化观念的影响。文人之笔，劝善惩恶是也！（王充语）这个主张仅仅诉诸理念层面，实际上，文人之笔，不排除藏有私心，对诸多历史人物的重构就是其中典型的例证。就白话散文而言，在审视自我意识的流露上，一戒私心，即作者个人的好恶；二戒先导性的道德意识。尤其是道德欲的问题，突出而普遍，道德的大网一经撒出，不仅与笔下诸事物难以形成平等对话关系，就连读者接受上，平等对话也很难存在。基于创造者的优越性与高高在上的姿态，很容易让人生厌。哲理性散文、说教类文章，以及市场上流行的各种鸡汤文，其根本的软肋就在于实用性的指向及内里庸俗的品相。这些文章的作者们实际上并不握有真理，手握真理仅仅是个迷惑人的假象，而内藏私心才是实打实的。对于一个好的散文作者而言，他/她首先是个发现者，然后才是位创造者，其间的顺序不可颠倒。
    另一方面，强调写作主体始终如一的“在场”。个人性，精神个体性，创作个性，三个概念之间有重叠之处，无论在哪个语境下使用，皆与散文的文体特性相对照。无疑，散文是一种最突出个人的文体，包括个人的经历，个人的识见，个人的观察等等，离开了个体性，散文的基础就坍塌了。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无我之境”或者“物象至上”的命题对于散文而言，是不大能够成立的。所谓始终如一的“在场”，既意味着作者恪守对待生活的真诚之心和真实的态度，又意味着作者在编排、删减生活现场细节上的匠心，带着鲜明的自我意识编码笔下的细节，使其从芜杂走向有序。比方说，小说同样重视在场感的经营，小说家在故事情节的推进上，会充分调动人们的感觉系统，如同电影中的画面叠加，哪怕是新小说派、意识流小说的作品，那种丰盈的纤维感，皆非常讲究。不过，完整性不是小说的必然追求，而散文的在场感或者说进入感，除了场景叙述的生动性之外，还需要考虑完整性的要素，即情思的重点所在，识见的重点所在，体验的凝结点所在。这种完整性若离开精神个体的自觉，显然是难以完成的。
    “看见一匹马的自我放逐，也许不会给予我们的现实生存提供启示，但会促使人们去思考生命的另一种存在形式和情感逻辑，进而学会尊重，重新找回敬畏的基本法则。”
    总的来说，在场视角所呈现的在场诸物，既包括人们看到和体验的对象，也包括自在自为的事物。看到和体验的对象，自然会打上主体性的印记，而对自在自为的事物的表现，则需要写作主体认知能力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西方现代哲学的主体间性理论其实已经解决了其中的逻辑阐述问题。主体间性的基本含义涉及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主体间性不是把自我看作原子式的个体，而是看作与其他主体的共在。海德格尔指出：“由于这种有共同性的在世之故，世界向来已经总是我和他人共同分有的世界。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在之中’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他人的世界之内的自在存在就是共同此在。”海德格尔认为有两种共在，一种是处于沉沦状态的异化的共在，这种存在状态是个体被群体吞没；另一种是超越性的本真的共在，个体与其他个体间存在着自由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主体间性并不是反主体性，反个性的，而是对主体性的重新确认和超越，是个性的普遍化和应然的存在方式。
    涉及自我及对象的双向确立，落实到创作实践层面，难度当然极大，毕竟，拥有通透的笔力及认知层面的自觉，并且将两者在作品中加以妥帖地融汇，对于在场主义的作者而言，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在这个方面，新疆作者王族的动物系列较好地解决了两者的融合问题。比如他的《微笑的动物》，写到了狼、驴、鹰、雪豹、牦牛五种动物，作者在处理上直接甩开地理性要素，主要指新疆地域上的博大，原生态森林、草场、河谷等形态的存留，高纬度内陆地区的动物习性，种类上的稀有性等要素，而是试图进入诸事物的内部，确立动物生存、繁衍、示爱的基本法则，进而重新确证某种自然法的精神。狼对女性的跟踪，母鹰对子女的看似“绝情”行为，一头驴的自我意识、自我投射，马对自我存在的苛刻性诉求，温顺稳健的牦牛陡然间的血光相逼。这一切的一切，非人伦法则所能容纳，但在自然法的范畴里却是一种合法性存在。在这里，作者王族将散文中常见的人学精神向外加以拉伸，延展到世间万物生命观照的体系中，看见一匹马的自我放逐，也许不会给予我们的现实生存提供启示，但会促使人们去思考生命的另一种存在形式和情感逻辑，进而学会尊重，重新找回敬畏的基本法则。另一方面，作者王族的动物系列并没有放弃自我的鲜明标记，动物行为的特异性和不可理解性，恰恰构成了他个人的观照立场，当然，这也是一种在场视角下的发现者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