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王牌IP，姗姗来迟的电视剧《白鹿原》，还是令那些当年的小说读者们振奋不已。这也难怪，陈忠实的同名作品早已是人所共知的文学经典，它就像那“十世单传的婴儿”，被人们寄予了太多关乎国家秘史与民族史诗的希望，这也使其犹如历史的“贡品”一般，被摆在了经典序列的神圣位置。唯其如此，影视剧的改编不仅利益攸关更是责任重大，稍不留神就误入歧途，头几年那部被包装为噱头十足的“情色剧”的同名电影便是明证。而如今，面对日益挑剔的观众，电视剧《白鹿原》虽有诸多瑕疵、但总体仍然令人满意的局面，还是彰显了剧作本身的不凡功力。
    众所周知，小说的电视剧改编总是充满争议的。相对于深入人心的原著，先入为主的心理效应往往牢不可破，但基于主观与客观的考量，改编或“二度创作”无疑又是必需的，这便构成了电视剧《白鹿原》的最大挑战。在现实条件下，电视剧“最大可能”地还原了小说的风貌。比如小说中极富争议的“白灵之死”就被修改为一种更为稳妥的方式。另外，电视剧在力求祛除小说不合时宜的神秘主义，那些僭越的性关系，以及任何可能的冒犯方面，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这不仅显得更加符合公序良俗和人物刻画的要求，也是现实条件下电视剧生产规律的体现。《白鹿原》如此投资规模和演员阵容，这么大的阵仗，耗时耗力的行动，倘若胎死腹中就实在是血本无归了。
    不过好在电视剧还是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小说的“神韵”，比如对于传统的态度。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后，在文化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之中，中国社会普遍有回归传统的倾向，八十年代对传统的反思性批判也在一夜之间转向了对民族文化的全面认同。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陈忠实开始他“一个断裂时代的文学的重振旗鼓”。
    《白鹿原》中的“仁义白鹿村”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作家以文学来想象传统文化而结出的果实，这是一个乱世中的“乌托邦”。它堪与王安忆的《小鲍庄》中隐藏在村夫野老身上的“仁义”天性相媲美；而其“最后一个”的慨叹，以及文化断裂中的挣扎与焦虑，则与李杭育的文化挽歌意味相似。这是寻根文学的深化，也是这一潮流在九十年代初期的再次收获。
    《白鹿原》通过“文化心理结构”所发现的“白鹿精魂”，是以“耕读传家”的祖训为支撑，以传统文化的符号化表现形式——祠堂、族规与乡约——为首要标志的。支撑白鹿村文化的是一套行之有效的文明机制，一种以礼俗为核心的乡规民约。在陈忠实那里，精心发掘的《乡约》条文，不仅编织成白嘉轩的心理结构形态，也是活在白鹿原这块土地上的人心理支撑的框架。“从吕氏创作《乡约》的宋代算起，到‘辛亥革命’发生的二十世纪之初，这《乡约》已经被原上一代一代的子孙诵读了八九百年了。”然而，“乡约”所标定的传统世界终将逝去。电视剧《白鹿原》里，白嘉轩之子白孝文领着族人高声诵读的只是一部高度形式化的冠冕条文，白鹿原的世界暗流涌动，人心的溃散，不断的出走和叛逆，隐秘的越违与不孝，成为这个静谧的乡村世界的新常态。
    尽管陈忠实的小说生动诠释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儒学复兴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来临，但他在对传统的诠释与礼赞之余，也毫不留情地展现了传统文化的两面性，比如田小娥之死便生动呈现了传统伦理秩序对于个体的压迫与戕害。而与此相似，电视剧也并没有将传统伦理世界浪漫化。
    在与传统秩序的冲突中，白嘉轩鹿子霖们的“子一代”占尽了上风，其间，旧伦理的守护与新伦理的开掘，二者的胜败早已注定。在此之中，革命既是传统社会解体、秩序变动的原因，也是它所导向的理所当然的结果。从白嘉轩和鹿三组织的“交农运动”，而子一代鹿兆鹏与白灵所投身的社会主义革命，这里既有官逼民反的传统，也是这种反抗方式更为卓绝的形式。
    《白鹿原》固然展现了某种“民间历史”，但这种“民间历史”却是被置于政治与社会的变迁之中呈现的。因此如评论者所说，《白鹿原》更像是在“‘革命现实主义’延长线上所产生的杰作”。而电视剧《白鹿原》显然也深谙此道。剧集过半，鹿兆鹏的风头便已迫不及待地盖过了白嘉轩，成为当仁不让的主角。但这种正剧的风貌并不让人难堪，因为在展开的过程之中，那些前行者的献祭与牺牲，关于爱、信仰与正义的诠释，还是让人清晰洞见了革命的悲壮与崇高。在这个意义上，电视剧所刻意营造的“白鹿精魂”的意象其实有着多重解读的可能。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最大的遗憾可能并不是剧集本身所带来。由于不可控的原因，原本85集的电视剧被临时删改为77集，这显然直接导致了结尾故事的凌乱不堪，原本舒缓的节奏突然变得散乱而急促，最后更是让一切都戛然而止。这种迫不得已的“虎头蛇尾”，显然让人难以对它做出全面而准确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