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一个学生讲过这么件事：在他们村里，有这么一个人参军去了，参军那年头是极为光荣的事，整个村都为他高兴，都以他为荣。因为那年头是个崇拜英雄的年代，而参军是极严格的，家庭出身、政治面貌、身体条件要求都极严，以至于好些年他们村都只有他一个人参过军。后来，突然说他不在了，也就是死了，也没说啥原因。村里人很悲伤、很难过，商量着为他造了坟，那是对军人的尊崇和火热年代英雄主义的情结使然。家里人尽管悲伤，但也接受了这个事实，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中和人们的尊重中生活。
    然而，一天深夜，这个被认为死去的人回来了，他在静寂的黑夜里敲响了家里的门。年迈的母亲自然吓坏了，以为他阴魂不散，思恋故土，思恋亲人。但最后终于确认了他是活着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至于他为啥“不在了”，为啥又回来，他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一句解释。第二天，他和家人将他的坟铲了，从此一个从前的他又生活在村里，村里人也没人追问、也没人质疑，一如既往地对他好，一如既往地对他抱着热忱的希望和重托。只是，他从此像换了一个人，变得蔫蔫搭搭，萎靡不振，整个人没了精神气儿，畏畏缩缩、形容卑琐，最后在人们的失望、惋惜和落寞中死去。
    这件事想象空间很大，这样的素材在那个特殊的岁月里也不鲜见。这个素材可以编织很多不同结局、不同内容的故事，这个素材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见地、不同的解构，不同的悬念、不同的结局，制造悬念是一种能力，编织故事是一种本事，塑造人物则是最高水准。一篇小说，无论长短，只要有一两个甚至一个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过目不忘，甚或很长时间一想起来，就会浮现在你的脑海里，我想这就是成功的了。经典小说是不乏先例，契诃夫、果戈里、欧亨利、莫泊桑、鲁迅、老舍一大批作家作品里的人物，有的就是寥寥几千字，一想起来就呼之欲出。这才是功力，也是文学的终极功能。
    所以，我想《是谁埋了我》这篇作品，必须让人活起来、生动起来，无论崇高也罢，卑微也罢，无论萎顿也罢，纠结也罢，一个内心十分矛盾十分压抑，作茧自缚，纠结终身的人，必然要通过情节和细节让他活起来，生动起来，形象饱满，才算成功。
    思想、深度、温度、情怀，这几个关键词在小说里是十分重要的。有的小说写得很流畅、很精致、很文艺，也有那么一点想法，但那点想法是浅显的，是小我的，是个人情绪的，和大的时代，和脚下的大地，和芸芸众生的生活，和穿透时代的深度，总有距离，读了有点什么，细想似乎又没有什么，这和作者的情调有关系，和襟胸气度有关系，与价值取向有关系。我历来关注生活，关注人的命运，大而深奥的思考是哲学命题，小而琐细的是个人情绪，家国情怀是作者的态度。你不能拯救什么，不能改变什么，但总要有一点担当，有一点责任，有一点情怀。所以，我力求写的作品尽量地有思考、有新意、有深度，能不能做到，做到什么份上是能力、是水平问题，但有个目标、有个追求，总胜于无。
    我把《是谁埋了我》里的陈水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来思考人的命运，思考人的性格构成，思考人的精神世界。谁也离不开时代大背景，正是在那个英雄主义至上、革命至上的年代，人才会按这个标准来思考自己的所作所为。外部环境并没给他大的压力，甚至宽容他、重视他，他却在内心里纠结着，他是自觉用一种很高的标准来看待他的所作所为，把不是问题当成问题，或者不是很大的问题当成很大的问题，这就注定他要纠结、要压抑、要自虐，活得沉重，这就让我们想起作品之后的一些引人思考的问题。
    每每谈起作品，我总爱讲到情怀。一个写作者不具备丰赡、饱满的人文情怀，我想是写不出好作品的。面对大自然的暴虐，面对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而生命的脆弱，尤其是亲眼目睹我家乡的几次大地震，我的心总是针刺一般疼，那些在废墟下死得惨烈的老人、孩子、青春年少，美艳如花的大学生，那扭曲残碎的肢体，让我泪流满目，心疼不已，赶赴灾区，撰写文章，义卖书画，这就是情怀。小的事件、小的人物，同样让我关注、让我疼痛、让我流泪，让我悲愤，在这样的情怀下，我才有可能写出一系列关注弱势群体、充满悲悯情怀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