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初，我曾出版过一部名为《试图与生活和解》的长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名叫安亦静的女子苦难而多舛的命运。在我的设想中，这部书试图探讨这样一个主题：倘若一个人被命运逼到了死角，那么，他（她）究竟是该顺应命运还是该绝地反抗？倘若反抗也是命中注定的一部分，那么，个人生活的自主性将何以体现？
    作为一位诗歌写作者，我为什么会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来展现我对生活的思考，事后想来，一定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是我对自己早期的过于纯粹圆润的抒情已经深感不满，需要在写作中引进杂芜、琐碎，甚至是某种“半成品”，以滞涩之力来消解或延缓惯性写作所造成的打滑的趋势；二是写作这部小说的时候我正经历着丧母之痛，那种源自肺腑的痛感触发了我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如何在这充满缺憾却并无意义的人生中灌注生活的热情和勇气，是我当下必须解决的问题。也就是从这部小说开始，我的诗写主题果断地切入到了日常生活里，从发掘生活的趣味入手，到发现生活内部所蕴藏的真实、美好与良善，这几乎构成了这些年来我诗歌写作的全部主旨，因为我已经确信，一定有这样一台类似永动机的东西安放在我们的情感区域，正是它源源不断地向我们输送着爱的动力，并提升着我们爱的能力。
    事实上，“日常生活”本身并不足以构成文学母题，真正能够构成我们经久不衰的写作资源的，是写作者对待日常生活的态度，即，那种能够将混沌的日常耐心地加以梳理，让我们的生活具备明晰来历和去向的东西。这些东西超越了好坏、美丑和对错，只与我们日趋沉重、空濛的肉身发生关联，并让你在频频回顾中不停地产生讶异感。于是，“唤醒”和“复活”便成了近年来我作品中频繁出现的两个重要词根。落实到具体的写作现场，就是要穷尽一切可能让诗歌语言由平面呆滞变得立体可感，让作品变得有声有色，声即声音，色即画面。
    我曾写过一篇题为《诗歌是一种声音》的短文，在我看来，只有从“声音”的角度入手，才有可能接近诗歌内部所蕴含的奥妙，譬如说，一个诗人与其他诗人的差异性，一首诗与另外一首诗之间的不同，这些异质都是由音色、音质、音序、音高等因素决定的。任何优秀的诗人都自有其独特的音调，而糟糕的写作者总在跑调，或者永远找不到调性。决定音调的关键在于，诗人对词语的把握能力。
    我一直认为，写作者在下笔之前，一定要养成掂量词语轻重的习惯，因为很多词语你认识它却不一定能把握它，也就是说，当一个写作者面对大脑中呼啸而过的海量词汇时，他应该审慎地加以甄别：哪些是我能够拿为己用的，哪些是我根本就无力捕捉和应对的。由此可以区分出“青春写作”和“成熟写作”的不同特质，前者单凭勇气和蛮力就能做到，而后者却不行，后者更依赖于写作者对自我的认知力，对现实的接受度，需要耐心，热情，以及他长久以来积累起来的生活经验和文学经验。这些经验说到底，依然是他面对生活的态度。
    我倾向于使用那些与生活平起平坐的词语来传导我的情感，这些词语因为时常与生活相牴龉、摩擦而产生了适度的热量，可以让我笔下的文字具有正常的人性体温，可以见证我曾经这样活过，曾经来过这里。
    当我说“目击成诗”的时候，实际上我在强调写作者的精神穿透力，如何做到与周边事物、物象达成共振，依赖于我们的胸襟是否开阔，感受力是否强大，能否在这个熟视无睹的世界里窥见出另外一番生活的面貌来，而这番面貌才是造就我们以飞蛾赴火之力，与生活同归于尽的源动力。这些潜藏在生活褶皱里的“小东西”，不会因为生活是个庞然大物而遁形，相反，它们会日复一日地叠加在一起，对我们的承受力和耐心形成严峻挑战。而一旦这种紧张的对峙关系得以成立，诗性就会在不经意中显现出来。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和解的力量会被彰显放大，人性中的软弱面也会随之被释放出来。如果你能让保持长久的好奇心，去不厌其烦地观看和倾听，就能够慢慢体味到造物主的苦心孤诣。
    而当我说“脱口而出”的时候，其实我是在要求自己始终将自己摆放在“受迫者”的位置，去坦然接受齑粉的命运，发出最真实的感喟。无论是“主动生活，被动写作”，还是“我想抒情，但生活强迫我叙事”，这些看似带有自我申辩色彩的文学感悟，都紧紧围绕着生活的难度而非写作的难度来展开。于我而言，尽管在许多时候，这两种难度相互交织并行不悖，但生活的难度显然大于写作的难度，因为一旦掌握并拥有了语言的技艺，如何体现生活的丰富性，变化性，以及那种近乎在灰烬中获取温暖的感受力，才是推动我写作的最大动力。
    “诗歌来自诗人心情平静时对于往昔情感的追思”，这是当年华兹华斯给出的定义，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对此作出回应。是的，在平静中追思，在回望中获得前瞻的力量，让业已消淡的情感一遍遍死灰复燃，成为我正在经受生活的一部分，做到这点固然艰难，但总值得一试。
    当一个人写着写着就进入到了天命之年时，他应该明白，顺应命运或许是获取智慧的另外一种途径。在我既有的人生观中，没有哪一种生活不能散发出诗意的色彩，或激发起诗意的辉光来，即便是像我那部小说的主人公安亦静那样惨烈的人生，活到尽头，也有诗性自现。这是因为，生而为人总不免挣扎，而通过挣扎传递出来的情状不仅真实，具体可感，而且充满了生命的韧性和对生命本身的敬重感。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真正好的诗歌并不是刻意“写”出来，虽然为了迎迓她的出现，你必须不断地“写”，甚至必须把“写”这个动作本身当成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从事的正经事。真正的诗应该尽力撇清她与“写”之间的关系，以一种主动现身的方式来澄清我们周遭生活的杂芜和紊乱，达到近似于情景再现的效果，但又不止于情景再现，因为她每一次弥足珍贵的现身，都将修正我们既有的生活观念。
    而作为一个写作者，一个终日竖着耳朵聆听“上帝的提示音”的诗人，如何在噪音纷呈、“连楼房都在尖叫”的时代，确保自己依然拥有正常的听力，并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更多的人生活在幻听幻像中而浑然不觉，更多的诗歌也已经背离了声音的初衷，加入到了争强斗狠之列。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个诗人究竟该怎样开口说话？
    我曾在一篇短文里表达过我的想法，大意是：时代越是喧嚣，诗人越是应该轻言细语。当然，这只是一个姿态的问题，而核心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才能保证自己的轻言细语同样充满对人世的洞见。
    在我看来，保持与时代的疏离感和保持与生活的亲近感，两者之间并不矛盾，真实的矛盾在于，你一方面想走到时代的前列去，另一方面又想躲在生活的背后。这种首鼠两端的尴尬撕裂了我们的写作，使我们作品发出的声音既怪异又惊悚。声色内荏业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写作的通病，而克服这种通病的最好方法，就是让我们的肉身回到真实的生活现场，去无所保留地感受日常生活粗砺的磨损，以此重建我们与生活之间的友谊：不再是对生命意义粗暴的否定，也不再是对生活勉为其难的肯定，而是从这种友谊中获得人之为人的良善和本心。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一点达成共识，我就会视你为我的同道，并将在终究会通往失败的路上与你“撞身取暖”。
    2016年冬至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