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了记忆，便有了草原。
    我的少年以及青年时期，是在内蒙古锡林浩特市度过的。其实那时锡林浩特只是个很小的小镇。家在小镇边缘，出家门，便是草原了。后来才知道那里是典型的丘陵性草原——有山丘，有洼地，有平坦的草场，有时候还能看到“走敖特”的蒙古包。
    记得那时候水草非常好，盛夏或者是秋天，孩子们可以在草丛里“藏猫猫”。草很深，被抓住的概率很低。小镇外有一条河叫“锡林河”，水不太深，却清澈，夏天，那儿是我们的乐园。后来，“文革”期间参加了旗“小教宣传队”，便像乌兰牧骑那样坐着马车，深入到牧区基层，为牧民们演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小生活在草原上，对草原的理解和感受便有些与众不同。
    为了更真切地感受草原生活，我曾独自在乌珠穆沁的蒙古包里住过数月之久，也曾与另外两位文友一起深入勃勒根河边的一户牧民家同吃同住同劳动，近距离地观察他们；也曾在浑善达克沙原腹地的一家牧民夏营地，一起放牧，一起赶着牛车去河边拉水，一起去看苏木举办的那达慕，夜里为羊群守夜一起驱赶突然来袭的野狼……
    上世纪80年代发表于《草原》文学期刊上的第一篇小说《在那遥远的草地》，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匹蒙古马的主人进了城，把心爱的马卖到南方。不料，那匹马却逃了回来，越过长江和黄河，回到了养育它的草原上。主人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震惊，他急忙回到草原寻找那匹通灵性的马，可是，当他找到马之时，那匹马已经气息奄奄，再也站立不起来了……
    此后，又陆续在全国期刊上发表了若干中短篇小说，有多篇被选载。而那些小说的选材，无一不是写草原的。虽然后来我也涉足于农村题材、城市题材、历史题材的小说，但草原题材始终是我念念不忘的一个重要选择。近两年来创作的两部长篇小说《红狼毒》和《布里亚特女裁缝》，都与草原息息相关。《红狼毒》虽然写的是蒙汉杂居地的生活，但草原生活占很大的比重；而《布里亚特女裁缝》虽说有一条农村线，但另一条草原线无疑是支柱。记得我的好友、作家王刚曾经对我说：你母亲的经历便是一部非常好的小说，不必与布里亚特人的生活搅在一起。但我却不这样认为，我说：我喜欢把我小说里的人物和故事放在辽阔的草原上去展现，不管是什么人物，只要到了草原上，便有了灵气，作品也显得大气，我写起来得心应手。
    凡此种种，细想起来，无不与自己从小生活在草原的那个小镇上有关。儿时的天堂必然会成为源源不竭的创作源泉，那份早年所经历的情感长大后会转化为一种“草原情结”。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只有他心底隐藏最深的那个情结，才会成为他创作的动力，这是毫无疑问的。
    草原文学是丰富的、开放的，她以一个草原额吉宽阔的胸怀包容着一切。近代河北、山西、陕西的大量移民，早已经使这片土地成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美好家园，其中以蒙汉两种文化最为突出。在电影中，两个镜头的组合可以产生蒙太奇效果，同样，两种文化的对接也能产生一种更为丰富也更加独特的新的文化元素，如音乐中的“蛮汉调”、舞台上的“蛮汉剧”、现代蒙古族服饰中的蒙中西款式的融合、蒙餐里汲取了烩菜、包子、馅饼等等。而这个新的文化元素，正是我要在作品里所表现的内容。大概正是因为这样，才使我作品里的“草原文学”与其他作家笔下的“草原文学”有了不同。而作为一种文学形态，她的多元化正是她丰富内涵的一种必要的元素。譬如在语言中，当地人在讲蒙语时，常掺杂着许多汉语的词汇，而讲汉语的，也汲取了不少蒙语词汇，譬如“嘎拉哈”、“安达”、“额吉”、“赛”……比如蒙古族每年一度的那达慕更多地变成了汉人的集市，而汉族的春节、端午等节日也增加了许多蒙古族的民族特色。
    世界各民族的融合是必然的趋势，而从民族融合中生发出新的文学元素则是一个生活于边陲地域作家应该敏锐地捕捉到的，只有这样，其作品才会具备不同于其他地域文学的独特性。
    草原永远是文学的乐园，我将继续在那里徜徉，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