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就是鸿沟、障碍、冲突、疑难。写作就是跨界,不断穿越、转化、整合,『磅礴万物以为一』。 我的笔尖在行走、跨界中,逐步混同南方和北方,获得精神的小满和清明。在汉语中,一个笨拙的人有福了。 一、游离于文坛外,痛切于烟火中 近期,我有两本散文集出版:《一卷星辰》(广西师大出版社,2017年3月版)、《南方云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7年7月版)。 前者是一部思辨性的读书随笔集,但被朋友称为“跨文体写作”、混血的写作:既对若干书籍和作家的神追心摹,又融汇个人经验和现实遭际,试图在罗兰·巴特与本雅明式的片段化写作中,保持诗意的简劲、迅速、非线性、独一无二。 后者是一部叙述性的散文集:“南方”,以上海为核心,向周围绵延至江苏、浙江、江西等地域,构成我中年以后日常生活的大致版图——这其实是一个“小南方”,因其小,有可能成为属于我的“深刻的南方”,像一把吴越短剑——长江,是随风飘动的锦绣的剑穗?“云集”,云朵集合,也是言辞在集合——云云,古人云,南方多云多雨多旧事前欢,与我故乡中原的干燥和沉默,形成冲突和谅解。我试图把上海、南方乃至故乡中原混为一谈。感谢南方与中原之间种种的“冲突和谅解”,生成出了个人面目和文本。 显然,这是两部跨界之书,在文体、地理、精神等层面跨界——界,就是鸿沟、障碍、冲突、疑难。写作就是跨界,不断穿越、转化、整合,“磅礴万物以为一”——像庄周、蝴蝶、鱼、鲲鹏们,沉心于混淆彼此的界限和身体…… 法国驻中国大使馆官员、诗人圣琼·佩斯,美国某保险公司经理、诗人史蒂文斯,农夫、诗人弗罗斯特,都试图在文坛上隐姓埋名,通过业余写作来实现内心的隐秘跨越,形态可能不那么纯粹、雅致,但真实、粗粝。在世俗生活中反抗庸俗,以脱俗的文字引导还俗的身体,有助于使语言保持诚意和张力。 捷克小说家克里玛说:“语言和生活经验不能相脱节,你很难在一种轻松自由的环境中去表达严酷的现实。”他青年时代当过救护员、邮差、勘测员,业余写作,并在文字中形成一个嶙峋、冷峻的东欧观察者形象。我同样没有写作的优越感。写作仅仅是世俗生活之一种。下棋、打牌也是精神劳动,也是与内心同在的方式之一。在单位,我就是一个职员,写公文、开会、说闲话、出差。用本名养活笔名,反过来,笔名也暗暗盯着本名,持守人的基本道义立场,不至于在现实中变形得丑陋不堪。 同事中知道我笔名的人不多。个别人知道了,问我笔名“汗漫”何意?我说就是狼狈、尴尬、羞愧的意思,大汗淋漓、汗流满面嘛。一同哈哈大笑。其实,“汗漫”这一笔名,来自清朝李渔《凉州》一诗的启发:“似此才称汗漫游,今人忽到古凉州。笛中几句关山曲,四季吹来总是秋。”“汗漫”,即开阔、浩大、自由——写作,就是汗漫游。我以“汗漫”为笔名,也以“汗漫”为人生观。 也许,笔名隐含命运。这些年来,我不自觉地在尝试一种驳杂、泥沙俱下的写作,“似此才称汗漫游”——迷恋这种纸上的远游和跨越,渺茫感、孤独感自然时时袭来,只能用更缓慢的写作来缓解,像以“毒”攻“毒”。当然,我也时常提示自己:不要使文字陷入“不着边际”的境地,避免在某场大雾中失踪。 游离于文坛外,痛切于烟火中——“心远地自偏”。我自觉选择一个“偏僻的位置”,坚持带口音的地方性写作——让书桌成为偏远于时代和中心的外省、边疆,灯芯一般的笔尖上的光线,才有力量跨界、抵达那广大幽暗中的人性。 我爱苏东坡和布罗茨基。两位诗人背景的散文家,身体流亡,有助于精神的跨界?一个古人,一个异域的人,以诗歌写作的基本伦理,即:词语的准确和精神的自治,为当下中国散文文体探索提供了参照和标高。 尤其是苏东坡,一个“业余”的、外省的、孤岛上的写作者——其文字就是“渡海帖”,墨迹始终湿润,遥遥不断向后世传递无尽的爱意和暖意。我是收信人之一,像他的弟弟苏辙,像他的朋友陈季常? 二、在不安中,用一支笔作为还乡的栈桥 八十年代毕业于某大学数学系后,我工作于中原小城邓州。在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地方,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抒情诗人,长头发、寡言、闷闷不乐,在机关大院里显得不合时宜。后进入某高校工作。诗歌写作在九十年代有了动静,参加在诗坛有标志性意义的“青春诗会”,获《诗刊》“新世纪(2000——2009)十佳青年诗人奖”。中年后,经面试、笔试和考察,被目前我所在的这家科研院所聘用。从“诗歌的人”渐渐变成“散文的人”,小职员的世俗气息日益浓郁——头发剪短了,烟戒了,手指头上傲慢的烟熏火燎痕迹渐渐消褪,表情本分而平庸。 渐渐适应南方人热爱的米饭和糖,渐渐听懂鸟叫一样的沪语和苏州评弹,渐渐在南方地理、人文两个层面的游历之中完整了对古老中国的认知。回河南,河南已经把我当成上海人;在上海,上海把我当成一个外乡人,或者叫做“新上海人”——这是上海发明的一个称呼,对闯进这座城市的异乡人,既接纳又微微保持优越感。我喜欢这座城市的宽阔、多元与驳杂——像鱼缸里的鱼游入大海,渺小感、自由感、独立感并生。但故乡与童年随身而行,像血液,决定了我当下文字的体态与力量。 与上海本土作家相比,我的写作必然、也必须是一种异质性的写作。长篇散文《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和长篇小说《纯真博物馆》,只能由在伊斯坦布尔出生、成长、恋爱的帕慕克,才能写出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烟雾那样的“呼愁”。对于上海、南方,我只能持移居者的视角来介入、体察,有可能产生属于我个人的文本。关键是:要有一个不被掩饰、祛除遮蔽的“我”,始终在场、直陈。 果戈理说:“我只有在罗马才能写俄国。”一个人在异乡拥有故乡,在失恋之后拥有恋人,在死后得到永恒的生——青草遍地,一岁一枯荣。当下中国,正处于剧变之中,现实中的家乡已经不是故乡,与记忆中的风物、情感完全脱节。“笑问客从何处来”——你、我、他皆成客人、客居于大地上的人。一个客人的乡土,就是他的骨头和血肉。 “吾心安处是故乡”(苏东坡)。但写作恰恰需要不安感,在不安中安放一个纸上的故乡——这,可能是我为自己悖离中原所寻找的托词。 用一支笔作为还乡的栈桥,一个写作者才不至于中途失踪、无所归依。 三、散文是写作者的个人史,是散怀抱 近年来,我散文写作的规模大于诗歌。或许,散文就是一种自传性文体、中年文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生活的延展,很多经验无法在诗歌中传达。布罗茨基谈到诗歌和散文这两种文体时说:一旦遇到“三个人以上”相处的问题,诗歌就不方便处理,只好借助于散文(大意如此)。但我始终以诗歌写作的态度对待散文:让每一句、每一行都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反对充满惰性和怯意的陈陈相因、人云亦云。 刘勰《文心雕龙》曰:“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那“本”,就是对于世道人心的准确辨析与揭示、就是诗;那“末”,就是散枝展叶、开花结果的好文章——“振本而末从”。福楼拜的小说写作像写诗一样苛刻:他要求自己不能在同一页出现相同的形容词。包括小说在内的广义的散文,虽然不需要诗歌写作中瞬间的惊艳和陡峭,但需要有能力呈现出一个段落、一个章节内的繁复与力量,如此,散文这一文体方能与诗歌相互抗衡、彼此尊重。 布罗茨基的诗人身份,使他向散文跨界的姿态洒脱不羁,充满魅力、感染力。《文明的孩子》《小于一》《悲伤与理智》《水印》,他的这四部散文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陆续翻译、出版,成为我的散文写作教科书。谢谢布罗茨基,谢谢他的翻译者黄灿然、刘文飞、张生。正是布罗茨基以及曼德尔施塔姆、叶芝、博尔赫斯等诗人身份的散文家,持续以汉语的面孔跨越国境线,为中国九十年代以来散文文体的革命提供了资源和动力——这是异域诗人对汉语的贡献,也是中国诗人纷纷在散文中“揭竿而起”的背景和后盾。 “新散文”、“大散文”、“后散文”等等概念相继出现,表明了概念提出者对散文现状的不满和更新散文面目的企图。当然,命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本自身。作家、批评家李敬泽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张锐峰、周晓枫、庞培、黑陶、汗漫等人为文学散文的观念变革进行了卓绝、孤独的探索。‘革命’正在发生,只不过不在预想的地方。然后,散文将自由,将真正地繁荣。”我希望自己始终是一个这样的“语言的革命者”,在种种预想之外,在多云多雨、繁荣自由的一张书桌上。 散文就是写作者的个人史、小地方志。怎么样写作不是问题,怎么样生活是一个问题——优异的散文必然真实传达出写作者的人格与命运,无法虚构或假设。与小说、诗歌相比,散文可供作者隐藏自我的树林太小——这是俄罗斯诗人吉皮乌斯一段话的大意。一个想“藏起来”的人应该写小说去,把自我分解成虚拟的人物,让他们去承受读者的审视和评判——小说家的安全感略微强一些吧?当然,想“藏”得更深的人去写广告词了——许多诗人谋生的职业身份是广告人——源自诗歌的想象力、激情、爱,也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 当然,文学写作毕竟不是个人日记、公司文案。从“我”开始的写作,都应该拥有抵达“我们”的能力和普遍意义。杰出的个人经验表达,应该能成为观察一个时代、一类人的气象云图。正如波兰诗人米沃什所言,诗是见证;而爱尔兰诗人希内则说,诗是纠正。我喜欢这两个关于诗歌的观点。其实,一切有诚意的写作都在见证生活、纠正内心。任何写作者都应该是广义的现实主义者。只有直面现实,一个人才能以写作为自身消毒、免疫、预警,在“我们”之中生息、体察和表达,继而确立《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所追求的第一人称单数“我”。 蔡文姬的父亲、东汉文学家和书法家蔡邕在《书论》中说:“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唐代陆龟蒙在其自传《江湖散人传》中说:“散人者,散诞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两个人都强调了精神的散放与独立。“散文家”可以更名为“散人”?散人,散怀抱。 正是蔡邕,在书法中首创“飞白”手法——飞动的白,天风吹海散怀抱—— 大海,散人也。 四、在汉语中,一个笨拙的人有福了 人到中年,写作的活力就必然衰退?但越写越好的诗人、作家那么多,比如爱尔兰诗人叶芝——“在枯萎中进入真理”。比如我的隔代中原乡亲庾信,“暮年诗赋动江关”。我希望自己的诗、散文,能够同时拥有少年破晓的天真无邪、晚年薄暮的萧瑟哀凉—— 在汉语中,就是在人间。 九十年代的中国诗坛上,我曾被戴两顶帽子:“乡土诗人”、“意象诗人”。当时,我以乡土为背景的诗歌作品比较多,意象创造也很用心。这两顶帽子是评论者为言说的方便而制作的,但我不想戴——诗人的大脑应该具有抗寒能力,不需要任何帽子来取暖或标志。 或许与散文写作实验有关,这些年来,一种综合性或者说整合性的写作,使我的诗歌面貌发生着变化,意象与细节、书面语与口语、形而下的经验与形而上的沉思,在深度融合。语言内部的紧张、日常生活的紧张,也因散文写作而缓解——在中年缓解紧张,是时候了。 但万变不离其宗——诗歌乃至中国文学的抒情本质,没有变。《诗经》所决定的抒情传统,贯通于汉语写作者的血液和呼吸,不管我们承认、察觉与否。零度抒情、客观性写作也好,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也好,皆须“我”在场——有“我”在,岂能与“情感”无关?连法庭上的控辩陈词都有“愤怒”、“仇恨”、“冷漠”在场,一首诗岂能放弃抒情的责任与能力?当然,抒情不等于滥情、虚伪、同质化的无效表达和喧哗。 如果说散文是布罗茨基所言“三个人以上”相处的文体,那么“两个人以下”相处或独处的诗歌,就显得冷峻、孤绝。周围不乏精神崩溃的诗人。需要散文,需要像散文一样的大地学习宽阔和放松。一页被风吹动微微卷起边缘的稿纸如同大地,我的笔尖在行走、跨界中,逐步混同南方和北方,获得精神的小满和清明。在汉语中,一个笨拙的人有福了。 或许,散文本身就是一种自适、自洽性的文体,是自度曲。当代文学史似乎就是小说史,批评家们大都倾心于若干小说家的才华和动静。因散文、非虚构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寥寥无几——似乎只有丘吉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没有“文学史情结”,接受平庸和凡俗,对语言不提出心灵以外的任何要求。我写作,就是我生活,像大地一样寒暑交替、水穷云起。当我更老,也许会写得更好,因为我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更深、更复杂难言。 大师如大海。我,仅仅能献出小池塘?但若能区别于他人,有“半亩方塘一鉴开”(朱熹),“鱼戏莲叶间”(佚名),有“绿树阴浓夏日长”(高骈),也好,也难。必须诚实、从心、独到地生活和表达,保持“云里烟村雨里滩”(李唐)的平易之难,避免“多买胭脂画牡丹”式的粉饰、夸饰。需要种种的失败感来帮助一个写作者接近诗神——需要失败感与诗,像寒冷的大气一样来为人性保鲜。 某小镇派出所内,一个失败感强烈的农夫向警察解释:他在路边捡起一截绳子,到家才发现,这截绳子的另一端竟然有一头牛!他解释得像写诗:镇定,缓慢,出其不意。一个偷窃者、一个改变了事物秩序的人,在一瞬间跨界、转化成为诗人、改变了语言秩序的人——当我在书桌捡起一支笔,到清晨才发现,这支笔的另一端竟然有一段沉实有力的文字!我感觉自己像是站在诗神面前,惴惴不安,解释。 我所能做的仅仅是像那个小镇农夫一样:捡。 五、等待准确的词出现在某个位置上 2015年,我去了一次北戴河、一次东海,面对无限、未知的波涛,迷上手机摄影。于是在周末到处晃荡、街拍。诗人中的优秀摄影家很多,如王寅、于坚等等。一个诗人的摄影作品,就应该像结实、准确的句子。日本摄影家森山大道说:拿起照相机,我就像雷达张开了器官。拿起手机,我也有雷达开始工作的感觉,瞬间捕获的画面,时时惊喜——像神来之笔。 在拍照的过程中,我加深了对桑塔格、本雅明、波德里亚关于摄影的种种观点的理解:摄影就是自画像,被拍摄的对象、画面,无不暴露出拍摄者的心境和处境——像散文,藏不住自我。 街拍,使我的观察方式有了变化。以往大而化之、熟视无睹的事物,在用手机镜头逼近的过程中会有新发现。摄影教会我观察细节、调整视角,也教会我耐心等待。曾经在福州路一个弄堂里站了二十分钟,直到一个抱着鲜花的姑娘掠过弄堂口,我按下镜头——无限欢喜。等待一个合适的人出现在空白的位置上,像年轻时代等待恋人出现在街头拐角的位置上,无限欢喜。像写作,等待一个准确的词出现在某个位置上。像数学作业——必须找到唯一、准确的答案,但这依赖于想象和推断,在因果之间根据定律来建立起联系——一道让人束手无策的平面几何习题,因增加一条辅助线,而峰回路转、轻松破解。 人生就是跨界——从中年跨入晚年、下午跨入黄昏。 墨西哥诗人帕斯谈到博尔赫斯的诗歌时说:“他为两种相反的至高境界服务:简朴和陌生”——简朴和陌生,似乎也可以作为我未来生活与写作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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